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趣谈

中国人喜爱鸳鸯,常用它们来比喻夫妻,象征爱情,因为它们总是成双成对、形影不离、生死相随。“愿做鸳鸯不羡仙”,数千年来,文人墨客赞美鸳鸯忠贞不渝的诗词歌赋不胜枚举,如李白的“愿做天池双鸳鸯,一朝飞到青云上”,李商隐的“雌去雄飞万里天,云罗满眼泪潸然”,元好问的“海枯石烂两鸳鸯,只合双飞便双死”。黄梅戏《天仙配》中的那个著名唱段也唱道：“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鸳鸯俨然成了爱情的化身。     

仁寿县坛神岩第53号“三宝”窟右壁“南竺观记”中道藏经目研究

四川省仁寿县高家乡牛角寨第５３号“三宝”窟右壁刻有一通“天宝八载”的“南竺观记”碑。碑文主要内容是将唐代已出（和未见于世）的道教经籍卷数按“三洞”、“上清”、“灵宝”、“太清”、“太平”、“正一”、“符图”等,分类排列。中国道教从晋以降,历刘宋、北魏和萧梁、北周、隋代至唐初,都有道士将历代所出（或拟出）的道经卷数编目,然而这些经目在现存的《正统道藏》中虽有所记载,但具体内容都已阙佚。该文依据《正统道藏》以及其他历史文献,就该通碑所载的经目内容作了细致的探讨     

文殊应体 清凉真容——记塔院寺清凉国师澄观行实并图像碑

在巍峨壮观的塔院寺大白塔基座北面，有三孔石砌窑洞，中间洞内供奉一尊汉白玉雕刻的释迦牟尼佛。右洞内树着一通清康熙三年（1664）重修宝塔碑。左洞内立有一通“佛足灵相之碑”，简称佛足碑。碑身高1．87米，宽0．76米，厚0．20米。立于明万历十年（1582）。     

古寺逢盛世 团结创和谐——济南清真南大寺被推荐为全国宗教活动场所现场经验交流会候选场所北大核心CSSCISSCI

济南清真南大寺始建于元朝元贞元年（1295年）,有着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寺内“采复铭”碑开创了伊儒对话的先河,“教合中邦”的匾额阐述了伊斯兰适应社会的和谐理念。该寺2010年被国家宗教局授予“首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并荣幸的被推荐为全国十所“宗教活动场所现场经验交流会候选场所”之一。     

从巫山神女到泰山玉女

楚辞中的巫山神女原型,与泰山有着密切关系——最早见于经籍的巫山在齐国泰山附近,巫山之名又源自齐地的“巫儿”风俗,而传说中之巫山神女与巫儿相比,身世、行为、职司及男女遇合都非常相似.因此可以推断,巫山神女的原型之一,即是来源于齐地巫儿,后来随着楚国北进,齐地巫儿“远嫁”荆楚,但其神格依然在故乡部分遗存.通过对历代关于泰山玉女大量文献的追索后发现,后世出现的泰山女神玉女元君形象中,便依稀可见巫山神女的影子.     

奠基“泰山学”,开拓“齐鲁学”——《徐北文文集》读后

奠基“泰山学”,开拓“齐鲁学”——《徐北文文集》读后张华松徐北文先生兼治文史,多有建树,在最近出版的《徐北文文集》（济南出版社版）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专论泰山文化和齐鲁文化的,现将先生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略作介绍,兼谈个人的几点心得体会。北文先生研治泰...     

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正>一、基督宗教“中国化”意向的思想溯源基督宗教自传入中国始,就有着其“中国化”的问题,并影响到其在华的整个历史发展。如景教在唐朝的出现代表着基督宗教始入中华,当时在其教义解说及论证上就有着与中国儒佛道思想的混合。在其术语、神学及伦理道德的阐发上,都与中国传统观念及宗教信仰有着妥协和结合。景教吸收儒家忠孝思想,在景教碑就有“言国主助圣教之广,圣教助国主之光,盖圣教流行之益,缘帝王从奉”之言,要求其信徒尊君事父,包容祖先崇拜等中国传统观念礼仪。这种“将孝养主义与祖先崇拜合一,则实为景教所受儒教思想的影响”。(阳玛诺:《碑颂正诠》)此外,景教还大量借用了佛教术语和思想模式。景教士景净曾参与翻译佛经,因而常用佛典词语来阐述景教教义;而景教碑文中“道无常名,圣无常体”等则类似道教思想及文风,其“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显然喻指景教东传乃老子之教的复归。     

唐代纹饰中鸳鸯形象初探

每一时代的每一种艺术都有着其时代特点和文化蕴涵。古往今来,鸳鸯一直是文人墨客青睐的抒情对象,在唐朝更是受到广泛的喜爱,鸳鸯形象大量地出现在生活用品和艺术品上,以唐代金银器中运用得最多。另外,在玉器和陶瓷装饰纹样中也有鸳鸯形象,鸳鸯形象不仅寄寓着唐代人对美好爱情和生活的歌颂赞美,同时,多样的表现形式也反映了唐代艺术的丰富多彩。     

《孟孝琚碑》的书法艺术探究

<正>云南昭通《孟孝琚碑》，有着“滇石之最古者”之美誉。究其缘由，《孟孝琚碑》不仅是云南唯一汉碑，更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美学价值，亦可成为今人提升书法艺术水平的取法对象。通过对《孟孝琚碑》概况、书法艺术特色、对后世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并融入此碑与同一时期《石门颂》的对比，我们可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此碑的价值。     

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的四个第一

河北省定州市内有一座古老的清真寺,寺内有一幢公元１３４８年立的《重建礼拜寺记》碑。此碑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独占四个第一,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第一幢汉文碑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伊斯兰教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石刻是泉州侯塞因的墓碑石刻。但是定州清真寺的《重建礼拜寺记》碑是迄今所见到的第一幢汉文碑。专攻中国伊斯兰教的冯今源先生在其《伊斯兰教文化百问》一书中说：“第一块汉文清真寺碑记就是定县清真寺的《重建礼拜寺记》,时间是元至正八年（１３４８）二月,撰文者是‘承务郎真定路安喜县尹兼诸军奥鲁杨受益’…     

黄金纽带上的两颗璀璨明珠——山东息庵碑和法华院

中国佛协已故会长赵朴初先生的晚年，在总结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往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现实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构想，立即得到中韩日三国佛教界的积极回应。从1995年到去年，分别在中国、韩国、日本先后召开了4次三国佛教代表大会，对加强三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亚洲与世界和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山东长清灵岩寺的息庵碑，威海市荣成的赤山法华院，可谓是镶嵌在这条黄金纽带上的两颗璀璨明珠。息 庵 碑 坐落在泰山北麓、济南南部的长清灵岩寺，始建于东晋，到唐时已成为我国古代北方四大名刹之一，住…     

苏州玄妙观金石遗迹

苏州玄妙观历史悠久,千百年来,历代遗留下来大量的文物碑刻、文化遗迹,内容涉及殿宇兴度、人物赞颂、天人画像、官府告示、禁令等,为研究玄妙观的变迁沿革和苏州的历史文化。社会风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玄妙观众多的碑刻之中,老子像碑最为珍贵。该碑树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出之宋代刻石高匠张允迪之手。碑上刻有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所绘的太上老君像,有唐玄宗李隆基题写的赞,还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赞。一块石碑上集御赞、名画和精美书法于一体,世称之为“三绝碑”。此碑是苏州现存画像碑刻中最早的一块,张氏是当时的…     

以山为师

古人说,“仁者乐山”,我不敢以“仁者”自居,但出生后取名就含有“山”字,冥冥之中,山与我,似乎有着割不断的情缘。我总觉得,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血脉相通的。遥想两千多年前,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便觉山是人类的老师,它教人开阔眼界,神游八荒。试想,置身于秀山峻岭,侧耳有虫鸣鸟唱,松风阵阵,举目是浓绿滴翠,雾岚戏风。     

五台山龙虎碑考

在五台山显通寺座西向东的山门内,左右两边屹立着两通青兰色的龙虎碑。石碑,上无碑额,下有方形碑跌,碑身上分别镌泐着“龙”、“虎”二字“龙”“虎”二草,起笔有结,落笔有起,筋节分明,气脉绵亘,藏有龙腾虎跃之势。宇模豫章笔体,苍劲郁拔,淋漓酣畅,法意相彰,是一对海内罕见的珍贵草书。因此至五台山旅游观光者,无不到此观赏一顿,评赞一番。那么,此碑是何人、何时写的?     

冀中南地区北魏时期墓志书风探析

<正>清代碑学兴起,重碑抑帖风气盛行,阮元、包世臣等人便是“北碑”的首批拥趸者,后康有为等人将“尊碑”风潮推至顶峰,“魏碑”一词便是源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正式提及,并有“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之说,对于北朝碑刻书法极为推崇。本文以冀中南地区碑刻为基础,探析“魏碑体”兴盛时期,相邻的冀州地区书风与其是否完全一脉相承,亦或是在发展过程中各有特点。冀中南地区该时期碑刻书体以隶书和楷书两种为主,     

易学研究又有新成果

“泰山中华太极城学术成果研讨会”不久前在京举行,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新近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研究成果,已列入山东泰山天时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发起的“泰山神秘车”文化开发计划,不久的将来将在举世闻名的泰山脚下出现“太极金字塔”、“六十四卦易经柱”、“立体太极球”等气势恢宏的易学文化景观群——中华太极城。     

“达摩”是什么?

“达摩”是梵文dharma的音义，在中国古代佛教典籍中，按照其意义一般则译之为“法”。这个词出自于词根“dhri”，最早出现在《梨俱吠陀》，原初意思是“支持”、“支撑、”、“维持”、“事物固有的秩序”等。以后这个词不断发展，其意义也逐渐扩大。到了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的时代，这个词出现在阿育王碑上，它的意思则完全与道德伦理观念联系起来。当时，阿育王还任命了一批主管和监督社会道德的官员。他们的官衔称为‘达摩——摩诃摩德罗’（Dharma-mahamadra），可译成‘道德部长’，但后来其意义转为‘施舍及宗教事务高级官员’。在…     

敦煌本《老子变化经》思想渊源略考

本文认为：①《老子变化经》有关老子：“变化”的思想源于永兴元年（１５３）王阜所立的《老子圣母李夫人碑》,在永兴元年之前,老子变化的思想已在老子故里流传;②《变化经》吸取了《列子》的有关思想,老子“变化”的本领,有的即据〈列子》改编而来;③《变化经》与蜀中天师道有密切关系,《变化经》至早应在三国时出世。     

牧场心得之九 “热心”与“知识”

上帝吩咐保罗“作外邦人的光”（参徒13：47）,其主要使命是“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参徒26：20）,所以他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参罗11：13）。然而,这并不是说保罗的工作就与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作为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保罗对同胞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他在不断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同时,     

大元国师法旨碑年代补证

山东长清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是元代现存唯一一面藏汉双语国师法旨碑刻。此碑单以辰属纪年的立碑年代引后世学者对其诸多考证,分别有沙畹、王尧、祖生利、中村淳的1341年说,冯承钧、蔡美彪的1305年说,常凤玄的1365年说,清代金棨《泰山志》以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的不确定年代之说。碑文落款蛇年与定岩长老是判定年代的两个依据。通过灵岩寺墓塔林所立的《慧公禅师道行之碑》与《方山璧公禅师寿碑》,可以推知定岩1335-1348年间住持灵岩寺,据此断定大元国师法旨碑立于1341年。文章首次提出定岩长老住持年代的下限,从而补证沙畹等人主张的1341年立碑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