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学、传统文化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介绍 中国孔庙保护协会

<正> 中国孔庙保护协会(CIPAC)是由中国各地孔庙、书院、孔庙陪祀人物之庙宇、纪念馆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联合组成的全国性行业学术组织,其宗旨是保护、研究、开发、利用孔庙及其他儒家纪念建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1995年5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成立。张柏任名誉会长,孔祥林任会长,会址设在山东曲阜孔庙。     

近现代中国孔庙在东亚及东南亚发展的历史及成因

纵观近现代中国孔庙在东亚及东南亚的发展史 ,中国孔庙这类古代建筑在近现代社会虽然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衰落 ,仍得以发展。其后蓄发展力仍不断增强 ,究其原因 ,儒学价值的现代新趋向 ,主观上为孔庙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当代儒商的迅速兴起 ,客观上刺激了孔庙的建设。现代经济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赋予了孔庙保护和利用的新机遇。     

焦虑、中国特性与国家认同

论文致力于从三种不同的焦虑出发分析中国的国家认同.本体论上(对命运、死亡)的焦虑、精神上(对空虚、无意义)的焦虑、道德(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构成三种基本的焦虑.焦虑Ⅱ在西方发达社会更普遍,造成政治冷淡;而当下的中国对焦虑Ⅰ更为关注.焦虑主体在中国更多不是自立个体,却更多是国家.国家的哲学根基与其说是自立个体,不如说是履行发展功能、富强功能的“天道”.国家高于、优先于个我,国家的富强成为近代以来深感屈辱的中国人首要的希冀.相比于西方式的民主、平等理念,富强、统一、发展、繁荣,更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与标准.国家认同不单具有狭义的政治性,更与经济发展、文化、语言、历史的认同密切相关.中国国家认同的特殊性不能仅仅依据西方的国家观予以求解,也须同时充分考虑传统的天下观的作用.创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式现代化,这个困扰过德国、俄国的问题,客观上成为中国的关键问题.中国不以特殊性对抗现代化的普遍性,而是在普遍性与中国特色的融合中谋求这一问题的求解.     

儒风北渐——辽代孔庙与祭祀考论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过程中,辽朝在诸多领域担任了承前启后的角色,如孔庙相关问题,辽朝在孔庙修建及其祭祀方面实为"承"唐"启"金的重要一环.在建置上,辽朝孔庙沿袭唐五代旧制,实行孔庙祭祀与官学教育相结合的"庙学合一"制度.在分布上,辽朝孔庙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以中原汉地南部农耕区为聚集中心向西北与东北游牧、渔猎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首届闽台孔庙保护学术研讨会论点综述

<正>2009年12月15日至18日,由泉州市文化局、台办、文物局主办,泉州府文庙承办的"首届闽台孔庙保护学术研讨会",在誉为"海滨邹鲁"之地的闽南侨乡泉州召开。这次学术盛会共有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等地的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共100多人参加,共收到各类论文78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孔庙保护与两岸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现择其要者综述如下。     

朝鲜的孔子庙——儒家思想深远影响的象征

<正> 朝鲜是中国以外孔子思想传入时间最早、传播领域最广、接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国家。孔子思想传入朝鲜后,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为推崇孔子,表彰儒学,显示崇儒重道,历代封建王朝陆续修建奉祀孔子的庙宇,使朝鲜成为中国以外建有孔庙最多的国家。孔子庙发展的社会背景     

大师的回答

有人问柏拉图:一个贫穷的国家为什么也有富人?柏拉图回答:如果你把一个国家当做一个纯粹的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两座城市,即富人的城市和穷人的城市。城市是富人的城市,也是穷人的城市。而且到任何时候,穷人都会多     

历代京都及地方孔庙考述

孔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景观。孔子殁后，首先立庙于今山东曲阜孔子故里，为本庙。汉代以后，又相继在京都及地方学校、书院等立庙。由于朝代更换等原因，为都之地屡有变迁，然孔庙之设相沿不断，且建制规格越来越高。地方体制在汉魏时期为郡（国）县二级或州郡县三级，隋唐时期为州县二级，宋元以后为府（路）州县三级，各级治所相对稳定，孔庙之设多带有连续性，形成了许多千年古庙，各具特色。本人曾对曲阜孔庙予以探讨（见《汉魏鲁城孔庙考》，载《史学集刊》1994年第1期；《曲阜历代孔庙考述》，载《孔子研究》1993年第3期），这里拟…     

北京孔庙的文化内涵

孔庙是我国元、明、清三朝祭祀孔子的场所,它古色古香,气势恢宏,雄伟壮观,极具东方建筑韵味。孔庙的文化内涵厚重,文章将结合相关资料,总结北京孔庙的建筑文化特点,探索其独有的历史文化内涵,深究儒家文化内涵,继而对孔庙进行详细的阐述,以突出北京孔庙在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地位,揭示孔庙深刻的文化内涵,将儒家文化发扬光大。     

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与民族和解座谈会

1988年12月1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在北京孔庙会议室举行题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与民族和解》的座谈会,二十多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讨论是围绕这样几个题目展开的:1.中国传统文化是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关心的课题;2.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3.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在维护民族团结和统一中的作用;4.中国传统文化在当前民族和解中的地位;5.加强海峡两岸学者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途径、方法、形式)。下面是大家发言的摘要。     

儒家文化的精神家园——孔庙

孔庙是旧日每个城池中常见的建筑群,是一地文化的象征,是一个城市中儒家文化的精神家园。在今日,人们重新重视学习、研究、继承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时,各地的孔庙渐次修复、重建,人们对孔庙认真地保护、利用,诚然是一大好事。在弘扬儒家传统文化保卫精神家园的同时,还应对孔庙的消极作用加以防范。     

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政党-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

文章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参照,系统地剖析了现当代中国的政党-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阐释了中国现代政党-国家形态的思想和特征,从历史与经验两个层面分析了20世纪中国两大政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建构的决定性作用,探讨了政党-国家转型的可能性和主要问题.     

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孔子研究所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最近在北京举行。其成立大会于6月10目在北京孔庙召开。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冯友兰、杨向奎、石峻等二百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所长张岱     

从帝制中国、政党国家到宪制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次转型

中国的现代建国历程,可以概括为从帝制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静态地展现了帝制中国、民族国家、政党国家与宪政国家四个国家面相。而动态地呈现出从帝制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变的、三次结构性变迁的复杂过程。其中,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昙花一现,政党国家成为国家建构的主流形式。20世纪中国出现了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创制的两个政党国家实体。但两个政党国家实体在不同处境中遭遇到难以克服的运作困难。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运作形式———宪政国家,是中国国民党建构的政党国家实体既成的政治结局,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国家实体也以建构法治国家的形式,走向民族国家的立宪政体。     

"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思想史脉络中的"reason of state"

作为现代早期政治思想史的核心概念,"国家理性"与现代早期西方世界的理性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意味着工具理性(国家理性是其重要表现)取代传统的"道德理性"居支配地位.在当代中国学术中,国家理性没有在中文语境下获得恰当的呈现.     

过往皆为序章

2020年12月,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再次举办"汉语盘点"活动,发布了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十大流行语、十大新词语,分别凸显出广大网民网络语言生活的鲜活特色与中国主流媒体的关注焦点和语言特征."民""脱贫攻坚""疫""新冠疫情"分别当选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际字、国际词.用这几个词组成一段话,便勾勒串联出国内...     

机构改革与现代国家建设:建国以来的中国

我国机构改革内含着深刻的现代国家建设的意蕴。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是如何打造一个有为且有限的政府,其中有为指向国家能力建设,有限指向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配置。新中国在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前30年里,交织着革命逻辑和理性逻辑的张力,且革命逻辑占有压倒性的优势。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重返理性逻辑的必然结果,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冲破原有体制的束缚。政治体制改革化约为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落实为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承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任,构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以机构改革为载体,优化政治权力的内部配置,建设党政体制下的中国行政国家;厘清国家与市场的边界,建设中国监管国家;以央地关系的调整来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设中国税收国家,这三者综合起来,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维度。     

后奥运时代的整合营销传播转向

整合营销传播的问题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理解的偏差.中国企业希望找到能立竿见影的方法,却忽视了解决营销的战略导向问题.中国企业在30年的营销实践中,对各种传播方式已经非常熟悉,已经走过了实现整合营销传播的初级阶段.而要真正达到整合营销传播的要求,中国企业还需要从营销思维上实现根本性转变.此外,中国品牌的战略型升级亟需国家营销的助力,以国家为主导的整合营销传播会是经济发展最大的推动力,实现国家和国民认同的同时也会带动对该国品牌的认同.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迈入世界大国行列,中国市场也在日益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值此时机,中国品牌的战略型升级亟需国家营销的助力.北京奥运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传经与传道：孔庙从祀制度与经学变迁——以董仲舒从祀孔庙为例

孔庙从祀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政教制度之一。这一制度起源于周代四学之释奠礼。孔庙从祀自东汉明帝发端，以七十二弟子从祀孔子，可谓传经与传道的合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尊孔揖颜，以颜回配享，开始重视传道之儒。唐代孔庙从祀正式制度化，并确立“传经之儒”的主导地位。自北宋开始，“传经之儒”地位逐步动摇，传道之儒兴起，而至南宋理宗起，孔庙从祀逐渐以传道之儒为主。元代确立朱子之极高历史地位，科举考试亦以朱子理学思想为准绳，重视传道之儒。董仲舒于元代从祀孔庙，固然与时儒的鼎力推荐相关，而与朱子理学宰制有元学术支配权关系尤为密切。董仲舒于明洪武年间复祀孔庙，包括后来嘉靖改制，贬抑汉代传经之儒，而董仲舒未受影响，以及其位次于清代有进一步提升，皆与明清二代重视传道之儒密切相关。     

荒政与大一统国家：国家韧性形成的内在机制

大一统国家的长期维系和不断重建是中国国家韧性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但中国国家韧性的形成并不来自于独特的地理条件,中国反而是自然灾害高发的国度。自然灾害通过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而给大一统国家带来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国家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措施统称为荒政。中国历代王朝都极为重视荒政。成功的备荒救灾不仅以大一统国家为前提,荒政也是中国国家韧性的塑造机制。荒政实践作为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强化了王朝国家的资源调动能力,推进了国家官僚组织建设,规避了中央政府基层控制权的旁落,巩固了普通民众对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支持。荒政还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心理基础、历史共识、制度遗产和基础设施。从与自然灾害的对抗中形成的国家韧性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