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视域下北宋五台山佛教发展刍议

北宋时期,五台山地处宋辽边境地带,这一特殊地理位置对五台山佛教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其特殊军事地理位置为切入点,探讨国防视域之下,州府为代表的世俗权力和寺院所代表的宗教权力的结合与博弈。通过宝兴军归属权、边民内徙、弓箭手安置,分析在北宋构建河东路沿边国防线背景下,呈现出州府势力增强,寺院势力减弱的趋势。     

大理寂照庵 一心恒守青山在 寂静照鉴绿水长北大核心

不忘初心,遍植花木为生态大理寂照庵,始建于唐末,名字源于“感而遂通、寂静照鉴”寂照庵位于苍山圣应峰南麓、清碧溪旁。由于寺院地理位置特殊,如何立足自身,建设好寺院,保护好绿水青山,守住苍山洱海保护的底线?一直是住持妙慧法师非常重视的问题。     

文化交融 自在圆通──昆明圆通寺

圆通寺位于昆明城内圆通街,是云南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享有盛名。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夹在几     

唐宋相国寺造像考说--兼说中国寺院造像的功能

相国寺是唐宋时期中国最有影响的寺院之一.本文通过对其造像的详细稽考揭示,中国寺院前期的造像分布应与后期丛林有较大区别,而北宋正好处在一个前后转型之际.本文同时证实:中国寺院造像在寺院的内部设计(区分)中具有建筑定性的作用;在信众的心目中,中国寺院造像首先是被膜拜的对象,然后才是别的其它;以其独有的神秘特性,中国寺院造像圣化了被寺院所挪用的空间;神圣与凡俗两重因素的纠葛,决定了中国寺院造像特殊的审美价值.     

空间置换:后周开封限佛原因探析

在认知都城开封的特殊性、后周太祖与世宗连续裁废寺院的基础上,结合开封的城市建设,通过对不同时期寺院的地理分布、世宗限佛后对寺院处置的考察,认为后周在开封的限佛活动主要是为获取旧城内部分寺院所占土地进而缓解官方用地紧缺的困境,创建新寺院并非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更多地是为了安置裁废寺院与在京新受戒的众多僧尼。官方转换旧城空间的努力,在北宋初对佛教政策发生改变后仍在进行,而等觉禅寺的迁址就是很好地说明。     

晚明南京地区的寺院等级与寺院经济——以《金陵梵刹志》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利用葛寅亮所著《金陵梵刹志》讨论晚明南京地区的寺院地理分布、寺院等级状况,以及前述两要素对寺院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南京地区大寺、次大寺的寺产基本上远离本寺,管理不易。在葛氏的规划下,当时其寺产分配为"公产"与"禅堂"两部分,分别供应学问僧和应付僧。中、小寺院寺产构成的差异主要源于都城和乡村地理位置的差异。此外,各等级寺院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有所发展,下院与别院之关系的出现为低等级寺院解决经济和管理的困境提供了新途径。最后,以葛寅亮清理南京寺产的事件为切入点,讨论在管理寺院这一公共空间过程中,官方力量与地方士绅的冲突。     

寺院“住持”称谓考

"住持"在佛教经典中原是护持、传承佛法之意,到了北宋中后期始成为寺院首脑的职位称谓。南宋初年,在政府行政命令影响下,以"住持"指代寺院首脑成为普遍惯例。晚唐五代宋初禅宗所说"住持"原指禅寺独特的组织管理模式,并非寺院职位;随着"住持"名位化为寺院首脑的职名,领导禅寺的长老也被称为"住持"。     

唐代佛教官寺特殊功能研究

唐代曾在高宗乾封元年(666)、武周天授元年(690)、中宗神龙元年(705)和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先后四次诏令天下诸州统一设立佛教官寺。这些佛教官寺除具有弘法传教的宗教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普通寺院所不具备的四项特殊功能:政治象征与政治宣传、接待外国来华僧众与国内官客、承担国忌行香的国家礼仪、掌管地方僧政。这四项特殊功能均是由政治权力所赋予,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特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些特殊功能也成为唐代佛教官寺区别于其他普通寺院的主要特征。     

略谈当代都市中的郊区寺院管理

智能在《觉群》2004年第三期撰写文章,认为作为介乎都市寺院与山林寺院之间的郊区寺院,它都具有都市寺院与山林寺院所共有的特征,但是又有区别于二者的不同之处:从地理位置、经济条件、信徒素质、管理几方面来看,郊区寺院不应盲目模仿都市寺院的管理模式,也不应随意照搬山林寺院的管理条文,而应该及时确立自己的定位,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这种理念和方法是建立在管理要素基础上的,是因寺而异、因需而异。结合郊区寺院的固有特点,当代都市中的郊区寺院管理过程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确立切合实际的寺院管理理念,理智…     

元明之际江南地区的佛寺与僧众

元明之际江南地区的寺院、僧众遭受兵火打击,寺院损毁严重,僧众逃离,僧人觅地自藏之行为反映出不同的人生选择。元朝皇室的崇佛政策,使得江南佛教和僧众成为受益者,故而在战乱之初僧众表现出依赖乃至投靠元政权的倾向,而战乱后期一些僧人出于民族上、文化上、情感上与反元势力相近的缘故,选择了接受反元势力的庇护。元末江南佛教生态环境的变化,既受政局嬗替和思想变迁的影响,也为明初佛教政策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冬至日的火爆——上海玉佛寺签名售书的联想

在中国佛教史上,像白马寺、少林寺、南华寺等都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大寺,影响巨大。但在上海地区的玉佛寺,却只有120年的历史,是中国佛寺里最年轻的小弟弟之一,但是由于它所在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使之成为当今中国最著名的寺院之一,特别是它的佛教文化出版事业尤有特色,值得介绍。     

清初曹洞宗云门系僧诤及住持任期改革考论

明清之际佛教界发生诸多僧诤,尤以曹洞宗云门系僧诤为引起制度变革的典型。云门系僧诤主要围绕着祖庭显圣寺的住持职位而起。此次僧诤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寺院内部势力分化,僧众事务难以管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云门系开山祖师湛然圆澄制定的规约没有对住持职位进行规范说明,后代法嗣无矩可循。僧诤发生后,显圣寺僧众根据寺院势力分化的局面,制定了住持的任期制度,这就是"三年之期"制度。显圣寺的"三年之期"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僧众争夺住持职位的混乱,是明清佛教发展中寺院制度改革的代表性案例,也对我们认识曹洞宗云门系的发展,乃至明清佛教的变革有着重要帮助。     

试论北宋及两宋之交的徽州理学思潮

徽州理学史的书写,可以从北宋初年理学思潮甫兴开始。在北宋早期即有徽州学者接触和传播理学,后期还出现了诸多有一定影响的学者,主要代表人物有闵景芬、江致一、江致虚、朱松、程鼎、滕恺、李缯等人。他们的言行,谱写了理学在徽州地域化的序章。北宋及两宋之交,徽州出现理学思潮,有着深刻的学术背景和特殊的地域因素。它为其后该区域出现朱子学的重要学术流派——"新安理学",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学术基础。     

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小史

<正>一、研究之开创寺院经济,可谓是佛教存续与发展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然而在其作为一个学科问题被提出和关注,则仅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陶希圣先生为首的一批社会经济史学者在整理古代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寺院及其寺院经济已经成为能与国家力量相抗衡的势力,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个发现让陶希圣及其弟子进行了相关探索,1934年至1937年     

见小利不动

正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居住的县里,附近有一座寺院发生了黄金失窃案,知县大人断定为寺院监守自盗。但是张择端却通过蛛丝马迹,发现偷窃者另有其人,于是知县大人根据张择端提供的线索破了案,便想留他在县衙里当师爷,但是从小酷爱画画的张择端,却拒绝了这份美差,专心画画。几年之后,张择端已经在画界小有名气,宋徽宗将他招入     

“鸠占鹊巢”式的佛教改革——五台山广济茅篷的崛起(1906—1939)

近代佛教改革中存在着"鸠占鹊巢"的模式,其特点是外来僧人或世俗力量进入既有的寺院体制,并逐渐取而代之。这一过程常常表现为寺院内部关于寺产、寺院管理权、宗派定位等方面的争议,并常有外来者的介入。位于山西五台山的广济茅篷作为民国年间影响颇大的寺院,其改革的个案体现了外来者与本地人、改革者与既有体制、改革话语与权力格局等诸多问题,不仅展现了近代五台山的佛教生态,而且亦反映了近代佛教改革的重要特征及问题。     

开封大相国寺:努力推进寺院文化建设

正大相国寺是一座千年古刹,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555),距今已有1460年的历史。1992年大相国寺作为佛教活动场所重新开放以来,除了日常的上殿过堂、诵戒、布萨等佛事活动外,为弘扬佛教文化,努力推动寺院文化建设,做了如下的工作。一、恢复成立大相国寺梵乐团早在北宋初年,大相国寺被钦定为"为国开堂"的皇家寺院。当时大相国寺就有专职的乐僧和演奏佛乐的乐棚,还设有专门接待皇家官员、文人的维摩院。随     

浅论近代佛教寺院组织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近代中国社会剧烈转型中的佛教寺院，在组织内外两个方向上均有治理方式的变革。不过，代表寺院外部治理的各种佛教组织，和代表寺院内部治理的各种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在于寺院内外组织治理方面遇到的合法性危机，即，一方面，官方管理机构的退出而给僧团以自治的空间，但佛教组织建设方面的合法性危机使其最终走向失败；另一方面，有关寺院僧众教育等寺院内部治理的改革，也因合法性认同的危机而未能成功。     

对佛教寺院火化问题的研究意见

近年来,福建、四川等地的四众弟子不断来信,反映当地民政部门违反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运用行政权力,宣布佛教寺院荼毗（火化）僧人、居士遗体活动为"非法活动",强行禁止寺院火化僧人、居士遗体的传统习俗,从而引发了政府民政部门同佛教界的纠纷,伤害了佛教信众的宗教感情。为此,本期刊发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就此问题写给福建省佛教协会的一封信,供全国各级佛教协会和寺院参考借鉴。各地读者对信中所提的观点如有意见和建议,敬请来信反映,开展必要的讨论。     

敦煌藏经洞封闭与北宋“舍利”供奉思想

对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迄今为止学界已提出多种学说,但都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近年来我国多处佛教考古的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北宋初期无论皇家还是寺院僧人以及民众信徒,盛行着建塔修寺崇奉"舍利"之风。寺院间早年积累下来的佛经和佛像在不能丢弃的情况下,被当作"感应舍利"给予埋藏。其目的就是让这些佛法圣物得到永久的"安息"和保存,是一种护佛弘法、做功德的行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所致,大量的旧佛经被作为"舍利"予以封藏,绢画、刺绣、纸画、社会文书、法器等物则作为舍利供养物伴随封闭。这种行为的产生与北宋和敦煌地区的佛教发展社会背景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