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述作当在董仲舒辨——徐彦所引《戴宏序》说质疑

《汉书·儒林传》韦贤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战国时代稷下齐学,丰富多采;其后流衍之迹,线索犹多未泯。今从汉代《公羊》入手,清理旧说,寻求根源,便可窥见上承齐学,灼然无疑。一历来提起《公羊传》的述作,大都信奉戴宏的说法。唐徐彦《公羊疏》引《戴宏序》说:     

《春秋》“借事明义”说辨析:《公羊传》的传统与宋代理学的新诠

“借事明义”是《春秋公羊传》诠释《春秋》经义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由董仲舒点明,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推阐,而成为贯通《公羊》学“三科九旨”诸说与《春秋》经文的无形脉络.宋代理学化的经学家在注解《春秋》时也自称运用“借事明义”之方,其代表程颐、胡安国以“穷理”统摄《春秋》经解的一切方法,将“借事明义”等同于“格物穷理”,...     

公羊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对《公羊传》别树一帜的“三世说”历史哲学及其戏剧性命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认为:《春秋经》中寄托着孔子政治理想、寓含褒贬的“大义”,是公羊历史哲学的源头。《公羊传》则形成了一套具有政治性、交易性、可比附性特点的“三世说”。西汉董仲舒加以发展,并与政治相结合,使公羊学大显于时。东汉末何休对公羊家法作了总结,将三世说与“据乱——升平——太平”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相结合。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历史哲学进行了革命性改造,为它注入了近代的内容,戊戌维新时期,公羊学与资产阶级思想相结合,成为维新派的理论纲领,而且是近代文化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内在基础。     

"大一统"观念的起源及其流变

作为中国古代奠基性的思想观念,大一统的内涵异常丰富。从《公羊传》的最早提出,到董仲舒的引申发挥,再到正统、统一等重要思想、政治理念固定成形,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转换聚合。追溯《公羊》的大一统的本义,梳理其流变,有助于我们思考古今变通的法则,为当今传统思想的转型提供借鉴。     

论董仲舒的“张三世”学说——以何休为参照系

“张三世”学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张三世”说,但何休《公羊解诂》从未提及董仲舒,使得何休的“张三世”是否可以溯源到董仲舒那里遂成为一个问题,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以何休之说为参照系来考察董仲舒的论说,可以发现何休关于“张三世”说的两层内涵在董仲舒那里都可窥见一斑,由此足见董、何之论《春秋》“三世”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不过,董仲舒的“三世”思想虽然不殊于何休,却没有何休那么成体系性的论述,其理论形态相对而言也没那么成熟。     

公羊家政治敬畏观念的灾异表达

灾异在公羊家的眼中绝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昭示天意天命的祥瑞谴告。公羊寿所著于竹帛的《公羊传》中已有明确表达;董仲舒既结合五行进行解说,同时又对灾异给予了理论概括;何休详细解诂《春秋》灾异,更是极尽其能事。灾异说的政治本意是谴告人君保持政治敬畏,检讨政治行为,调整政策政令,坚持民本政治,帝王的罪己诏是灾异政治的集中体现。就帝王君主而言,灾异不仅是一面自然之镜,是必须面对的铁定事实;而且是一把神圣之剑,是必须敬畏的天意民心。公羊家政治敬畏观念的灾异表达体现了一种可贵的人文关切和政治智慧。     

从《公羊传》、《谷梁传》的主要区别浅探齐鲁文化的差异

《公羊传》、《谷梁传》同《左传》一起,合称为“《春秋》三传”,三者都是对《春秋》经典加以解释,但三者所立角度不同。《左传》以阐述《春秋》历史的史实为主,是一部史学巨著,而《公羊传》、《谷梁传》则重“义理”,是两部政治哲理书。《公羊传》旧题战国齐人公羊...     

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思想渊源

据史书记载,董仲舒所治《春秋》是公羊学。《公羊传》应是一位姓公羊的经师在其以前传经学者的基础上综合成书的,大概形成于战国末年。就孔子弟子看,子夏与《春秋》的关系最为密切。子夏之后,孟子、荀子对《春秋》重"义"的思想都有论述,而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最重视此种思想,因此,孟子、荀子思想对公羊学也有重要影响。此外,齐学对公羊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形成。     

《公羊传》行权、复仇理论探微

《公羊传》最早将行权、复仇观念理论化。《公羊传》的行权理论本身就有对权变范畴的阈限,既适当鼓励又加以规范,尽量做到"中立而不倚",追求公正合理。所谓"《公羊》多任于权变"之说,实属误解与偏见。《公羊传》的复仇理论亦有相当的合理性,但由于其论证方式固有的缺陷,加之传文对复仇的判定标准前后不一致,自破其规,导致后人在理解及实践《公羊传》之义的过程中有所偏激,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引发后世对《公羊传》复仇理论的批判。     

弃其天伦：何休篡改《公羊》发覆

《春秋繁露·顺命》的部分内容见于《谷梁传》而不见于今本《公羊传》,引起学者争论。由《春秋繁露·观德》与《顺命》篇的文辞在结构与内容上的严格对应，可证《顺命》之文当出董学。进一步分析《观德》与《顺命》二篇的内容，可知“鲁庄公之不得念母、卫辄之辞父命”皆属“天伦”。“天伦”只见于《谷梁传》而不见于今本《公羊传》,《五经异义》引“《公羊》说”言“武王为天诛纣”在今本《公羊传》中也没有对应的文字。之所以如此，当是何休删削了《公羊传》庄公三年的“天伦”之文，并篡改其经义为“诛不加上”。     

刘逢禄《公羊》学的三个层次北大核心CSSCISSCI

刘逢禄的《公羊》学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可以分别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春秋》者五经之管钥、无《公羊》则无《春秋》、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说到底不过是落实到三科九旨这一所谓经学微言大义上,而其体现则是董仲舒、何休为代表的《公羊》学。由此可证,三科九旨实为刘逢禄经学思想的根本所在。     

“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

“间距化”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本质义以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二)《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春秋》之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间距化”;(四)《公羊传》解释的意义与《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形成了《春秋》之微的主要特征;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构成了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间距化”为董仲舒发挥主观思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董仲舒《公羊》学方法论

西汉经学首推《公羊》。《公羊》大师最著称者 ,非董仲舒莫属。董氏能从《公羊》中发挥出自己的学说 ,与其方法密不可分。他的这一方法 ,在西汉今文经学中极具代表性 ,更给其后二千年经学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大凡在经学义理方面有所成就的经学家 ,都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或暗、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董氏这一方法。一董仲舒是经学史上借用典籍以言己学的开山人物。他研治《公羊》 ,不是为了墨守其学 ,而是要借以建立自己的董氏《春秋》学。他的治经就不可能以文字训诂为主 ,“我注六经” ,而只能是“六经注我” ,以解经来灵活地阐发己说。《公…     

试论苏舆对董、何“三正”说的批评与诠释

《春秋公羊传》通过“通三统”例,以“存三正”的方式处理王朝更迭后新王与旧王间的关系,用“存二王后”的形式保留前朝社稷、服色,籍此展现“尊先王”之意。清末学者苏舆通过分疏两位汉代《公羊》学先师董仲舒、何休对“以《春秋》当新王”一旨的不同诠释,以及“亲周”与“新周”的异文,成功地构建了董仲舒与何休对“三统”诠释的两处矛盾,并以《春秋》“只改正朔而不易王统”为基点,凭借将商、周、汉通为三统的理论构建,批驳了何休以降的今文学家所认同的《春秋》“黜周王鲁”说,否定了康有为本诸“通三统”例而构建的“改制”之论。但苏舆对董仲舒“统三正”说的诠释完全建立在对何休“通三统”论的批驳上,带有强烈的学术及政治主观性,亦未必董氏学之本意。     

董仲舒的犯罪心理学思想研究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汉代最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据《汉书·董仲舒传》载,他“少治春秋”,以“三年不窥园”的刻苦精神深究《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成为西汉时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汉景帝时,董仲舒曾任博士,讲授儒家经典。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三篇“对策”博得武帝的赏识,官拜江都相。晚年,他免官居家,著书立说,然而“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生活于西汉中期。这时,诸侯王国割据的局面已经基本结束。董仲舒适应时代的要求,从     

蒙文通对晚清《公羊》学及董仲舒的批评——兼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影响

蒙文通通过探讨今文经学的革命说,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批评了晚清《公羊》学讲改制而不讲革命之说,并对晚清《公羊》学的思想渊源———西汉董仲舒今文学亦提出批评。从中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以来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深刻影响。     

《春秋》“序辞”的微言大义——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诠释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之作,是春秋公羊学的开端。《公羊传》以义传经,主要通过书法或笔法,以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书法”,即《春秋》记事的一般法则,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书与不书、称谓、用词、时月日录、地录等方面,其基本特征是曲折深微。“序辞”,即辞序或词序,是词在词组或句子结构中的先后顺序。《公羊传》认为,序辞是《春秋》书法之一,有微言大义。董仲舒是西汉公羊学的大师,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一方面明确地概括出“序辞”的观念,且把序辞作为《春秋》正名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继承《公羊传》的基础上推见至隐,曲折幽深地阐释序辞的微言大义;再一方面,通过《春秋》序辞的书法而创造性地建构出天人之道,所谓“天之道,有序而时”。公羊学家所阐释序辞的意义即微言大义,与序辞的通常意义即常言常义有重大的间距,这有利于公羊学家发挥其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陈其泰西汉时代,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大盛。《春秋繁露》归纳并阐发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以《春秋》作新王等重要命题,符合于武帝时代的政治需要,由此构建起公羊学理论的总体框架。“王鲁、故宋、新周”这组命题是基于历史上制度演变...     

董仲舒经权观对道义论立场的回归

《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重后果的倾向。董仲舒通过将“义”与“道”引入到经权理论之中,为“经”“权”相反相成的经权观的道义论立场找到了一个相对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弥补了《公羊传》中的经权观只能通过在经权关系之外设置实践限制的方式来避免行权违背道义原则的不足。在坚持重道义的基础上,把道义与结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贯立场。董仲舒经权观中道义论立场的明确和回归,反映了经权关系理论提出初期儒家学者对道义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的调适与平衡。     

公羊学的历史哲学观

公羊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哲学观,它在儒家经典《公羊传》中已见端倪。在汉代,通过董仲舒的阐发和何休的总结、发挥,公羊学的以“三世”说和“三统”说为主要内容的变易、发展的历史哲学观形成了。清代中期以来的公羊学者,为汉代公羊学者所阐发的变易史观增添了更为广泛的哲学基础,使较为粗疏的变易史观更加深入、细致。公羊学的变易发展史观有很强的现实关照性和政治目的性,这就决定了公羊学的变易、发展史观比较粗疏,不精密。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随着公羊学的政治生命上走到了尽头,其变易发展史观便朝着纯粹的学术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