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田猎习武的军训观

《周易》的军事思想是丰富的,它多侧面地涉及了对古代军事斗争现象的理解和概括,其中也包括了军事斗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田猎习武。在《周易》所取田猎之象中,真切地体现着《周易》的战争观念、军训观念。其中反对躁于用武的田猎观;田猎所体现的古朴的人道精神;田猎之义是为诛除丑类;以田猎形式来娴习征战技艺;田猎之获,演习着战争胜利的意义等等,质而言之,这就是它的战争观念。本文即专题探讨《周易》对古代田猎习武现象的认识及其所具有的观念。     

论礼学脉络与礼学史分期

从远古殷商以"致敬鬼神"为核心的宗教之礼,到西周以"人文道德"为核心的制度之礼,周公"制礼作乐"是一大关键;从西周以"人文道德"为核心的制度之礼,到东周以"礼缘情而作"为核心的观念之礼,孔子"克己复礼"是一大关键。西周"制礼作乐",实现从天道到人道的转折,直接扭转中国文化走向;东周礼乐思想,实现"礼"的学术化,深刻影响中国学术史与思想史。礼学在先秦即已实现关键性变革,由秦汉迄于清代,皆循其轨而有所发展。秦汉至隋唐礼学之主体特征是体制礼学,宋明时期礼学之主体特征是心性礼学,清代礼学之主体特征是全面整合。     

试论中和思想影响下的西周德礼制度

西周讲求德治,西周的德治为西周君王的习惯法之治,其基本的追求就是中德之治,而中德之治则是中和精神在德治中的体现。周人反复讲德,并非伦理道德上的空泛之论,而主要是讲行为规范,是政治行为规范。中行就是中德,中德即中行,作为西周德治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和思想它几乎涉及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德礼制度,其他政治理论构成了相当完善的治国理论体系。文章就中和思想对西周德礼制度的影响作了深入的探讨。     

上博竹书《天子建州》“礼者义之兄”章的礼学阐释

东周时期,针对礼文的形式化弊病,儒家苦心孤诣,力图匡救时弊,强调礼的根本在于内在精神。儒家礼学思想,从"礼物"上表现为一种"尚朴贵质"论,此即《天子建州》"豊(礼)之于宗庙也,不腈(精)为腈(精),不美为美"所蕴含的礼学观;就"礼仪"而言,则体现为"重情",重视人的诚敬之心与内在德性的取向,此即《天子建州》"义(仪)反之,腈(精)为不腈(精),美为不美"所体现的礼学观。儒家力求在历史发展中,礼乐能够质文统一、情文俱尽,简文"礼者,义之兄"即体现出这种礼文质兼善、和谐相济的礼学观念。     

生命:丰盈,抑或匮乏?——从身体哲学看中国古代“性善论”传统

作为人性最基本的规定,"性善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命题,而是中国哲学对生命之自足、强盛与丰盈的神圣肯定。正如尼采以"身体即权力意志"来为现实的人生辩护一样,"性善论"对生命的自信也缘于其本质的"身体性"。因为,身体总是处于联系中的身体,从中开出了中国以象征交换为特征的"礼"的文化;同时,"礼"的交互性体现并维护着生命的"生生之仁"。在以"匮乏"为前提的经济理性支配人类世界的今天,高扬生命之"丰盈"的中国哲学无疑会为我们开启一道重新发现人之内在神圣的智慧之光。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兴起"好善恶恶"、自信多样的真情主体,"立于礼"挺立含情节情、履言范行的文理主体,"成于乐"完成大气仁爱、自由和乐的情理主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属主体起情→守理→合情理之自我挺成与社会共生。其中,"兴于诗"先于"立于礼"与"成于乐","立于礼"把持"兴于诗"与"成于乐","兴于诗"与"成于乐"内置"立于礼","成于乐"统摄"兴于诗"与"立于礼",三者一体有分,交融互进,相须为用,圆融挺成主体之人格。     

孟荀各“一偏”——荻生徂徕之“祖型”辨

关于荻生徂徕的思想渊源,"荀子祖型论"几成定论。徂徕本人却强调孟荀皆为"一偏",此即暗示荀子不能单独成为徂徕思想的祖型,亦提示有必要重新梳理徂徕对孟荀的看法。我们于《孟子识》中可以见出徂徕虽不满孟子以言争胜和"脱略礼乐",却从孟子的思想中提炼了以"习熟"为中心的仿效论,此为徂徕之古文辞学成型的关键;从《读荀子》的"荀子大见处"出发,在突显徂徕沿袭荀子之天、道、礼之关节点的同时,亦可见出二人侧重点及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在交织着孟荀因素的人性论中,徂徕所重并非不可变之"材性",而是"习善则善,习恶则恶"之"习性",而且"善移"之"习性"在未发的起点上还保留着"相亲相爱相助相养"之"善"端。可见徂徕并非简单的"贱孟扬荀",只有以统合孟荀的视角重新分析其思想中的孟荀成分,才能更为恰切地理解徂徕所言"思孟者,圣门之御侮也;荀子者,思孟之忠臣也"。     

论先秦儒家“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

"仁义礼"三位一体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总脉。它肇端于孔子,完成于孟子,系统阐述于荀子。在此三位一体架构中,"义"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上承"仁",下起"礼";大而言之,则上接于"道",下侪于具体语境。对"义"的涵义需于仁、义、礼或者道、本心与语境三者通融一贯的整体意象下予以把握,"理"、"宜"、"意义"和"正当性"等具体涵义均来源于此一整体意象。"义"的核心意蕴则为"道德辨别力","仁"或者"道"通过它得以落于实行;反过来,对外在规范(礼)的践行亦可由之达于至道。概言之,"义"是沟通外在情境与道德本体的枢轴、实现情理转化的关键。同时,道德辨别力具有自我创新的特性,借助它,"仁义礼"三位一体结构便成为一个动态的体系而永葆活力。     

朱子《家礼》的特质——基于社会教化的视角

本文从三方面概括了朱子《家礼》的特质:第一,《家礼》按照"礼有本有文"的原则,系统地规定了"家日用"之通礼,突出了"纪纲人道之始终"的冠婚丧祭之礼,从而将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广泛贯彻到百姓日用常行之中,最终实现了化民成俗的目标;第二,《家礼》遵循"礼者履也"的基本理念,制定简便易行的家庭(族)礼仪,使之能够普及到社会底层,成为影响至今的民间通用礼;第三,《家礼》借鉴宋儒对家庙以及宗法制度的构想,创造性地改造了原有的"祠堂"概念,通过设定宗子在"家礼"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发挥宗法制度在维护家族秩序中的作用。历史证明,祠堂及其宗法体系在后世的运用中确实发挥了敬宗收族、凝聚家族力量的重大作用。     

从"箕子明夷"到"听其有矢"——对《周易》"明夷"的法文化解读

"明"即辨别、验证,"夷"即弓矢的合文,表示弓、矢上面的符号一致."明夷"即"验证弓矢".弓矢是东夷民族发明的工具和武器.弓矢是论功行赏论罪行罚和确认战利品归属的重要凭据,也是确定猎获物所有权和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古."(渡)"字中的"去"由弓矢二字构成,表示弓、矢上面的符号不一致."明夷"与《洪范》九畴之"明用稽疑"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明夷"或即"明疑."这种方法由于曾经被殷末箕子所提倡或坚持而与其名字联在一起.西周金文"(渡)"字的产生与"明夷"制度有关."(渡)"字标志着古代法律由神判法(独角兽扁)向人判法(重视证据)的过渡.     

礼理之变对中国画的影响

封建贵族社会"礼"就是法,把贵族小社会之"礼"推向集权平民大社会,显然不匹配,对"礼"的简化,对儒学终极的解释便产生"宋理"。"天理至善",人性有"天理"一面,也有人肉体之"气"一面。"气"是善恶之源,孔子的人本是被动的"克己复礼",孟子的人本是主动的"养浩然之气"。是固,"礼"时代的绘画是"成教化,助人伦"之作,"理"时代的绘画是"心源"之作。"礼""理"之变使中国画入俗外,更塑造着中国画色形之彩。     

乐本和·礼主序·道文明——儒学与音乐研究

《乐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乐而生音,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人心感何物而乐以生音也?熊十力先生言:"乐本和,仁也;礼主序,义也。"人心感和而生乐,仁自在其中也,以和固具真实、健动、至善之仁德者故;人心感和而乐所生之音,即有序之礼者是也,义亦自在其中,以有序之礼一为和乐之仁权衡而宜以错之,故无有失义之患耳。是则惟人心感和乐所生之音,体仁载序,行而敷礼弘义,"以教人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也。"据此本文从音乐起源之哲学思考、音乐之价值判断、音乐实践之秩序与音乐教育之宗旨四个维度,对音乐蕴昭人类文明所道之和乐礼序,作深入研究。     

宗教融汇的建筑表达 以武汉古德寺为例

<正>一在武汉汉口老城的一条小巷中,深掩着一座百年古刹——古德寺。这座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的寺院,始建于清光绪三年(1877),最初名为"古德茅蓬",当时只是一座简陋的茅蓬。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战事蔓延至汉口,然后是汉阳。在这两大城镇之间展开的长达41天的战斗,史称"阳夏之战"("阳"为汉阳,"夏"为夏口,即汉口的古称)。寺院周围也成为主战场之一。古德茅蓬的宁静就此打破。     

论圣人制礼之依据与旨归——以《易经证释》释履卦为中心

文王六十四卦卦序将履卦[■]放在小畜卦[■]之后,与孔子所说的"富而教之"之意相通。履与小畜相辅相成,互为其用——畜以致履,履以保畜。履有补阙之象,即通过自修,"克己复礼"来复性全生。履卦"上天下泽",为天地万物有其定序之象,圣人因之而制礼,以体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之旨。履卦亦有父慈子孝之象,圣人据此而制定孝亲、祭祀之礼,以体现报恩之情、固本之宜。从履卦之字形结构来看,履有依栖安息之所及复归于道之意。礼教之成可以化所难化,通所难通,故履卦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寓有礼教已成之意。履卦之"上天下泽",虽有上下之分,而更重上下交孚之用、交济之情;虽具尊卑之分,而更重合和感通之功。故圣人制礼并非以尊卑等级为重。履卦六爻之辞及其象义,则因其时位而分别寓有素位而行、守中不失、无礼则凶、光明不疚、乾惕不息、成德达道之旨,而其要则在"内止至善""外明明德"。故礼之用在于全人生、定民志及平治天下。明白圣人制礼之依据及其旨归之后,我们在制定适应新时代之礼仪时就要以实现复性全生、上下交孚为鹄的,以激发人的先天创造力为宗旨,而不应以束缚人、限制人为目标,以避免再次发生"以理(礼)杀人"之悲剧。     

从“了解”到“评估”——评《仁礼之辨:孔子之道的再释与重估》

<正>孔子研究者依据《论语》,大体同意"仁"与"礼"是孔子思想中的两个重要范畴。但二者孰轻孰重?它们之间又是何种关系?当下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答案却见仁见智。众所周知,"仁"和"礼"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大致有三种意见:其一,认为孔子思想中以仁为主,礼只是仁的外在表达。其二,认为孔子思想的中心是礼,仁附庸于礼。其三,认为孔子思想里,仁与礼同等重要,并无主次之分。因此,对孔子思想中"仁"和     

儒家实践智慧的礼学演绎——论朱子的礼学实践观

儒家礼学有着较强的实践性,朱熹出于应对佛老的挑战和纠正当时学界重空谈义理而轻道德实践的流弊的需要,更为强调儒礼的实践特质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实践。在朱熹看来,"因人之情"的情感原则与"经权相济"的辩证智慧,是儒家礼学在生活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的方法论基础。其中,"敬"与"礼宜从厚"是其情感原则的基本内容,"时"与"中"则是构成经权"相济"原则的核心要素。朱子对礼的实践性特质的重视和对礼学实践原则的讨论,为儒家的实践智慧提供了一个情理并重的理论样本。     

乡饮酒礼起源新探

学界对乡饮酒礼的起源问题尚缺乏深入讨论。甲骨文与金文中的相关资料表明:乡饮酒礼萌芽于原始的对饮,至殷商时期发展为由商王主导的饮酒仪式,称作"乡酒"或"乡饮酒";到了西周初期,周人继承了这种饮酒礼仪并有所损益;中期以后,随着乡遂制度的产生,出现了由乡大夫主持的乡饮酒礼。至此,《仪礼》所记载的乡饮酒礼最终定型。乡饮酒礼之"乡",其字义完成了由"飨宴"至"乡遂"的转变。     

请“礼”让位合理吗?——孟子论“礼”的双重内涵

尽管孟子描绘的君子人格需要成就"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的要求,但"礼"在孟子思想中似乎处于辅助性地位。"礼"或者被认为是习俗规范,因能实现"仁"与"义"而具有工具价值;又或者有学者认为孟子之"礼"论具有较强的内化倾向,道德性的"礼"弱化了"礼"的外在规范性。同时,在《孟子》中,先贤也有貌似"违礼"的行为,孟子以"权"变解释这些行为是合理正当的。如是,初读《孟子》,难免留下请"礼"让位也未尝不可的印象。然而,对于孟子来说,"礼"并列为四德之一是有必然性的,对"违礼行权"也给出了严格的规定。通过分析《孟子》中与"礼"相关的文本,可以整理出"礼"的双重内涵,即规范之"礼"和德性之"礼"并重,且相互融通依托。通过对"礼"两重含义的梳理,能帮助我们开启对孟子"礼"论研究的新视角;通过重新界定"违礼行权",也可唤起对孟子"礼"思想的更进一步的重视。     

自我超越的“学为君子”之道——《论语》“学而时习之”章析义

对于历来众说纷纭的《论语》"学而时习之"章的解读不能脱离孔子儒学的基本特质。在孔子的思想中,"学"是一种兼具现实性和超越性的活动,它的目标是人的完善,标准是"上达"于天,关键是"自觉悟"。"时习"之"说(悦)"、"朋来"之"乐"、"人不知"之"不愠",正是在自我超越的"学"中才能够有机统一起来。"时习"之"说(悦)"和"朋来"之"乐",旨在从积极的方面阐明"学"的乐趣;而"人不知而不愠",则试图从消极的方面来避免人们在"学"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懈怠情绪。在"学为君子"的宗旨之下,"君子"成为一种可以自我塑造的身份。     

吴光明“中国身体思维”论说

##正##吴光明(Kuang-ming Wu),生于1933年。早年赴美攻读法国及德国现象学,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多所大学执教,终生从事庄子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他所提出的中国"身体思维"(body thinking),并非身体性思维(bodily thinking),宛如独立的思维拥有身体性质。反之,"身体思维"表示身体本性一直从事思维,思维即是身体本然之活动。思即身,体即思,体思体现为中国之身体思维。因中国思维一贯而具体,具体即体思。吴氏的研究,使其成为蜚声国际的中国哲学研究者。笔者认为,"身体思维"具有三个层面,即具体思维、故事思维及跨文化互动,兹一一阐明如下,以向读者揭示中国"身体思维"深刻的奥旨和缤纷的胜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