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真理理论:一种间接要求融贯性的符合论

学界对笛卡尔的真理理论还没有形成决定性的共识和系统性的见解,这篇文章旨在澄清该理论:(1)首先区分两种笛卡尔的"真/假"概念:在判断中的形式性真/假和观念的质料性真/假;(2)分析和补充部分学者对笛卡尔真理规则所涉"真"概念的符合论解释;(3)论述另外学者的融贯论解释所依据的理由并不充足;(4)提出一个新解释:虽然目前支持融贯论解释的理由是糟糕的,但是却可以基于其它理由接受其解释中的某些合理要素,因而主张笛卡尔的真理理论是一种间接要求融贯性而直接要求符合性的真理理论。笛卡尔的认识论同时设定了符合性和融贯性两个原则。     

笛卡尔、永恒真理与上帝的全能

笛卡尔宣称上帝创造了永恒真理,并因此可以使诸如"2+1=3"这样的永恒真理失效。本文认为,笛卡尔的永恒真理学说是一种"直观知识",这种"直观知识"从"存在判断"中悬隔了出来。但永恒真理学说仍然悖论重重:笛卡尔保障自然规律的充足理由律是否定性的,数学真理既是永恒的,也是偶然的。换言之,笛卡尔并没有明确讨论上帝是否还能创造另一个数学世界的可能性。本文主张,"自然规律"在笛卡尔那里,其意义发生了变化:它们变成了出于同质性、依据几何学的方式建构与重建自然的蓝图。这是笛卡尔既主张上帝创造了永恒真理,同时也主张上帝需要一刻不停地保存永恒真理的原因。     

骗人的妖怪与忠诚的上帝——辨析上帝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地位

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时而说上帝是骗子,时而说上帝绝不骗人,他的真实态度到底怎样?本文大致梳理了《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整体结构,仔细辨析了在各个沉思中上帝所发挥的作用,并结合笛卡尔的科学思想,最终得出结论:《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其实有两个上帝,前一个上帝是阻碍人类探求自然真理的骗子,后一个上帝则是笛卡尔找来的人类理智的忠实同盟。     

笛卡尔永恒真理创造学说的内在悖论

笛卡尔在1630年提出了著名的"永恒真理的创造"学说,并坚持终身。这一学说指出,永恒真理,即形而上学、逻辑学、数学等学科的最首要的真理是上帝所创造并保存的,上帝还同时保证永恒真理的不变性。然而笛卡尔却同时认为上帝是无限而不可理解的,并对其所创造的永恒真理持有完全自由与无分别的态度,由此这些真理的不变性又遭到了威胁。本文通过分析这一学说中上帝的创造、永恒真理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永恒真理的永恒性与不变性的含义而揭示了这一悖论的内在含义。对于这一悖论的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笛卡尔哲学中上帝维度的复杂性,并能够反映笛卡尔将传统神学论题转变为现代形而上学的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     

马里翁对笛卡尔形而上学体系的解读

马里翁认为在笛卡尔的哲学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本体—神学—论思想,一种以自我为基础(其基本的表达式是"ego cogito,ergo sum"),一种以上帝为核心(其基本的表达式是"ego sum,ego existo"),前者是一种并不完备的形而上学,后者则展现了笛卡尔的一种成熟的形而上学思想。但是,关于笛卡尔的这种成熟的形而上学思想及其体系,马里翁在其《笛卡尔哲学问题:方法与形而上学》和《笛卡尔哲学问题II:自我和上帝》中分别给出了两种并不相同的解释,本文认为我们可以大体上认可马里翁的第一种解释,同时应该对他的第二种解释保持谨慎态度。     

斯宾诺莎对笛卡尔普遍怀疑的批判

斯宾诺莎认为，笛卡尔普遍怀疑的产生及克服都取决于他所持的特定上帝观念；就清楚明晰的观念而言的真理标准和上帝存在之间的循环论证，也产生自笛卡尔未能恰切地认识上帝观念之优先性。只要我们有关于上帝的真观念，便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普遍怀疑，进而也不会有对其的所谓循环解答。也就是说，笛卡尔的真理标准是第一位的，神的观念是从属于这一真理标准的(尽管这个标准必须进一步被澄清)。因为该观念的优先性在于知识的内容，而非知识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在斯宾诺莎看来，怀疑就其本性而言不可能作为方法；真正的方法论首先在于辨识真观念，因为唯有观念自身的力量可以揭示怀疑和确定性之间的差异。     

试论笛卡尔的哲学方法论体系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笛卡尔作为欧洲近代唯理论哲学的创始人，特别重视方法问题，认为方法对于探求真理是绝对必要的，寻求真理而没有方法，不仅找不到真理，而且会把谬误当成真理，从而陷入更大的谬误。为此，他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方法谈》等著作中，对方法问题进行了系统专门的研究。综合起来，笛卡尔在创立他的唯理论哲学学说的同时，也创立了以普遍怀疑为起点、以心身二元为基础、以数学方法为典范、以分析～综合为基本方法的唯理论的哲学方法论体系。一、普遍怀疑的方法普遍怀疑，既是笛卡尔哲学的开端和出发点，又是…     

笛卡尔永恒真理学说悖论的三种解决

笛卡尔在1630年提出了"永恒真理的创造"学说,并终身坚持。这一学说指出,形而上学、逻辑学、数学等学科最首要的真理是上帝所创造并保存的,上帝还保证永恒真理的不变性。然而笛卡尔却在同时坚持认为上帝是无限而不可理解的,对其所创造的永恒真理持有完全自由与无分别的态度,这样一来,这些真理的不变性又遭到了威胁。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笛卡尔永恒真理学说的内在悖论。本文认为笛卡尔一共进行了三次不同的努力,即诉诸上帝的单纯性与统一性,诉诸上帝的完满性,以及上帝作为自因的学说,来应对上帝的无限性、不可理解性与永恒真理的不变性之间所形成的张力。这说明笛卡尔一方面试图提高上帝相对于人类理智秩序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将上帝作为这一秩序的保证者。因此这三种解决就是笛卡尔试图把不可理解的上帝不断重新拉回人类的理智秩序之中的努力。这是笛卡尔不可能完成,但却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激情与活动——笛卡尔的激情理论辨析

在《灵魂的激情》一书开篇,笛卡尔就提出说:"尽管施者与受者通常十分不同,但是活动与激情必定总是一回事,只是为了解释两个与之相关的不同主体而有了两个名字"。笛卡尔关于激情与活动的这段文字,不但对于理解他的激情理论本身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还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有助于揭示笛卡尔与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的前辈之间的关系。最近一些学者对笛卡尔的这一十分重要却又经常遭到忽视的说法重新燃起了兴趣。当笛卡尔说"活动与激情必定总是一回事"的时候,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这篇文章中,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首先在对文本的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表明笛卡尔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激情"与"活动"这两个术语的,我们应当小心地区分开这两种不同的意义或者说用法。其次,笔者将批判性地讨论最近对笛卡尔关于激情与活动的说法所提出的三类解读。最后,笔者将提出自己的解读并对笛卡尔关于激情与活动的说法做出解释。     

经典与阐释:论独立性道德知识何以可能

借助对柏拉图"普遍善"理论的评判以及对人类活动进行不同类型的归类整理,由此形成各自独立的、有着异质界限的不同的知识类型,是亚里士多德突破科学方法论概念对伦理实践活动的限制而确立独立性道德知识的知识论基础。为此,亚里士多德从伦理实践活动的本性出发,将作为"实践的、自为的"道德知识与作为"确切的"科学知识和"他为的"技艺知识进行了"独立意义"上的原则划界。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承继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独立性道德知识的这一判断并予以了新的时代肯定。在伽达默尔看来,由于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方法论普遍性、支配性地应用,导致在道德领域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即认为道德科学不但在于而且能够认识道德现象后面的"齐一性、规则性和规律性"。对此,伽达默尔从哲学解释学出发,根据道德知识的不确切性、目的性以及可理解性等知识本性,完成了独立性道德知识与其他知识之间的划界工作。     

“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专题(第三期)

主持人语:受《现代哲学》编辑部委托,我继续主持新一期的"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专题。此前两期的文章或者研究"中外哲学传统中的相关问题与资源",或者"寻求理论的突破与创新",显示了一定的特色。本期组稿仍追求这种特色。本期专栏共有五篇文章。拙文《笛卡尔对理论原则与实践原则的区分及其对中国学界的启示》反映了本人在研读     

奧古斯丁论两种自识

奧古斯丁的思想向来被视为现代哲学之先声,他的自身认识理论也常常成为笛卡尔以降的相关讨论的重要比较对象。首先,在对新学园派的反驳中他从认识论上证明了感知呈现的确定性,确立了处理自身认识问题的内向性基础。其次,他不仅早于笛卡尔发展出类似于"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怀疑论证,而且推演出心灵作为精神实体的核心结构。最后,他了解塞克都斯·恩披里克对自身认识可能性的反驳,在前述探究基础上有意识地区分了两种自身认识以应对这一难题,而其中可解释为前反思的直接性自身意识的概念也可以在德国唯心论的自身意识理论中找到回声,后者正是用这一概念来解决反思模式导致的难题。     

实践之“我”与理论之“我”——笛卡尔之“我”的语用调查

笛卡尔在"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命题中规定"我"就是"我思",意指一个纯思维的实体,并以之作为其哲学理论体系的阿基米德点。对于该命题的含义和是非,哲学史上存在着复杂的争议。本文采取语用调查的方法,对笛卡尔在其著作中使用"我"这个词语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梳理,得到如下基本看法:在笛卡尔的著作文本中有两个"我",一个用作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指代笛卡尔本人,在叙事中实际发挥着指代行为主体的作用,为实践之"我",另一个被动接受笛卡尔的思辨规定,表示实体性的我思,为理论之"我";前者可以用"笛卡尔"这个普通专名来替换,或跟该专名合并使用,后者则不能这样;前者的使用一向清楚明白,后者的含义则始终令人费解。因此,如果哲学真要找寻一个具有确定性的起点,实践之"我"肯定优于理论之"我"。     

法国语境下的现代性批判溯源:马克思和波德莱尔

马克思在写下《克罗茨纳赫笔记》的过程中,通过对法国革命史的阅读寻找到了一种不同于德国法哲学的新的逻辑方法,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一种"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政治现代性批判,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开始逐渐走向对社会历史本质的探寻。与此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观察者"的诗人波德莱尔,则是在巴黎革命的余烬中构建起一个关于现代生活的精神世界,并提出了一个文化批判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两者如何在理论与实践、革命与诗情之间作出抉择,这对于我们当今社会批判理论研究而言依然是绕不开的经典话题。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真理”观念

中国古代思想中既有"真理"概念,也有关于"真理"的理论。本土汉语中的"真理"一词,主要是指真正的道理与最高的意义,与之相近的概念是"道"。汉语佛教中的"真理"概念及真理理论,主要是一种价值论。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真理"概念与真理理论,则主要是一种认识论。在中西古今哲学比较的广阔思想视野中考察中西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观念,对于发展当代汉语哲学,可提供极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与思想方法。     

哈贝马斯论真理与证成

哈贝马斯早期提出了一种"共识论"或"话语理论"的真理观,将西方哲学长期以来以"看"为中心的认识模式转变成了以"说"为中心的模式。然而这一理论完全缺乏实在论的维度,因此面临许多哲学上的困难。这些困难导致哈贝马斯后来提出了一种新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借助于这种新的真理论,哈贝马斯力图将真理的"看""说""行"三个维度整合在一起。这一整合后的理论尽管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却极具启发意义。     

论康德对真理概念的判断力奠基

康德的真理理论既不是符合论,也不是融贯论,而是对真理的奠基。他把真理的现实性根据奠定在判断力的基础之上。由于判断力被区分为规定性的判断力与反思性的判断力,因此他对真理的奠基也就是双重的。前者使真理得以现实地产生出来,并在现象界呈现为经验性的真理;后者则为这种经验性的真理增添了一种情感的基础。由此,康德的奠基就使得真理成为一种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关于现象的真理。这种奠基虽然大大缩小了真理的地盘,却使得人们对真理的探索因远离幻相而变得更加稳健。     

“真理的强迫”:《形而上学》A.3的“自然哲学史”

在《形而上学》A.3中,亚里士多德将早期自然哲学家从提出质料因、到提出推动因,再到提出目的因的哲学史进程表述为"真理的强迫"。本文试以《形而上学》A.3文本中真理的两次"强迫"为线索,分析亚里士多德阐述早期自然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体系(特别是其四因说)的目的论理路。     

知识的定义对于解决怀疑论问题的重要性

以笛卡尔和阿格利帕为代表的全局怀疑论的论证结构表明怀疑论暗含着对于知识之理解的三个预设:1.关于证成的内在主义观;2.关于真理的实在论;3.关于知识的不可错论,这三个预设与柏拉图对"知识"的传统定义——JTB理论是相一致的,而葛梯尔问题的提出表明这种对知识的定义是有缺陷的,从而为我们解决怀疑论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学以成人:非洲文化的贡献

引言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学》第一卷第二章).人要与其同类在社会中生活.城邦是人的一种本质要求.人的目的不在于生活,而在于好好生活.但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应该遵守社会规范.人作为理性生物,应该学会充分利用智性能力来改善生存状况并实现个人发展.关于这一点,笛卡尔说:"方法可以正确引导人的理性"(2000:12).没有方法的研究无异于勾画一种无章法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