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的问题谱系及当代建构

在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空间正义作为一个理论视角越来越呈现出其重要性。它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干预世界功能,为当下超大规模的全球空间重组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理论方案,逐步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因此,清晰和准确地图绘空间正义的问题谱系,审理其思想史脉络,阐明经典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的原初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发展动态,以及从空间角度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形成具有本土关怀和全球视野的优秀成果,便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原像与当代解读

"从抽象到具体"是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所提出来的用于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在马克思的经典语境中,它是指一种总体性再现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认识逻辑方法.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中它则被片面地突显为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人学辩证法;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中则被泛化为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切领域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文章认为,要科学地理解"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真义,就必须把它放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初语境之中.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基础

资本逻辑的最大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表现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不是立足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去思考导致前者表现为后者的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这种解读视域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是一种社会历史过程的批判,其核心在于探索批判对象即资本在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对资本的超越与扬弃都是建立在自觉地掌握与运用这种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基础上的。这代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解读视域、解读内容等方面对他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真正超越。国外学界的一些左派学者在解读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时并没有真正进入他的唯物史观视域。     

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历史叙事的视野和逻辑

<正>[主持人语]: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开始以新的视角审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逻辑和意义。新动态在两个方向上特别明显:一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二是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前一个方面可能受到了现实的激励与国际理论动向的影响,后一个方面则是前一个方面引发的更基础的问题。本刊编发的这组稿子的话题属于后一方面,它们通过时间、物、人等视角,回应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质问题及其在当代引发的理论争论。在其中,胡大平博士以"客观性、规律性和时间"的含义及其之间关系的辨析,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历史叙事在主体与结构之间张力协     

资本时代“心理一般”的方法论批判

本文致力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出发,内在性地把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心理学研究及批判中如何可能,以加深对传统心理学及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心理存在不是直观的作为自然对象的物(Ding),而是作为客观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die gesellschaftliche Beziehung der Personen)。在心理学中它表现为作为现代发明的"心理一般"。心理一般只有沉降到历史关系的具体层面,才能完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跃迁,以此勘破心理一般带来的双重幻象。对心理一般事物化颠倒及其物化错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与其虚假的同路人区分开来,这个同路人就是从抽象的主体价值出发进行批判的抽象人本主义逻辑。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当代激进哲学

齐泽克所提出的"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映了当代激进哲学在批判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过程中推进意识形态批判的新的理论诉求。回顾卢卡奇以来西方左翼思潮的逻辑演进,分析齐泽克不同文本中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可以证明:全球化条件下作为"自主主体"的资本,"真实的抽象"中关于"意识形态的第三大陆"的发现,黑格尔辩证法的拉康式重构,分别构成了齐泽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指向、理论起点和方法本质。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当代激进哲学的探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问题的肯綮,但仍存在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逻辑疑难。     

重思马克思哲学的“改变世界”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际上提出了其哲学的"最高问题"即"改变世界"问题。马克思颠覆了传统的学问方式,将他的哲学"最高问题"的破解过程,融入《资本论》及其手稿这个"载体"之中,即不再以纯哲学范畴抽象论述一般的"社会本质"问题或一般的"人的本质"问题,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现代社会","立足"于"工人阶级"这个"现实的人",依凭"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对改变世界问题的具体破解。     

从双重关系的角度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形式论

马克思将青年黑格尔派及其他激进批判理论对现实社会弊端的批判指向由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等等意识形式领域转向现实的社会关系领域,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又分为两个方面: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交往关系,后者是交换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对社会发展形式的阐述就是对这一社会关系的横向维度在社会历史纵向维度中一般进程的认识.本文通过对这一纵向维度中人一物双重关系的横向维度分析,尝试着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无论我们将马克思的社会形式理论理解为三阶段说、还是五阶段说,实际上不同社会形式的变化从双重关系的意义上来说,包含着两种基本的不同性质的双重关系.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特质与方法论功能

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瓦解了以往一切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奠定了真正的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发现社会事实本质和真理路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启了一门综合的社会历史科学,理应成为普遍的社会科学世界观。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非意味着纠正这门学科某些不确切之处,也不是弥补空缺,而是意味着提出一个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新的总问题和新的对象,即以"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思辨哲学对社会历史事件的经验主义和抽象思辨式把握,破除了以上两种思维方式在思考社会问题上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并把纷繁复杂的社会整体作为反思和研究的对象。     

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是辩证的认识方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概括为“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在认识中,所谓由抽象上升为具体,就是认识中的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也就是认识运动的辩证法。由于任何事物的发展,无不表现为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此作为反映事物的逻辑认识的过程,也必须是一个同样的辩证的发展过程。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曾摘录过黑格尔的一段话说:“认     

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逻辑的批判

对分配正义的探讨要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西方政治经济学探讨分配正义并不像以往一样局限于政治和社会的目的,而是把分配正义纳入经济学的探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理论的要义在于:一方面,立足于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来论及分配正义问题,把分配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另一方面,从要素的贡献角度来确立分配公正的标准,从而使"按应得分配"成为最基本的分配原则。这些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重要来源。但是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显著的区别:一是虽然从生产过程出发来谈分配问题,但主要从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立场来讨论分配的定位问题;二是虽然同意"按要素的贡献分配",但是认为要素在各个社会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要素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三是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也谈分配中的阶级利益因素对分配正义的影响,但总是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视为分配正义的基础。马克思则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解决分配正义的前提问题。通过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分配正义思想以及马克思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逻辑的批判,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实质,拓宽分配正义研究的视野。     

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理论

唯物史观作为开创性的社会历史观 ,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社会历史宏观解释框架 ,还确立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揭示唯物史观科学认识和价值取向的统一 ,确定人的发展作为唯物史观基本价值维度的地位 ,在唯物史观框架中探讨人的发展问题并以人的发展理念诠释唯物史观 ,有助于提升人的发展理论的研究层面 ,建构人的发展理论的当代形态 ,丰富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 ,扩展和深化对唯物史观当代性特别是当代价值的理解。一对于唯物史观的内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过精炼的概括。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作为马克思的第…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肯定和改造:以《巴黎手稿》为中心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理解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理论阵地。《巴黎手稿》作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早期成果,也是二者正面交锋的重要思想领地。深入其中便会发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而非仅仅是否定的一面,即在劳动异化的意义上揭示了其消极方面,因为它的抽象形式遮蔽了现实的人的异化。事实上,马克思是在交往异化的意义上才发现了其积极方面,因为它以积极的异化形式把握到了真正的人的生命形成过程及其运动,所以被给予了充分肯定。通过对"穆勒评注"的分析,马克思的这种肯定可以得到合理的理解和说明。藉此,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才能以经由交往异化而来的社会关系作为思想通道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方面加以科学改造。     

马克思对“时代”的诊治方案

马克思将他所处的德国诊断为"时代错乱"。其表现为发达的哲学与不发达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强烈反差。在批判了"理论实践派"与"政治实践派"之后,马克思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历史使命赋予给新生的无产阶级,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构造了一种融汇了科学的实证精神、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与无产阶级立场的"批判的经济学",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总体诊治。如果以韦伯考察社会的"理念型"方法为参照,则可以更清晰地显示出马克思"批判的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与历史意义。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想转向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从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由此从政治解放转向人的解放,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马克思从总体上揭示了现代性所建构的现代社会-政治基本结构,决定人的双重生活方式、双重存在方式,决定人的双重本质。马克思在结构多维、过程流动的人类社会历史中把握人的本质。人的解放就是人的双重本质合一,亦即人的双重存在方式、双重生活方式合一,这就必须改变现代社会-政治基本结构,重新建立社会和国家的统一,国家(非政治国家)复归于社会(非市民社会)。这就是社会革命,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解构现代性的原则和方法。     

“思维着的人”的思索与“愚人船”的命运——重温马克思“1842～1843年通信”及其意义

1842~1843年间,马克思围绕《德法年鉴》的创办与他人进行了大量通信,借此考察了当时德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剖析了"庸人及其国家"体制,清理了与先贤和同道之间在思路和策略上的分歧;进而显现出"思维着的人"对被其称为"愚人船"的德国命运的思索,以及为寻找新的社会变革之路所遭受的磨难和艰辛抉择的心路历程。这些通信引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观点,如:人与制度、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塑造;"坏的政治"对哲学思维和思想生态的破坏;沉溺于思辨和自由、一味激进地批判和鲁莽地行事将一无所获;不能满足于现实的"时针的运动"、要更在意"分针的运动";等等。这些论见构成这一阶段马克思思想发展最精彩的篇章;就是在他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它们也没有失却光芒,更不曾被抛弃,而是构成其思想前后相续的一段"彩练",以及他毕生社会批判的价值前提。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当代德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哲学体系中,这些论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卓识和建构。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同哲学方法——马克思对蒲鲁东系列辩证法的批判及其评述

哲学方法的不同,造成了蒲鲁东和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现象理解的对立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同路径。前者把普遍理性看作社会存在的前提,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是作为普遍理性的工具的经济范畴矛盾运动的结果,尝试用系列辩证法来构建一门新的社会经济学。后者则以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为起点来把握社会和历史,认为经济范畴只是特定社会时期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和暂时产物,在唯物史观的维度下有针对性地批判蒲鲁东系列辩证法,并且萌发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延用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观照社会经济现象的不同哲学方法的背后,是马克思和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态度、把握社会现实的不同程度和社会变革方法的不同可行性,这些足以成为评判他们哲学方法的依据。     

“抽象力”:《资本论》的“认识论”

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并不是表面的"认识对象"的不同和区分,而是"认识方式"的不同和区分,也即一种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认识逻辑"的根本转换和"认识主体"的时代凸显。在此基础上,《资本论》的认识论革命,必须在"认识论转向"而不是"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它既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非批判的"抽象实在论",也不同于古典哲学非批判的"抽象辩证法",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抽象力"。正是借助于"抽象力",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才能既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直观抽象",又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抽象",深入把握和具体分析作为商品交换关系背后所掩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独特"认识对象"。唯此,《资本论》才能对作为政治经济学"轴心"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做出科学的说明,才能揭开笼罩商品世界的一切"魔法妖术"和全部神秘性,最终破解"抽象"之谜,使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获得其完全的意义。     

非物质劳动与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兴

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随着重新反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非物质劳动为主要视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获得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概念的当代发展有关,也与当代知识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这种新视野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重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发展以及社会治理中的自治追求。     

“中国道路”的前提性批判——一种基于对当下“中国语境”反思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中国道路"研究,首先应搞清楚三个问题:必须确立科学的"中国道路"理念,以摆正"中国道路"与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关系;必须具有世界历史视野,以确定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全面把握"中国道路"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关系,从而使其与世界文明发展脉搏相合拍;必须秉持科学批判的态度,把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道路"从各种虚假的迷雾中抽取出来,以使其成为能够直面的复杂整体,从而能够正确昭示其在自我批判中的不断构建和延伸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