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程颐易学思想之比较

苏轼和程颐在北宋中期影响非常大,他们分别是蜀学和洛学的创始人.苏轼和程颐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也非常有影响,由于二人学术思想体系不同,他们在易学解释原则与方法、思想与运用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通过对苏轼和程颐易学思想的比较,由此也可以反映二人在学说体系方面的差别.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提出《易》之本义为卜筮的见解,由此对程颐易学和义理学派提出批评。朱熹主张区分《周易》经传,提出易学发展阶段说。通过比较《周易本义》和《周易程氏传》,可见两者之异同。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把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统一起来,从而发展了宋代易学。     

《程氏易传》的成书及流传考

《程氏易传》是程颐理学的代表作,而其成书以及后来的流传情况,学界一直没有一个清楚的考释,本文专就此问题作一研究。     

中华书局本《二程集》之《周易程氏传》标点正误

中华书局于1981年出版的《二程集》之《周易程氏传》,无论从文本的选择上,还是句读方面,对于程学的研究都可谓有开创之功。此书在2004年再版,但未作任何修订。其实,于2003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程氏易传〉导读》一书中梁韦弦先生已经指出《二程集》之《程传》在标点及文字方面的一些遗漏。所以本文旨在系统地对中华书局版的《程传》作一些拾遗补漏的工作,以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更为准确的点校本《程传》。     

周敦颐的易学性命之学

宋明道学的核心是天道性命之学.周敦颐以<周易>的太极阴阳理论构建了一个有机论的宇宙模式,本太极以立人极.他将<易传>的"继善成性"论与<中庸>的"诚者天之道"相结合,以"诚"作为性命之本,奠定了宋明易学性理之学的新方向.     

以史证易与诚斋易学

以史证易的学术活动中存在一种天然的易与史相对待,又由于易学各家的学术分野而分殊.诚然,史事宗易学以其大量的以史证易学术活动反映了“一种易学观”,实则还反映了一种历史观(史之理),史的精神和由此导出的历史发展的矢量.问题是:以史证易是义理派三家甚至图书各家共有的学术活动,从以史证易到史事宗易学应有一条清晰可辨的路向,或曰鲜明标识.义理派其他二宗之“玄理宗”以玄学为标识,“儒理宗”以天理论为标识,史事宗易学通过以史证易来阐发史之理而成为一种学术标识.杨万里易学作为史事宗易学的代表无疑充分彰显了理学的“明体达用”功能,将天理论引向了“史之理”并充分释放了其中正通变观,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易学范型、作出了新的学术贡献.     

幽明之故与天人之际--从船山易学的视域看

易学具有一个言幽明而不言有无的视域,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的研究表明,从这个视域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之际.天人之际的根本回答不在于流俗所理解的"天人合一",而在于天人相继.通过天人相继,确立的是人的自由以及人道的基本依据.而且,在幽明之故的视野中,还可以生发出中国古典思想对原善问题的基本理解,善不是别的,正是在人道的畛域内发生的对天人之间的存在连续性的努力.     

论易学"涪陵学派"的形成、特点与深远影响

形成于两宋交替时代而极盛于南宋的易学"涪陵学派",具有悠久的理学传统、庞大的学术队伍、强烈的爱国感情以及浓厚的地域特色等特点.该学派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程朱理学"的形成起到了承传的作用,对四川特别是涪陵的文化与教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吕祖谦的易学思想

吕祖谦易学以经传相分、通过象数阐发义理为特征,对朱熹易学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治<易>中他提出"天下惟有一理"的思想,以义理解<易>,以象数阐发义理.与程颐易学具有相同相异之处,而在宋代易学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易学视域下周敦颐的理学建构

周敦颐对《易》进行了心性论的创造性解读,将它由“《五经》之源”进一步实质性定位为“性命之源”,实现了易学天人之学的心性论转向.借实现了此一转向的易学之视域,他成功进行了其理学体系的建构,有力引领、促成了儒学的整体心性论转向,正式拉开了理学思潮的序幕.     

汉魏易学的绍承、超越与开新——孔颖达新型易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唐初著名易学家、经学家孔颖达在易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彰显为在易学及哲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易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一新型的体大思精的易学理论体系之得以构筑,乃根植于孔颖达在唐初学术及政治视野下,对汉魏传统易学殚精竭虑之检视、透析与省察基础上的绍承、超越与开新。     

易学的经世面向——陈亮易学思想探析

南宋事功学派代表陈亮,面对国家民族的困境,以一种英雄式的生命形态解读和体悟《周易》。相对于同时期的思想家们,他将《周易》提升到高于四书、《春秋》等书的地位,进而秉承易学中利用厚生、开物成务而广业的经世面向,在其整体天下意识之下,开拓出一套不同于心性学派的高标实事实功的经世之学。这种学说以道器一体论为其哲学根基,以道义与功利的关系为其主要表现内容,是对易学经世面向的继承与发展。     

明代王学与易学之关系——以孙应鳌"以心说《易》"之现象为例

本文以贵州学者孙应鳘<淮海易谈>为例.探讨当时学者如何以心学思想诠说<易经>,冀能由是得窥明代王学与易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应鳌自青年时代起,即与王门后学广泛接触,其所作<淮海易谈>一书,在原先的朱注框架、图书概念、解<易>方法中,却将<易>理与心学巧妙结合,先论<易>者,心也,最终推衍出致知则得<易>的结论,明白可见其企图藉易学以彰显王学价值的用心,应鳌之易学,始于朱子,却成于阳明,明代王学与易学之间的互动,可由是得见一斑.     

“真实无妄”和“真诚不欺”——程颐关于“诚”的本体理论建构

“诚”在程颐易学中是与“天理”等同的本体范畴,即“诚者,实理也”。程颐释“诚”为无妄和不欺两个方面。天道之“诚”为真实无妄,天地流转、化育万物的过程是无妄的,无妄则必然不欺;人道之“诚”为“真诚不欺”,不欺于天地鬼神,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人伦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君道感通天下而治天下的惟一途径,做到绝对不欺亦是无妄。程颐基于《周易》从天道、人道两方面对“诚”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并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描述为“诚”,由此建构了关于“诚”的本体理论。     

朱熹的天下理念——以易学诠释为中心

“平均如一”与“各得其分”构成朱熹天下理念的规范性主张。朱熹易学对“称物平施”和“各正性命”的解读,是对天下理念的进一步说明。天下秩序是包含差异性的统一秩序,处于秩序中的万物将复归其本然的理想状态。天下理念承认万物理想状态的差异性,认为个体在实现其理想状态的过程中不应限制他者的实现。天下理念的当代价值在于尊重不同文明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要求自身的实现不应阻碍其他文明的发展。     

《周易》东传与日本的易学教育——以足利学校为中心

《周易》东传后被纳入古代日本的国家教育体系,成为大学寮等国家教育机构的必读经典;中世日本的易学教育主要由足利学校承担,足利学校为日本各地武将培养了大批军师,成为日本最著名的易学中心,中世易学集大成之作《百纳袄》也深受足利易学的影响。足利学校成为日本的易学中心及学术重镇,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建构易学的童年——吴前衡先生遗著《《传》前易学》读后

关于易学的起源,关于早期易学诸多问题已有一些实证性的研究,而吴前衡先生的<<传>前易学>一书则试图为<易传>之前的易学,建构起一个理论系统来.尽管这一理论系统从内容到方法都有些不足,但依然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而且确实对早期易学上的某些重大问题,如易学范式、六十四卦的产生、八卦取象、周易筮法遇八等问题,提供了独到的论证.     

罗钦顺的易学思想——以《太极述》为中心

罗钦顺认为《周易》的宗旨就在于"穷理尽性"。《太极述》是罗钦顺在易学上的一个创造,其中讲述了太极之义、太极之全体、太极之妙用,及人物之性、圣学体用之全等问题,建构了一个宇宙万物及人生性命的演化的总过程。     

易道与身心修养——以"龙溪"、"近溪"的易学思想为例

阳明后学中的中坚人物“二溪”(王龙溪、罗近溪)论《易》是他们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以万物一体论《易》,体现了《易》心学派的共同特点。龙溪以《易》证心,以《易》证良知,承陆象山、杨慈湖、王阳明而来;近溪论《易》重生生之道,多得之于程明道。二溪论易,体现了泰州、龙溪两大阳明支脉的学术特征。“二溪”与易道有关的修养论对文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思想史的影响也同中有异。     

20世纪的易学研究及其重要特色——《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前言

回顾20世纪的易学研究,其中有两件最重要的"大事":一是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学者们用新的研究视野和历史观念对易学展开了全新的研究,在《周易》经传研究、易学史研究、象数与义理研究上都取得了巨大突破;二是一些极具研究价值的易学考古文献的发现,展现了早期易学的丰富面貌,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考量一些历史成说,这在今后的易学研究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今天的易学研究只有"面向易学作为经学的事实本身",才能使源远流长的易学文化得到真正的继承与发扬,更好地应对时代和未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