价值预设事物与事态——迈农对象理论中的价值论问题

迈农在对象理论中根据经验的"心理预设"确立了一系列对象之间的先验预设关系,其中价值预设事物与事态的关系表明:非个人价值作为高阶对象而潜存,它是价值判断的终极标准。对象理论深入讨论了价值的存在和把握问题,可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价值论。     

"怨恨"与网络话语暴力的心理机制——以汶川大地震期间的王石"捐款门"为例

网络话语暴力事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网络传播问题,它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机制,这一心理机制即"怨恨".本文尝试结合汶川大地震期间的王石"捐款门"事件说明"怨恨"心理在网络话语暴力事件中的作用机制.     

略论预设与语用暗含

许多著述者在论及预设(有人称为隐含判断或前提)时,常常把预设等同于“言外之意”,认为预设就是通常所谓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其实,通常所谓“言外之意”是泛指一切依附于一定的语言形式或体态动作而派生出来的非字面(话语)意义。它的范围远比预设广得多。具体地说,     

创伤概念的变革——从沙可、让内到弗洛伊德

"创伤"一词在当下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具有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属性。生理性的"创伤"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古老概念,而"创伤"一词的心理属性其实仅仅是近百年来的新创。"创伤"的英文词汇先后由traumatism发展到trauma,而创伤概念本身,经由沙可、让内和弗洛伊德三位在创伤理论学术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学者的相继探讨,则经历了内涵与本质由身体到心理再到潜意识的重要变革,而创伤主体也在这种变革之中变得逐渐分裂,trauma开始逐渐成为"创伤"的对应词,具有时间、认同解离性的"心理创伤"才真正诞生。     

规约隐涵、一般性会话隐涵与预设范畴的扩展

本文在考察规约隐涵、一般性会话隐涵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语句的非真值条件意义的再处理设想,即缩小"隐涵"范畴,扩展"语义预设"范畴。具体言之:解散隐涵集合体,只保留特殊会话隐涵,即"隐涵"等于"特殊会话隐涵";取消"规约隐涵"概念,把它归入语义预设(强规约隐涵归入典型语义预设,弱规约隐涵归入非典型语义预设);取消"一般性会话隐涵"概念,把它归入非典型语义预设。"预设"概念的外延扩展后,其分类系统则为:预设分为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语义预设再分为典型语义预设与非典型语义预设;语用预设再分为命题内容条件语用预设、预备性条件语用预设、真诚性条件语用预设和实质性条件语用预设。     

西方主流心理学意识观的现象学批判与重构

在现象学看来,自然主义深刻影响了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预设,心理学研究表现出"意识自然化",遮蔽了意识的"意向性"特点.借助现象学思想和方法实现对"意识自然化"的消解与重构,面向心理现象本身,回归生活世界,在意向性关系中,对在日常生括中呈现的、主体的心理属性进行纯粹的描述和意义与结构的理解,真实和完整的表现人的心理生活.     

毛泽东对传统“民本”话语体系的变革

话语体系是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中国古代以"民"为核心的"敬天保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话语体系,不仅对于稳定统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近代以来,毛泽东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中国现实出发,变革了以"民"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以"人民"为核心的"人民当家做主""为人民服务"的话语体系。话语核心的转变体现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意义表达,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伯纳德·威廉斯对康德道德责任理论的批判

责备是人们在面对理由时的一种典型回应性态度,对这一态度的恰当判断往往需要预设一个具有自主意愿的行动者及其责任的归属。"聚焦式责备"(focused blame)是当代道德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对责备这一概念在现代道德哲学尤其是康德伦理学中特定意涵的刻画。通过对其背后所预设的道德自我、道德责任、意愿等的批判性考察,威廉斯提出"作为起因的责任承担者"这一概念以阐明现实的行动及其后果对自我的构建性作用,指出康德伦理学借由纯粹意愿所构建的道德自我来承担绝对自由的这一理论抱负,有可能会遮蔽现实中人们的具体伦理行动和心理机制所原本拥有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现代中国语丝体散文的主体话语形态

"语丝体"散文是1920年代现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的成功实践,文体学的理论视角可以有效考察其创作主体深层心理涵蕴及话语复杂性.现代中国"语丝体"散文的自由话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自由"主题的建构,同时也使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品格,进而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核心精神没有堕落或丢失的证明.主体话语的意义功能与力量价值因此更为丰厚深远,从而使"语丝体"散文具备一定的超越性质.     

“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转变

"中国梦"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深刻体现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转变:在话语立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和排斥性,中国梦适应全球化时代各国意识形态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的趋势,显示出一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话语内容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普遍性和一般性,中国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中国化,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民族性。在话语重点上,中国梦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转换,将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转变为强调实现梦想的"建设"话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上的时代化。     

文艺工作者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工作者正确认识和自觉参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思想引领和重要遵循。文艺工作者是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其为谁说话、说什么话、如何说话关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正统性、特色性、实效性。文艺工作者话语权迷失是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失语失声";在一些文艺作品中"自语自乐";在一些公共场合里"胡言乱语"。文艺工作者参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关键是要在思想认识、身份意识、责任担当三个方面提升话语自觉;要通过对"本来"话语的理性审视、对"外来"话语的包容借鉴、对"未来"话语的美好展望来增强话语自信;要做好铸魂、修道、强能、合力四个实事来实现话语自强。     

"伦理"话语体系及其中国密码

"伦理"是中国文化最具标识性的基本话语之一,既不能与"道德"循环互释,也不能与"ethic"直接对话,否则将导致意义肢解甚至文化殖民,必须在话语体系及其辩证运动中才能倾听到其文化脉动."伦理"话语是由"伦"—"理"—居"伦"由"理"—伦理世界四要素构成的话语体系."伦"是"国—家"文明的特殊话语,是具有终极关怀意义、世俗而超越的伦理实体."理"是"伦"之"理",它不是西方式的认知理性,而是中国式的良知理性;在文化形态上,它不是理性主义,也不是情感主义,而是中国式的情理主义."居'伦'由'理'"是"伦"—"理"关系的文化原理和文化规律,其要义是从"伦"的家园出发,行"理"之达道."伦理世界"既是由"伦理"话语及其传统所创造的一种特殊世界观即"伦理世界观",也是其追求的终极理想."伦理"话语及其体系,携带特殊的中国文化密码,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气质,也具有特殊的文明史地位.     

中国古诗词中的语用预设

在古诗词翻译领域,如果忽视语用前提的重要性,就容易导致翻译失败。依照何兆熊对语用前提的定义,从意境(语境)预设、修辞预设、指称预设、文化预设四个角度对古诗词中的语用预设进行充分研究,对古诗词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主人翁话语的兴起(1930-1949)

本文所说的"主人翁话语"是指围绕工人阶级既是国家(或社会)的主人翁,也是公营(或国营)企业的主人翁这种宣称而构建的一套话语,其基本内容有二:一是关于作为主人翁的工人阶级的权利与责任的话语;二是关于如何使工人阶级具有主人翁的责任感的话语。基于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和解读,本文对主人翁话语在苏区萌芽、在边区初步发展并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得以兴起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权力、话语与社会变迁:以“党的领导”作为关键词

司法为什么需要党的领导,在政法领导人的话语中对此进行了反复强调和诠释。对此问题的回答史,反映了在历史长河中对法官性质与职能、对法院功能和定位的认识嬗变过程,此中亦折射了司法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权力与话语的复杂关联。关于"党的领导"话语,未来应当考虑"党为什么领导司法"的政治话语和"党如何领导司法"的技术性话语之间的区分,言说重心应由政治话语向"如何实现领导"操作性话语之转变,以在法治进程中促进政党领导司法的制度化、程序化、具体化和实践化建设。     

心理学分析框架下的货币

长久以来,经济学文本中的货币是中性的、非人格化的物质交换工具,本文试图走出经济学的话语系统,从心理分析的崭新视角展示货币所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和丰富的人格色彩。文中着重探讨了货币作为复杂的心理交换工具时所具有的丰厚本质内涵,剖析了金钱观的精神心理起源,挖掘了货币所具有的图腾效应、禁忌色彩和丰富的象征意义。     

走向情感主义：迈克尔·斯洛特德性伦理思想述评

迈克尔·斯洛特是西方当代道德情感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开拓了德性复兴的情感主义"新方向";他先把"关怀"德性预设为一种内在的心理事实,再把"移情"当作它的外在的、生成性评价机制,构建了一种基于移情的关怀德性伦理学体系;在道德知识论上,移情也是沟通道德之"知"与"行"的经验参照;斯洛特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儒家伦理在当代德性论语境下的解释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形而上学的“限度”与“过度”

<正>形而上学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追问并构建自身存在的预设前提,这个预设前提就是形而上学能够显现自身特质的"限度"。古典的对象性形而上学的预设前提或根基是"本体",其固有的限度只能关注于"对象"的纯粹客观有效性。笛卡尔确证"我思"的明证有效性先于"我     

审美语境下的内蒙古图腾文化

笔者选取最具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狼图腾"作为研究的突破口,阐解由巫术心理生发出来的审美精神诉求,以及二者演进及转捩的内在契机.在后殖民主义话语背景下的中国艺术界,保护好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应是我们每一位艺术工作者的责任,基于此,本文对文化的保护和理解,提出了有益的、可尝试的理论向度.     

斯洛特是如何从“是”推出“应当”的

斯洛特认为我们可以从人们正常条件下对某种行为移情反应的事实(亦即赞同或不赞同某一行为的心理习性或人性倾向的事实),就可以有效地推导出关于该行为道德属性的道德判断。换言之,我们可以从"是"推导出"应当"。然而,由于他的论证预设了接受他推理有效性的人们必须具有移情心和移情体验,这就使得他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依旧建立在听者的心理特征而非前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上。从"是"到"应当"的过渡至少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建立在某种先天认知的基础上,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如同几何学中的公理一样必然和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