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经量部的“色心互熏说”——基于业力及其存续问题的探究

为了解决业力及其相续之疑难,经量部中被称为"先代轨范师"的一类论师基于经量部种子说提出了"色心互熏说"。通过对经部此"色心互熏说"的梳理和解析,认为此说乃是基于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两派思想而提出,并用世亲及后期唯识对此说的评辨探究这一理论的缺陷。     

种子说的缘起

作为对传统缘起理论的发展与重构,种子熏习学说肇端于部派时期而完成于唯识大乘.基于对业力存续与烦恼潜存等问题的探讨与思考,经量部创造性地以此学说开启了缘起理论在西北印佛法中的全面转向与重新定位.本文试图对其得以揭出的内在理路作一简要疏理.     

天台学生态智慧管窥

当前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论,从而导致对自然的无所顾忌的践踏和掠夺,而古老的天台学中则蕴含着疗治时蔽的丰富而深邃的"生态智慧",其"色心不二"的思想将人与自然置于亲密无间的关系之中,"十界互具"、"一念三千"学说揭示了作为有机的整体的世界的各部分之间的相摄相入,是对当今机械的、孤立的世界观的彻底否定,"中道实相"、"无情有性"理论赋予了自然以无上的内在价值.天台学的这些古老而珍贵的"生态智慧"值得当今的生态学和环境哲学好好加以思考和借鉴.     

论丁若镛“推移说”与汉宋易学——兼论朱熹、毛奇龄推移说对丁若镛的影响CSSCI

丁若镛是李朝朝鲜时期的易学家。他通过解释《易传》和汉宋卦变而提出"推移说"。此说的基本内涵是以汉代卦气说十二辟卦和中孚小过闰月卦之推移,变出其他五十衍卦,融卦气与筮法为一体,整合了汉易中的卦变法尤其是清代毛奇龄移易说,又吸收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卦变说。应该说其学是在融合汉宋卦变说基础上而建构起的一种具有新意的学说,是对于中国古代卦变说的整合和发展,拓展了象数易学研究的思路。此说以独特的符号话语阐发了易学中阴阳聚散、升降、消息、推移等变化思想,客观呈显了自然界阴阳变化的不同形式和表现特征,深化了中国古代以变化为核心的自然哲学思想。     

真妄和合与本觉自证——《大乘起信论》“心灵环保”义趣探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大乘起信论》树立"体用不二"的心体论,统一染与净、觉与不觉、体与用,提出"真如本觉"和"染净互熏"的新思想。真如能随缘而入生灭流转,染而不染,又能以内在的本觉智性和熏习力实现沿流而返的自我救赎。通过真如熏习的内在机制与本觉自证的修行实践,众生可返染成净,实现心灵的净化,共同建设人间净土。     

中观学派对部派佛教时间学说的辩破

在东方佛教系统中,时间到底是实在的还是非实在的这样的问题值得去探究。部派佛教中的有部学派(说一切有部)主张"三世实有",认为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三相皆为实有。这个观点遭到了同时期的经部学派(经量部)的反对,他们主张"现在实有",过去和未来只有通过"现在"才能获得理解。而中观学派基于"缘起性空"的立场认为"三世不可得"、"时相不可得",这种"三世假有"的时间观,彻底反对任何时间的实有论,不管是三世实有还是现在实有,都在反对之列。     

胡煦之"体卦主爻说"及对"卦变说"与"错综说"之批评

胡煦是清初一位有独到见解的易学家,他考镜源流,参以心得,深契易理.胡煦根据<周易>建立的一套很精深的生成论哲学,不仅具有解经的意义,更含有哲学的意味.他提出的"体卦主爻说"比较严密地说明了卦爻的生成与变化,对<周易>中"内外往来,上下终始"的解释更为合理,更为贯通,从根本上纠正了"卦变说"与"错综说"之误,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大同小康”之论提出者诸说辨误

关于"大同小康"之论的提出者,除了产生最早、争论最大的孔子说而外,还有子游及其后学说、墨子后徒说、老庄之徒说、汉儒说、刘向说等观点。通过历史的、文献的和逻辑的等不同视角和层面的考察,可以证知以上诸说均不可取。"大同小康"之论的提出者当为秦汉之际的儒者。     

从冯友兰的“境界说”到蒙培元的“新境界说”——兼评蒙培元的“情感哲学”北大核心CSSCI

蒙培元先生作为冯友兰先生的弟子,他是自觉地传承"冯学"并期望对之加以发扬光大的知名学者。冯先生创立了以"境界说"为"灵魂"的新理学哲学体系,蒙先生则接着冯先生的"境界说"讲出了自己的"新境界说",并创立了"情感哲学"的哲学体系。冯先生把"境界说"理性化,蒙先生则把"境界说"情感化。因此可以说,两位先生的"境界说"有着实质的不同:蒙先生将"境界"问题归结为情感问题、精神生活问题、心灵问题而不是概念问题,表明他在纠偏的同时,又偏离了冯先生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方向。     

李二曲“良知”说义涵及其逻辑展开

作为关中理学大家,李二曲服膺阳明心学之旨,其本体-工夫-境界系统立基于"良知"学说。从本体层面二曲强调"良知"的先验性,提出"良知"即"良心"。二曲通过对"良知"与"闻见之知"进行区别,认为"闻见之知"无益于德行的涵养,强调通过"致良知"的工夫达到"心与万物一体"的"至善"境界,这也是二曲"良知"说的逻辑展开。二曲的"良知"说承袭、调和了"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学理论争,批判了"王学末流""略工夫谈本体"、"程朱末流""做工夫而昧本体"的弊端,这种批判也是对中晚明以来学术、学风的一次总结。     

佛使比丘“法的社会主义”与环境保护

<正>佛使比丘是泰国著名的学术型僧人,他的道场"解脱自在园"取址于幽静的森林中,所以他同时也可以说是一名"林居僧"。20世纪70年代,他曾提出"法的社会主义"思想,构建了鲜明的政治哲学体系,所以学者们也一直大多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阐述此思想。但本文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进行思考,认为"法的社会主义"强调的互依互存、各取所需等原则,对于当今突出的生态环境恶化、物种灭绝等问题都可做有效运用,而且佛使比丘管理的     

论《五行》说文对孟子仁义观的发展

孟子力主"仁义内在"说。《五行》说文用这一思想对经文大加阐发。说文继承孟子扩充仁义端绪的思想,发挥了经文"进"、"遂"等概念。受孟子影响,说文也为外在的具体善行在心里确立了一个根源性的起点——仁义之端绪,并把仁义实现圆满的过程看作是从端绪出发,经由主体由内而外扩充而完成的过程。说文在孟子语焉不详的气论基础上提出了"仁气"、"义气"、"礼气"说,既合理解释了经文仁、义、礼的实现过程,又拓展了孟子仁、义、礼的根源性问题及其扩充问题。说文不提圣气、智气,是因为圣、智在经文中有独特的地位,且包含了气的内蕴。     

郑玄“转纬为说”考

郑玄在注释群经时,往往称引谶纬,且常有转"纬"为"说"的现象。后人因误读《礼记正义》所引《郑志》,多信从汉末禁绝谶纬之说,并将其归因为党锢之祸。此说实乃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创,并无实据。郑玄在遭党锢之祸时未曾噤口不言谶纬之名,在党锢之祸后也没有停用"说"这一指称。据此可证所谓转"纬"为"说"与党锢之祸无关。郑玄十分重视以谶纬解经,将其视为经注之一种,加之汉儒行文过程中指称经注十分随意,故常以"说"代称谶纬。     

朱子“中和旧说”发微——以“人自有生”四札为中心

朱子"中和旧说"关于本体与工夫的见解经历了五层发展:一是学延平静坐求中而不得;二是自悟性体心用,学南轩省察识仁;三是因南轩"二物"之评,更以"一念已具体用";四是定型"中和旧说";五是因工夫无下手处,遂整体怀疑反思"旧说"。此五层见解有三大问题:一是无关"中和"本旨,故造成本体、工夫皆误;二是在本体上混两种体用而不知,故不能明确界定未发之中;三是在工夫上缺失涵养一节,故不能抵达"未发之中"。     

“露马脚”露只什么脚

正汉语里有"露马脚"一说,此马脚是只什么脚呢?马脚的本意自然是指马的脚,也就是马蹄。《后汉书·班超传》里说:"超还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说的是班超在西域很     

论胡瑗易学的卦气说

一直以来,胡瑗与王弼、程颐一道被视为易学发展史上义理易学的三个典型代表,而他所承继的汉代象数易学的学术内涵常常被忽略。实际上,胡瑗所秉持的,仍是象数义理合一的易学基本理路。作为汉代象数易学主流学说的卦气说,在其思想中依然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此一卦气说语境阐发其义理内涵。而其卦气说所涉及的,主要有十二消息说和《乾》《坤》十二爻配十二月说两个方面的内容。基于卦气说的语境,胡瑗契接汉唐经学本天道立人道的基本精神与人文价值视野,力陈圣贤君子认清自己所处时势,以强烈家国天下担当,积极投入到天下事业中去,以此非但实现个体生命之意义,更深切关怀天下之有序与和谐。     

《成唯识论》种子本有论探析

《成唯识论》中被视为正义的护法种子说,虽相传是对护月本有说与难陀新熏说的“新旧合说”,但本质上,护法之种子义是本有论的.将一切种子放在刹那生灭、一类相续的种子流中考察,难陀的新熏是无中熏有的新熏,而护法的新熏是必有本有种子为其先导的,两者的差异通过对“闻熏习”的不同释义表现出来.护法与护月的差异则表现在对熏习义的“熏生”与“熏增”两种不同解释上.以《成唯识论》的立场看,熏生是因缘性的,熏增则是增上缘性的.以熏生释熏习是《成唯识论》的正义,故《成唯识论》的性种、习种说应与其本有种、新熏种的定义相吻合.     

真妄和合与本觉自证——《大乘起信论》“心灵环保”义趣探析

《大乘起信论》树立“体用不二”的心体论,统一染与净、觉与不觉、体与用,提出“真如本觉”和“染净互熏”的新思想.真如能随缘而入生灭流转,染而不染,又能以内在的本觉智性和熏习力实现沿流而返的自我救赎.通过真如熏习的内在机制与本觉自证的修行实践,众生可返染成净,实现心灵的净化,共同建设人间净土.     

跨文化视域下的林语堂“性灵说”

"性灵说"是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却曾在中国遭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因素造成的。在跨文化视域下重新加以审视可知,这一思想虽然受到西方某些文艺理论的激发,但主要建基于对中国本土文论的继承与发展,不但推动了本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现代转换与传播,而且还对西方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并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通与创新。     

京氏易学“纳甲”说再探

"纳甲"说是京氏易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早在《周易》古经成篇时已将部分干支纳入经文及占筮之中,"甲"日与"庚"日在古代是十分重要的日子。京房"纳甲"说与先秦时即已存在的"五音六属"及"纳音五行"说等有内在的联系,而"五音六属"说与"五官六府"说又密不可分,从而说明京氏"纳甲"说有极早之渊源。京氏"纳甲"说与其"八卦卦气"说中"应在其冲"的观念亦不无关联。《易纬·乾凿度》中的"乾坤贞辰图"、郑玄的"爻辰"说及魏伯阳和虞翻所主张的"月体纳甲"说与京房的"纳甲"说既有内在联系,又有较大区别。京房的《易》阴阳系统强调的是一种时空一体、天人一体的观念,而主要不是用来解经,后儒据"纳甲"说等解释《周易》经文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从而导致许多牵强附会之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