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伦理学对乾嘉新义理学的引领

戴震改变了清代汉学家重考据、轻义理的研究学风,他以考据为手段,发掘儒学经典中圣贤立言之意,体贴出一整套有别于宋明理学的重视情欲的伦理学。在戴震由实而虚的伦理学研究理路的引领下,乾嘉时期涌现出大量的义理学专著,显示了清儒建立新义理学的努力。戴震循着"人道本于性,而性源于天道"的哲学思路,认为"理"指事物的条理,而社会中的"理"存在于礼仪制度之中。戴震"理存于礼"的思想直接启迪凌廷堪"以礼代理"思想的提出。戴震以"血气心知"言性,坚持人性一元论,并认为人之情欲是人性的基本内容,可以节,不可灭。戴震重视人之情欲的观点得到程瑶田、焦循、凌廷堪、阮元等人的认同和发挥,最终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宋明理学的乾嘉新义理学派。     

乾嘉汉学思想的东传与升华——以金正喜《实事求是说》为中心

19世纪韩国学术文化宗匠金正喜与清代乾嘉学界名流联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乾嘉学者桴鼓相应,且具有独特之处的学术思想,《实事求是说》是反映其接受、发扬乾嘉学者经学思想的精要文献.清儒标举的“实事求是”,以汉儒训诂为典范,认为这是学者应当恪守的原则,舍此不能探求儒学真谛,在这方面,金正喜是乾嘉汉学的忠实追随者.金正喜尊信汉学家先通训诂、再明义理的路径,认为这是推求圣道的正途.他还着眼于以学经世,并赋予“实事求是”思想更博赡的涵义.     

“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对礼学的诠释与移植

儒家礼学思想在西方汉学界的传播跨越了宗教对立与现代价值质疑双重障碍。在芬格莱特开启了用西方哲学架构"礼"的先河之后,对礼学的关注与探讨在西方学界形成了对话的形态。其中,"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尤为推崇儒家的礼学,他以实用主义的符号理论为桥梁,对儒家礼学思想加以诠释与重构,对儒学传统话语加以拓展与更新,力图使之作为一个"活的传统"移植到西方,以此来解决西方因个体本位而导致的社会困境。在这一过程中,南乐山的构想始终面临着如何在移植后的"礼"中保留其原始价值意蕴的难题。     

焦循的数理思想与乾嘉学术

通过对清代乾嘉学者焦循的“理本自然”、“名起于法”、“数在形先”等数理思想的剖析 ,探讨焦循的数理思想与乾嘉学术的关系 ,可知他的数理思想是在人类已有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摆脱陈规旧习的束缚 ,提出新的假设或理论 ,从而为我们重新评估乾嘉学术提供了新的视角。     

戴震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评吴根友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

明清时期的王夫之与戴震的哲学终结了宋明理学,开辟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方向。王夫之、戴震哲学的巨大价值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发展中没有得到合理的绍述与发扬。吴根友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一书第一次从哲学的角度对戴震和乾嘉学术做总结研究,其价值有四:一是系统总结分析了20世纪以来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的大体上的四种范式或曰四种路径;二是肯定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时代的哲学是以"道论"为其形上学;三是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新视角重新认识、评价乾嘉时代历史考据学、语言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四是阐明"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术方法的"活的精神"。     

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

清代中期,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提出了“以礼代理”说,即主张用礼学代替理学。他们认为,儒学的中心是“礼”而不是“理”,脱离了“礼”而言“理”,只能导致师心自用以及对人的具体情感的漠视。这一学说是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学术方向的继续,它把人们的目光由内在精神变革转向对外在制度的关注;同时,这一学说明确反对以抽象化的“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理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王阳明的《论语》诠释

王阳明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语》诠释著作,但他在《传习录》及《文录》中对《论语》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体现了其鲜明的心学特点。他在诠释的方法方面主张反之于心、向内求理、统合归一、诸经互释,在诠释的内容方面提出以理释礼、以理释知、以乐释学、以良知释无知、以去欲存心释克己。他在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上确立了以心解经的新典范,打破了朱子对《论语》乃至《四书》诠释的学术垄断,对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初期的儒学经典诠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唐伯元的心性论与修身崇礼说

本文从唐伯元的治学经历入手,探讨他的学术、思想的渊源与主要内涵:唐伯元心性论的基本结构,他对性与身、心与物、理与欲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他将修身看作一个包容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渐次扩展的过程,以此为孔门学问之要旨;因此,他批评阳明学派“以心为学”的倾向,并着力推崇“礼”学,以礼为儒者内外双修、成己成物的必须遵循的途径。     

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新范式——《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论题及其延伸性讨论

在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新范式的道路上,《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在充分总结和评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有力探索,特别是在某些重要方面突破前人之见并形成比较系统的观点。该书论明,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有其哲学形上学方面的追求,且这种追求以"气化即道"的新道论为基础。与此相应,乾嘉学术内在地包含了一套哲学方法论即"人文实证主义"。"气化即道"以及"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揭示出乾嘉学术、思想的独特性,并展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性价值和通向现代学术的可能性。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和话语的支配下,该书体现了宏阔的思想视野和知识视野,但其主题不够突出,这限制了讨论的力度以及深度。     

仁学的政治化与政治化的仁学——荀子仁义思想发微

在仁、礼关系上,孔子存在以仁释礼与以礼成仁的不同进路。荀子虽然形式上视仁为最高的德,并提出了由"爱人"到"自爱"的仁学理论,但不是将仁落实在心性上,而是体现在制度中,是以礼成仁,发展的是政治化的仁学。荀子的仁义偏重于义,主张"处仁以义",通过义来成就仁。荀子以差等为正义,为儒家礼学奠定了基础,但他突出等级、差等,缺乏平等精神,是其思想的不足。今日儒学应发展出寓差等于平等的正义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儒家的忠恕之道由道德原则上升为政治原则,使其成为礼的原理、法则,这样仁的内在原则与礼的外在原则才可以真正得以贯通。     

从惠栋重构汉代象数宇宙图式看清代易学哲学的范式转换

惠栋对乾嘉时期甚至整个清代学术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局面,在由"宋学"向"汉学"以的范式转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就易学而言,"汉易"以偏于天道之自然哲学为主要特征,"宋易"以偏于人道之人文哲学为主要特征。本文认为,惠栋在西学东传、中西互交的时代思潮下,试图重构汉代象数宇宙图式,包括宇宙生成图式和宇宙变化图式,最终以落实宇宙大合的价值为旨归,由此推动了乾嘉时期易学研究从偏于人道之人文哲学向偏于天道之自然哲学的范式转化。乾嘉之后,偏于天道之自然哲学思想占主流地位,甚至影响了近代学术的形成。     

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与辨析——论朱子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

如何克服只有高明而无下学、有理而无礼是理学从北宋到南宋的中心问题,朱子在<论语精义>、<论语或问>、<论语集注>、<朱子语类>中对"克己复礼"不断深化的诠释,正是通过经学诠释这一中国哲学特有的方式来响应此一问题.朱子对他之前宋代理学各家之说的辨析、取舍之细微处是最不能轻易滑过去的,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则是关键所在,理不是愈来愈高,而是愈来愈实,学问的愈精处就是愈切实可循处."以理易礼"说一方面是只讲理而不讲礼,但更复杂的一方面是以为有理就自然能合于礼,从理到礼之间发生了一个跳跃或滑转,取消了对礼的下学的过程,而这一下学的过程正是儒学、理学的工夫所在,即只有在礼的下学中,在事事的应对中,儒家的社会、政治秩序才有保证."以理易礼"说取消实质性的礼的危险性更为隐蔽,在这一关节点上析理必须更精、更切实,不然就会出现后来的阳明后学取消下学与礼文而实为在社会上形成毁弃礼教之弊.朱子对"克己复礼"析理之精,正是为了警惕以后理学可能出现的问题.本文凸显朱子与宋明理学的精义在于对礼的重视,希图改变现今注重心性论的宋明理学研究.     

曾国藩的礼学及其经世理念

曾国藩在晚清的学界、政界均有很高的声誉。本文主要以他的礼学为重点,探讨他的学问与治术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曾氏“无所不窥”的学问追求中,礼学一直是他关注的学术重心,并包括了礼经学、礼仪制度考订、礼学理论等各个方面。他的礼学所以体现出“兼综汉宋”的学术旨趣,其实均源于他以礼治人的经世理念。     

南北朝礼学盛因探析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礼学尤明”时代。本文立足社会现实,围绕君权、族权的巩固,展开对当时礼学盛因的探析。以为战乱后重新整合社会秩序,离不开礼仪的实施及礼学的教化。其间,帝王意志起了很大作用。而南北朝为宗族社会典型期,宗族对等级亲疏关系的重视,也导致礼学的发达。另外,文章认为南朝礼学的兴盛,也是儒学与玄学佛教相抗争的结果。玄学佛理的流行,促使儒士经师加紧对儒典的深入研究,礼学则为儒学传统的重要因素。而北朝社会各阶层因其特殊的条件,更加热心于儒学的教化工作。最后,文章又从经学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去解释礼学兴盛原因。以为郑玄《三礼注》起了重要作用。     

论郑玄的"以礼注易"

本文探索了郑玄的易学渊源,并从礼学的角度,比照分析了郑玄运用象数易学中的互体、爻体以及礼学中的仪节等对<周易>卦爻所作的解释,说明他对<周易>作了古代制度化的理解.本文认为邬玄以礼注易的特点,虽然为当时研究<周易>开拓了新的方向,但是由于他对古礼是有选择性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礼学与易学的紧张,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造成了郑玄"以礼注易"的局限.     

退溪学与孔孟儒学

李退溪（湿）是十六世纪朝鲜李朝时代的理学大师,是东方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创建的"退溪学"是一博大而深途的思想体系。"退溪学"既集朝鲜朱子学研究之大成,也直接吸取和蕴含了孔孟儒学思想的精髓。退溪先生自幼就熟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孔孟儒学对他影响颇深。在《退溪先生文集）｝中,常见"孔颜曾孟"或"孔孟程朱"提法,而孔孟儒学思想也渗透在他的言行思想之中。退溪的政治哲学,就与孔孟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吸取了孔子的"仁"和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竭力推行孔孟儒学的"仁政"和民本思想。首先,退溪从君与民在经济…     

阮元的心性论及其对汉、宋学的调和

阮元乃乾嘉汉学的殿军,为其汉学之名所累,学界对他的心性之学历来关注不够。阮元以"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为宗旨,建构出哲学史上颇具特色的心性论体系。在"性"论上,消弭"天命之性",主张"血气心知即性";在"心"论上,反对以往儒学对"心"的道德性、虚灵性的诠释,而以实体化的形式论述"心",特别是反对将"心"与"仁"混而不分;在"仁"论上,主张在"以身验之"处见仁,反对将"仁"一味向玄虚高妙诠释的倾向,提倡"仁"的实践意义;在心性工夫上,提倡"居敬",反对"静坐",主张以礼节欲。阮元反对宋学"理在解语内"的诠释方式,主张"理在经文内"的解经方法,调和汉、宋,将心性之学建立在训诂之上,纠正是时宋学、汉学各执一端的弊病,吹响了清代中后期学术转向"汉宋兼采"学风的前奏。     

罗根泽诸子学研究的内在理路——以《管子探源》为核心的考察

罗根泽的《管子探源》,是20世纪《管子》研究的重要成果,通过考察《管子探源》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可以窥探罗氏诸子学的内在理路,而在现代学术史上,罗根泽的诸子学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他对先秦两汉各家诸子之学的探究,其目的是为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此历史眼光,推动他考辨先秦两汉诸子著作的真伪、作者和时代,以便准确定位各家的思想学说,而不是在辨伪之后抛弃伪作,所以他在"古史辩"派中独树一帜。为了切合历史真实,罗根泽审慎选择自己在诸子学研究中的立场,避免将诸子学术与西学概念攀缘附会。罗根泽的诸子考辨之学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超越乾嘉考据之学;二是对西学持谨慎的态度。     

马一浮论儒家礼乐教大义

马一浮一生将发明自性视作为学宗旨,以阐明儒家六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他所说六艺者,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他认为,六艺之教,莫急于礼,礼主于义,以敬为本,礼以导行,循理践形,制度文为,皆在于礼;礼乐之源,本于孝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以道和,法界一性。马一浮论儒家礼乐教之大义既明,近代以来"礼教吃人"等对于儒学的偏见自会不攻自破。     

临川学的性命之理及后期衍化

前期王安石之学被称之为"临川之学",建构性命之理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主题.临川之学注意将《周易》的天道论与《论语》《孟子》《礼记》的人道论结合起来,以建构新儒学的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此时王安石赞同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源于他对儒家内圣之学的追求.尤其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崛起,内圣之学有利于提升士人的人格自觉,推动士大夫主体性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