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僧官制度探析

北魏僧官制度以昙曜任沙门统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北魏的僧官制度很不完善,昙曜在任沙门统之后,北魏的僧官制度不仅逐渐完善,而且僧官的权利也不断扩大,从而导致北魏晚期僧官的弊政,但北魏较为完善的僧官制度却对北魏的政治、经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后世制定僧官制度的范本。     

古丝绸之路与中国佛教造像艺术 以云冈石窟为例

正"文化融合"是云冈石窟佛教造像艺术的最大特色。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生动展现了从丝绸之路传入的古印度、中亚等不同文明的艺术元素与中国传统艺术之间不断交流与融合的历史。北魏太严五年(439),北魏灭北凉,迁3万多北凉国人到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于是"沙门佛事俱东"。来自凉州的僧人昙曜后来担任北魏最高的僧官——"沙门统",并于北魏和平元年至     

云冈石窟早期造像 在犍陀罗风格中融入中国元素

正昙曜五窟的开凿,始于和平元年(460),是北魏文成帝实施佛教复兴政策的产物,处在不同艺术风格相互交融的历史十字路口,造像具有较明显的犍陀罗风格,与此同时,呼之欲出的是佛教艺术中国化时代的到来。云冈石窟第16至20窟是最早被开凿的石窟,主尊都是十五米上下的雄浑巨像,在云冈石窟中最为雄伟。因由北魏沙门统昙曜主持开凿,故而也常称其为"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开凿始于和平元年(460),是北魏文成帝实施佛教复兴政策的产物。     

昙曜兴佛及其历史地位

昙曜在北魏佛教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文成帝的支持下,昙曜通过开凿石窟、改革僧官制度、新设寺户和撰译佛教典籍等实践活动,不仅实现了他“弘教护法”的愿望,而且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昙曜译经与早期云冈石窟建造 以《杂宝藏经》为例

正作为云冈石窟的主持者,北魏沙门统昙曜不仅将西来文化融于石窟之中,更是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佛教的发展状况将其所倡导的佛经教义表现于石窟之中。由此可见,昙曜译经与石窟营造相得益彰,分别是北魏佛教文字与实物的记录。北魏和平元年(460),高僧昙曜秉承圣命,于距平城16公里处的武州山开凿石窟,石窟依山雕凿,现存大小窟龛254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作为皇家石窟的主持者,昙曜对云冈石窟的雕刻内容、造像风格以及石窟的开凿理念,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佛教僧官制度

佛教传入后最初在上层社会流布。显然汉代的皇帝和宗室接受佛教是后者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确凿的材料显示南北朝时代的后秦时代已有完整的僧官制度。其实还要早一些,即在北魏时代皇帝就已经委任了管理佛教僧人的官员。法果就曾受命为“道人统”。僧官的设立早在东晋及北魏之际。     

中国古代的佛教僧官制度

佛教传入后最初在上层社会流布。显然汉代的皇帝和宗室接受佛教是后者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确凿的材料显示南北朝时代的后秦时代已有完整的僧官制度。其实还要早一些,即在北魏时代皇帝就已经委任了管理佛教僧人的官员。法果就曾受命为"道人统"。僧官的     

南朝僧官考

<正>东晋以后,中国佛教界出现政府任命僧人管理佛教宗教事务的制度。关于这项制度的草创和形成,早期僧史记载不清。隋代灵裕《僧尼制》、彦琮《僧官论》,今已不传。唐神清《北山录·住持行》概述唐前僧官,以北统南,源流未明。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设“立僧正（尼正附）”“僧统”“沙门都统”“僧主副员”等,纲举目张,有益后学,但丛抄僧史,     

北魏宗教管理体制初探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和道教发展十分兴盛,为了加强对宗教特别是佛道两教的管理,北魏最早设置僧官制度,任命沙门统和仙人博士官,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宗教管理体制:昭玄系统和崇虚系统,分别管理佛教和道教.北魏的宗教管理体制首开政府宗教管理的先河,国家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对宗教实行宏观管理,其先进的管理体制以及诸多管理原则和管理方式为后世所借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隋至五代西天祖师像与《付法藏因缘传》

北魏时西域沙门吉迦夜与昙曜翻译的六卷本《付法藏因缘传》记录了从佛陀传法迦叶始,至师子比丘的二十三位西天传法祖师,它对中国天台宗、禅宗等宗派祖师系统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图绘西天祖师像的做法在北朝时已出现,但严格依照《付法藏因缘传》文本绘制的当为开凿于隋开皇九年(589)的大住圣窟。此后直至晚唐五代,龙门和敦煌均有西天祖师像的图绘或文字记录。这些内容展示出地论宗、禅宗等宗派利用《付法藏因缘传》进行本宗祖师建构过程中的细节。     

云冈石窟佛教造像服饰风格的中国化演变

正从早期"昙曜五窟"的印度服饰为主,到中晚期的南朝士大夫"褒衣博带"式服饰,云冈石窟佛教造像服饰的演变,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也反映了当时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过程。一云冈石窟是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期的大型石窟寺文化遗存。从北魏文成帝(440-456)复兴佛教开始,到北魏正光年间(520-525)止,开凿时间历经近70年之久。云冈石窟艺术气势宏伟、内容丰富、雕饰精美,代表着公元5-6世纪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东方石雕艺术的精魂",也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金元五台山僧官考——以碑刻题衔为中心

唐五代是五台山僧官制度的确立时期,华严寺智頵担任十寺都检校是五台山僧官之始。五代时五台山僧官称十寺都监,北宋称十寺僧正,金代称十寺都提点,元代称都僧录,自成系统,各具时代特色。在元成宗大德年间,还以五台山为中心成立了一个跨行政区域的"五台等处释教都总摄所",是已知白云总摄所、江淮(浙)诸路总摄(统)所、隆兴等处释教总统所、陇西四川总摄所、宁夏甘肃释教都总统所之外的又一个地方性僧官机构,其宗教史学价值极为重要。这种变化不仅是各个时代僧官制度的不同所致,也是封建王朝为确立自身正统性的必然要求。五代以后五台山僧官多出自真容院系统,对扩大其影响力提供了极大便利,为明初真容院从显通寺分离出来奠定了基础。宋代除了僧官系统之外,五台山还有一个常设的行政管理机构"五台山寺务司"。佛教事务管理的双轨制是五台山宗教管理制度的一大显著特点,这一行之有效的宗教治理模式值得后世借鉴。     

玄中寺非昙鸾建寺考

玄中寺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但并不是北魏净土宗祖师昙鸾创建的，也不是昙鸾专门为传布净土宗教义而建造的。本文对一些论著中关于昙鸾始建玄中寺及专门为传布净土法门建造玄中寺的记载及观点提出质疑     

清代山西五台县的僧官制度

僧官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管理汉传佛教事务的重要措施。清王朝对地方僧官机构及人员的设置在《清会典》中有制度性规定。山西省五台县的僧官制度具有特殊性,与《清会典》中的规定并不一致。在定义“僧官”一词的基础上,首次分析了五台县特殊的僧官制度,并得出了清代地方僧官机构与行政体制并非简单对应关系的结论。     

论明代僧官制度CSSCISSCI

明代僧官制度是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僧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系统。僧官在管理佛教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僧司衙门配合礼部做好全国的佛教管理工作。明代僧官制度与世俗官僚制度相适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论明代僧官制度

明代僧官制度是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僧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系统。僧官在管理佛教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僧司衙门配合礼部做好全国的佛教管理工作。明代僧官制度与世俗官僚制度相适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修撰于五台山的字书《悉昙字记》与《龙龛手镜》

《悉昙字记》,又名《南天竺般若菩提悉昙》(据书名下的小注),一卷。唐山阴沙门智广撰,撰地五台山。收入《大正藏》第五十四卷。《悉昙字记》未署撰时。书序云此书出自南天竺(印度)沙门般若菩提在五台山时对作者的传授。而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七记载,般若菩提是在“(贞元)十年三月发趋清凉。巡礼五台,至于秋首。十一年四月还至上都(长安)”的。以此推断,《悉昙字记》约撰于贞元十年(795)。又由于此书见载于日本入唐求法沙门空海于大同元年(相当于唐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十月编的《御请来目录》,为空海住长安时所获的写本,因而日本学者也有根据著录的时间。     

昙始考

昙始是北魏时期佛教神异人物,也是最早向高丽传播佛法的高僧。《高僧传》基于宗教目的,载述其神异事迹较多;《广弘明集》则较为客观;再与正史《魏书》对比,以及与《昙始行状记碑》、山西青莲寺出土的昙始造龙华像碑相互参证,甄别人物,厘清了昙始扑朔迷离的生平行迹,总结了他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功绩,亦从侧面反映了《高僧传》等佛教史传文献的撰述特点。     

论宋代的僧官制度

本文在中日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宋代僧官制度问题,补充了中央和地方僧官的职位设置情况;还重点探讨了学界未涉及的僧官任命制度的变迁问题,并从历代僧官所拥有的宗教自治权的大小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宋政府欲将佛教置于更严格的国家行政控制之下的施政意图。     

清规与道风建设

一、清规源流概略佛教正式传入我国的时间约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年,早期不但教理不完备,戒律更是要晚很多年才传来。作为规范僧团和教团的律仪最早的传入时间是曹魏,当时译出的也只是两个关于受戒羯磨的简本:一个是曹魏嘉平年间(249—253),中天竺昙柯迦罗到洛阳译出的《僧祗戒心》,并且在译出后请梵僧立羯磨法给出家人正式授戒:另一个是安息国沙门昙帝,于正元(254—255)时来中国译出《昙无德羯磨》。自此以后中土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比丘僧团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