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案例与“闪烁的自由”策略

道德责任的判断和归属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承担责任而必须满足的控制条件,理论家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设想,其中的一个核心争论涉及道德责任是否要求行动者具有可供取舍的行动方案。H.法兰克福对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激起了大量热烈的争议,不相容论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反驳其论证,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表明其中的一个论证策略(所谓的"闪烁的自由"策略)并不成功。     

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吗?——对一个否定论证的考察

通过被称为法氏例子的思想实验,法兰克福否定了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相容.法兰克福的论证对不相容论者造成了巨大的挑战.魏德克以及其他一些不相容论者发展出一种主要的反驳策略,但未能切中肯綮.本文区分了本体论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与经验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法氏例子实际上只涉及经验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而自由意志陈述的却是本体论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由于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分,法兰克福在概念层次间做了不恰当的跨越,将由法氏例子得出的结论看作是对本体论层次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的否定.因此法兰克福并未能通过法氏例子否定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法氏例子也不能表明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相容.     

能力、责备与康德准则

不相容论者倾向于认为,为了能够对一个行动承担道德责任,行动者必须在实际上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能够采取其他可能的行动,因此道德责任预设或要求一种"反因果"的自由。哈里·法兰克福在发表于196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试图反驳这个观点。不相容论者已经采取了一些策略来回应法兰克福的挑战,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旨在表明,在道德责备的特殊情形中,不相容论者的主张可以得到维护。然而不相容论者通过诉诸康德准则对法兰克福挑战的回应并不成功。     

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地位

自德国哲学家乔纳斯 20世纪 70年代末期在其《责任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把技术列入伦理学主题以来, 各国学者围绕技术伦理学发表了不少论著, 并围绕“技术伦理学的理论可能性和实践意义”展开了争论。(参见格鲁恩瓦尔德, 第 7-13页) 这种争论的实质并不在于技术伦理学是否成立, 而在于把人们引向了对技术与道德关系的更为深入的伦理学思考。它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一是目前技术伦理学使用传统的价值、责任等概念来分析技术伦理问题, 出现了诸多矛盾 (如运用价值判断处理新技术决策会导致各方固执己见和冲突激化, 运用责任伦理无法规定技术后…     

自发性与道德行动:葛瑞汉汉学研究的伦理面向

休谟基于"理性"与"动机"、"是"与"应当"的区分,对理性主义道德论证提出挑战。回应这一难题并为道德行动重新奠基,成为贯穿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汉学研究的主旨。由此进入新儒学人性论思想内部:围绕"性"是否为善、"仁义"是否内在、"知""行"是否合一等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与西方"理性"与"动机"之争取得关联;而由孟子至程朱对性善论的不断纵深和完善,又展示出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道德论证的独特指向。葛氏从儒家"由仁证礼""由仁义行""乐循理""德性之知"等观念中提炼出"自发性"思想,在西方伦理学框架之外为道德行动的理据性提供了新的阐释,对"休谟难题"背后的深层观念预设和话语模式进行了反思。     

来源的不相容论与道德责任

就道德责任的归属而论,有两种典型的情形似乎表明道德责任有一个历史的维度。一些意志自由论者由此认为这为不相容论提供了一个有力论证,并进一步强调道德责任要求一种完全摆脱了因果决定的自由。通过批判性地考察约翰·费希尔对于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所产生的机制的论述,本文试图表明这两种情形所暗示的"历史维度"实际上可以从相容论的观点得到阐明。因此,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必要设定任何"反因果"的自由来说明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的真正可能性。     

道德自然主义对道德怀疑主义的批驳

道德怀疑主义的回溯论证依赖于一个重要前提,即由"是"推出"应当"是逻辑上无效的,而道德自然主义者否认这个前提。马克·内尔森提出了两个反例来试图证明:"是"与"应当"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鸿沟;我们能够基于由"是"到"应当"的推理来确证我们的道德信念。但是,对他的论证的考察表明,即使他的反例成功地证明"是"与"应当"问题的确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要么由于我们不能确证地相信那些作为前提的事实命题,要么由于我们的确证仍然依赖于某些隐藏的道德预设,因此,我们也不能够用类似的推理来确证我们的道德信念。总之,道德自然主义~①对道德怀疑主义的批驳并不成功。     

“康德与萨德”:导向真实伦理学

黑格尔曾提出无限判断的说法,无限判断就是把两个极端差异的概念联系起来。类似地,在康德和萨德这两个极端差异的思想家那里,存在着"康德即萨德"的说法。"康德与萨德"问题,最早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此后这一问题被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重新提出,并被拉康理论的卓绝阐释者齐泽克持续思考。康德提出"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律令,和萨德的"为欲望而欲望"的彻底之恶原则,具有同样的形式主义特征。由此,康德的道德律令呈现出拓扑学上的莫比乌斯带现象,即颠倒为萨德式的彻底之恶的伦理原则。康德伦理学的萨德式悲剧揭示了道德形式主义的局限,呈现了主体的生存悖论。象征秩序(大他者),造就了主体性,但也造就了短缺主体。对此,主体只有采取象征性自杀的方式,敢于直面创伤性的真实界,以行动来对抗他者,才能获得自由和重生。由此,"康德与萨德"问题,在拉康和齐泽克的真实伦理学和行动理论中得以解答。     

道德的内容和形式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是否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呢?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否存在着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同资产阶级伦理学的一大争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伦理学。总以为在人类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先验的、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但是,谁也没有说清楚这先验的、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究竟是什么,于是便把道德问题涂上了神秘的色采。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以后,肯     

欲望的本质和休谟式的动机

行动的本质动机是欲望还是信念,这是道德心理学和行动哲学中的一个核心争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关系到行动的理性说明的结构,而且也在根本上涉及我们对道德动机和道德要求的本质和限度的理解。而行动的本质动机仍然是一种休谟式的动机。     

关于"性别差异"的哲学争论

女性主义已经在当代哲学领域带来深刻的思想革命."性别差异"是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存在着许多哲学争论.笔者以是否应当放弃"女性"概念、应当如何描述"女性"的性别特征,以及"性别差异"是否为一个本体论事实三个问题为例分析了当代哲学关于"性别差异"问题的争论,并试图作出一些讨论和思考.     

面对公共危机,伦理学该如何思考和表达

面对公共危机,伦理学应着力于两个根本问题的思考。第一,这个危机是否因人的行动而成,这直接决定着责任归属问题。如果是可证明其因果关系的,行动者必是责任者;若不能证明其因果关系,也要延迟或事后确定和确证责任归属。第二,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责任归属问题,在责任判断的类型上,可把相关行为分为出于责任、合乎责任和反乎责任的行为三种。由这样两个根本问题所决定,伦理学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理性的,对任何一种与道德责任有关的行为进行判断和推理时,必须给出正当性基础的论证,做到客观因果性和意义妥当性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危机及危机管理中表现出来的道德人格与稳定状态下的道德人格会有很大不同,要保持道德人格的同一性,就必须有稳定的、经得起正当性基础证明的观念体系、制度结构和伦理环境。公共危机具有两面性,它会把人性中的"向善"和"趋恶"的倾向集中表达出来,这就为后危机状态下的"扬善抑恶"创造了条件。     

人工智能的责任鸿沟——基于归因过程的分析

人工智能的行动责任既不能归咎于人类设计者或使用者,也不能归咎于人工智能自身.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设计者或使用者对人工智能的行动不具有引导性控制;二是人工智能系统自身不具有设定目的 的能力.责任鸿沟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主体性问题,因此目前基于主体性视角出发的相关研究都面临着困境.责任鸿沟问题实际上产生于因果归因的过程中.这一归因困难不仅存在于责任鸿沟问题中,而且存在于关于人类主体行动的操纵问题中.人工智能的道德责任问题也是一类特殊的操纵问题,导致责任鸿沟问题与操纵问题的原因是,具有平等主导性的操纵者与被操纵者的行动机制所造成的平行叙事.通过对行动机制的抽象层次的分析,可以尝试对责任鸿沟问题及操纵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荀子“性”概念的元伦理学考察

基于以荀解荀的方法论自觉,本文取一种元伦理学的进路,在荀子本人"共名与别名"的逻辑架构之下,内在于荀子哲学的固有脉络考察和分析了荀子"性"概念的多重意涵,揭示了荀子人性理论的多层次性,进而在道德主体的理论层面探讨了荀子人性观念的语境、意义及其哲学重构的可能性。本文以如下三个基本问题为线索:第一,荀子的性恶观念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第二,既言性恶,则善从何而来?易言之,善在荀子那里是否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天根据?第三,如果对第二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否就意味着荀子人性理论中存在着结构性的悖论和矛盾?通过对这样三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本文认为,荀子的"性"概念乃是一种结构论的人性观念,而非本质论的人性观念。     

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

胚胎干细胞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干细胞来源的伦理争论,提出了如何看待"胚胎道德地位"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有三种观点,它们分别从生物性、理性功能以及人的潜能性来界定胚胎的道德地位。通过对三种观点的分析,本文强调坚持人的尊严原则,是推动新兴生物技术发展的核心和归宿。     

康德是道德内在主义者吗

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当前道德心理学讨论中的热点问题.这一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在某个行动中理性、意志和欲望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三种心理状态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康德式内在主义理论需要给出一种论证来弥合理性和动机之间的裂痕.康德实践哲学实际上是围绕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o)gon)的两种规定根据而展开的.在康德的动机体系中,理性或道德性与欲求能力之间的裂痕实际上已经通过敬畏(Achtung)这种先天情感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评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

乔治·卢卡奇在结束对《审美特征》一书的研究之后,准备写作一部包罗万象的伦理学著作。他预定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章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本体论形式问题——这是那样一些问题,没有它们,对人的行为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便不可能作出唯物主义的评述。但卢卡奇这部著作的第一章超出了预定的目标。六十年代中期,法兰克福学派同实证主义者关于重新把辩证法和本体论问题提到首位的争论结束。     

承认的哲学:一种社会批判——阿克塞尔·霍耐特访谈

这是法国《智慧》杂志对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主任霍耐特的一次访谈,话题涉及承认原则同自由主义的关系、承认作为现代规范和道德原则之可能、承认规范在法兰克福学派史中的方法论突破、承认道德的心理学要素、从承认原则看新自由主义的不足等几个方面。     

伯纳德·威廉斯对康德道德责任理论的批判

责备是人们在面对理由时的一种典型回应性态度,对这一态度的恰当判断往往需要预设一个具有自主意愿的行动者及其责任的归属。"聚焦式责备"(focused blame)是当代道德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对责备这一概念在现代道德哲学尤其是康德伦理学中特定意涵的刻画。通过对其背后所预设的道德自我、道德责任、意愿等的批判性考察,威廉斯提出"作为起因的责任承担者"这一概念以阐明现实的行动及其后果对自我的构建性作用,指出康德伦理学借由纯粹意愿所构建的道德自我来承担绝对自由的这一理论抱负,有可能会遮蔽现实中人们的具体伦理行动和心理机制所原本拥有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社会转型时期的诚信与道德建设

道德必须以诚信为基础:一方面有赖于人们对道德及其总体性原则是否具有坚定信念,一方面有赖于人们对社会成员能否共同遵守具体性道德规范的相互信任.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和生存样态的深刻变迁对诚信的两个方面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并由此引发了道德问题.当前的道德问题表现在两个相互强化的方面,即总体性道德原则的缺失与沦丧,以及具体性道德规范、道德认知和道德评价的错位与混乱.道德建设的核心与重点在于诚信建设,而诚信建设又必须以正确揭示当前的利益格局和生存样态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