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内部关于成立西藏传教会的分歧与结局

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在藏区近现代涉外关系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从宗教传播的角度看,西藏传教会无疑是不成功的,因为其始终未能实现最初设定的"进驻拉萨、归化西藏"的传教目标。西藏传教会成立之初,巴黎外方传教会总会和罗马教皇"钦定"的西藏传教会筹建者——巴黎外方四川传教会主教马伯乐之间就进藏困难、路线、西藏教务归属等问题曾产生过巨大分歧并展开激烈的争论。二者的分歧和争论从某种意义上是教会内部上、下层之间矛盾的一种体现。揭示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厘清近代天主教藏区传教活动失败的原因,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西方宗教在藏区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拉萨宗座代牧区成立史实考述

19世纪中叶拉萨宗座代牧区的成立是近代西方天主教藏区传教活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前承17世纪以来天主教在藏区早期传教事业之余晖,后启此后一百余年传教活动的新局面。它的成立是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各方积极协调的一个结果,使得西藏教务的管理权完成了由卡普清修会到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转移,体现了新形势下天主教集团内部对西藏教务的关注和重视。     

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罗勒拿藏区开教史实考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罗勒拿,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的奠基者,于1847年8月从四川崇庆州出发进藏活动,至次年3月在察木多被捕,其后遭朝廷遣返交至广州法国驻华公使陆英。罗勒拿此次进藏活动是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藏区开教之发端,一定程度上增进了西方对藏区的认识和了解,为天主教会后续的藏区传教活动提供了借鉴。擅入西藏之罗勒拿的被捕和遣返,表明了清政府禁止西方擅入内地、染指西藏的强硬外交立场。     

巴黎外方传教会西藏传教区第二任主教选立波折与传教策略之转变

1862年，巴黎外方传教会西藏传教区首任主教杜多明辞任，并提名丁盛荣作为第二任主教人选。围绕丁盛荣的选立问题，巴黎外方传教会总部、罗马传信部、丁盛荣本人等各方态度不一、表现各异，以致从丁盛荣被提名为西藏代牧主教人选到其最终确定就任，前后耗时5年之久。出于对教会工作的责任感及使命感，丁盛荣最终决定赴任打箭炉，并根据当时进藏传教活动所面临的艰巨困难，对西藏传教区的传教策略进行了根本性调整。这一举措最终挽救了陷入困境的西藏传教区，奠定了此后该会在川滇藏区传教活动的基本格局，使得中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得以在汉藏交界地带维系近百年。     

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的传播

本文扼要地论述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四川藏区传播的概况,总结其传播的手段和特点主要是:广泛收集各种情报,以尽快熟悉中国社会;广设教堂,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救济院等慈善事业,帮助传教活动的进行;广占土地和房屋,以地租、房租进行剥削,作为教会重要的经济来源;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始终是在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特别是藏传佛教信仰的冲突中进行的.与传教士们长期付出的艰苦努力相比较,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是不成功的.此中原因发人深省.     

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西南地区传教史文献述评

国内学界对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来华传教活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对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四川(含重庆)、云南、贵州传教活动的相关文献做一述评,以方便学界开展深入研究.内容包括中外档案、教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结语中对中外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利用发表了笔者的看法.     

英国伦敦会传教厦门史略

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eiety)是英国基督教向外传教的一个差会。1844年7月,继美国归(?)教(Re-formed Church ofAmerica) 1842年2月来厦门传教后,英国伦敦会接踵而至,派遣施约翰(施敦力J.Stronach 1844-1876年在厦门、     

阿底峡尊者在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艺术中的体现——以五当召、美岱召为例

<正>阿底峡尊者(982-1054),古印度萨霍尔国(今孟加拉国)佛教高僧,藏传佛教噶当派祖师,原名"月藏",法名"吉祥燃灯智",曾为印度超戒寺等寺院住持,1038年受阿里王子降曲沃之邀进藏传教,译经授徒。他著有《菩提道灯论》《医头术》等50余部论著,1054年圆寂于前藏聂塘寺。尊者一生投身佛教事业,佛学知识渊博,精通显密教法,品德高尚,不畏艰难,在西藏地区经历朗达玛灭佛浩劫后的百废待兴之时赴藏弘法14年,为藏区藏传佛教的复兴,     

伊斯兰教在泉州

伊斯兰教于唐初传入泉州。明何乔远《闽书》载：“吗喊叭德(穆罕默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618—626年)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明代《闽书抄)载,三贤名沙谒储、四贤名我高仕,“此两人往泉,自营北郡东郊灵山,后化去,其徒葬之。”于是有了一座闻名遐迩的灵山圣墓,墓室由10根石柱支撑,石柱两头稍小,著名建筑学家杨鸿勋、     

中国内地会在中国藏区传教活动研究

1865年英国教士戴德生在伦敦创立中国内地会,以尽快将福音传遍中华万民为主旨,聚合有志广传的欧美同工,在中国内陆省份及边疆与民族地区开展布道和宣教事工。中国内地会在中国藏区的传教活动,以康慕伦1877年穿越藏东为开端,继有女教士戴如意"潜行"西藏;19世纪90年代后,有"剑桥七杰"之一的杜明理等在青海、四川的西宁、松潘、打箭炉(今康定)等地,建立布道站点;20世纪以后,以叶长青为代表的传教士,对康藏地理、民俗、文化等进行了考察研究。张丽萍,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中国内地会内地九省及西部边疆开教考略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西方传教士获得许可进入中国内地、西藏传教,以向中华全境传遍"上帝的福音"为宗旨的基督(新)教差会中国内地会,率先进入清代十八省中尚"未有福音传入"的内地(西部)九省。西部九省开教,成为近代基督教中国内地及西部边疆传播的时间窗,有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条款为时代背景,也是内地会的传教宗旨、戴德生的传教策略的结果。西部九省开教,为内地会日后发展成为近代最大在华基督教差会叩开了成功之门,结束了基督教自入华以来仅局限于沿海地区的布道格局,随之而来的教会势力大量涌入内地,引发了民教冲突,加剧了社会矛盾。     

花之安及其《马可讲义》(一)

正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出生于德国一犹太人家庭。1858年加入礼贤会(Rhenish Miss ionary Society,RMG),接受传教培训。礼贤会是德国新教最早在中国传教的差会之一,该会于1846年即向中国派出传教士。花之安接受了长达6年的培训,于1864年启程东来,1865年4月26日抵达香港,旋即赴广东内地传教。花之安一生的工作主要有三     

利玛窦总结其在广东的传教经验

正利玛窦(Matteo Ricci),意大利人,1552年10月6日出生。1583年9月10日随罗明坚来到广东肇庆,开始在中国传教,历时27年,1610年5月11日客死北京,年仅58岁。利玛窦的传教生涯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广东时期,1 583年至1595年,主要传教地为肇庆(1583-1589)和韶州(1589-1595)。这是利玛窦与中国最初接触的     

近代天主教在河南九个教区的形成与发展

据教会史记载,天主教最早传入河南省大约在1613-1625年间,此间,意大利神父艾儒略(JuliusAlani)、郭居静(LazarusCattaneo)和法国神父金尼阁(NicolaussTrigault)等人都曾到过河南省会开封。不过,他们当时来河南的目的主要是访问居住在开封的犹太人,而不是为了传教,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暂。1628年,耶稣会士意大利人毕方济神父(FrancisSambiani)从南京来到开封,购买一栋民房作为教堂,开始传教。由于不     

郭实腊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来自普鲁士的郭实腊(K. F. A.Gutzlaff, 1803-1851)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传教士。一方面,他从事传教工作,创办刊物介绍西学,把中国基督徒组织起来,训练他们传教;另一方面,他又为商人、政客、英国侵略军甚至鸦片贩子提供服务,助纣为虐。1833年8月1日,郭实腊在广州出版了一份中文月刊,名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简称《东西洋考》)。     

加拿大兴建多宗教中心迎接温哥华冬运会

华裔神父何龙德基(RichardHolung)在美洲国家牙买加创办“贫困者传教会”(Missionarries ofthe Poor),照顾孤儿、囚犯、露宿者、爱滋病患者、街童等,传教工作已伸延至牙买加以外的14个国家。现年66岁的何龙德基神父在牙买加出生和长大,曾加入耶稣会,在重新探索个人圣召后,1981年在教会神长的许可下创立“贫困者传教会”。“我们目前约有400名成员,在美洲的牙买加、海地,非洲的乌干达,亚洲的印度和菲律宾都有成员。”何龙德基神父说。何龙德基神父的工作最先在牙买加的京斯敦总教区(Kingston)开始,1981年开展工作时只有他和3位同伴,他们先…     

韩国基督教界对朝鲜传教的历程和方式研究

自韩朝分治之后,源于对共产主义、朝鲜社会制度的否定和对朝鲜宗教政策的不满,韩国基督教界随即开始通过对朝传教进行自我主张的表达。其传教理论主要历经北进统一论、对话型传教论、吸收型统一论与共存型社会福祉传教论4个阶段,通过广播传教、建立专门针对对朝鲜的传教组织、气球传教、脱北者传教及经第三国传教等手段,至今为止已达70年之久。总的来说,韩国基督教界的对朝传教不仅无视朝鲜的宗教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的不稳定因素。     

教士与官绅之间:明末耶稣会江南地区开教及活动考述

明末的江南地区是耶稣会传教士"适应策略"的实验场。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利玛窦在南京成功建立传教点,到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的40多年间,耶稣会士开辟了南京、上海、杭州等中心据点,以及苏州、镇江、扬州、湖州、松江、常州、宁波、淮安、嘉兴、金华等十府的传教点,教堂及教徒数量居全国前列,从而奠定了江南地区在天主教进入中国的起步时期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过程中,每一个地方的开教和早期传教活动,都有地方官绅居间襄助。这些官绅无论是否奉教,都对"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通过这些官绅,耶稣会士在江南地区不仅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庇护,顺利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还得到相当规模的财政支持,从而使其传教事业比其他地区获得更好的发展。以"利玛窦路线"为核心的"适应策略"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获得普遍接受,可以说是明末形成的"江南模式"在全国的发展和延伸。     

基督教在川康民族地区的医疗传教活动(1939-1949)

教会人士认为,传教事业与医疗事业并行不悖,互为依存。基督教在华医疗传教事业于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变迁过程,并对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受基督教医疗传教习惯的影响,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边疆服务活动中,将医疗卫生当作在边民中传教的重要手段,并在服务边民的事工中加以广泛应用。医疗传教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19世纪新教传教运动的环境与其特点

本文试图运用当代基督教传教学的重要理论来分析19世纪新教传教运动,在对博施等人提出的传教学理论作一简要介绍后,又依照这些理论来分析孕育这场传教运动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对新教传教思想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这些影响造成的传教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