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宪政的扩展意义:发生学与类型学的审视

现代国家的宪政制度安排,起源和规范于欧洲.从发生学视角看,欧洲宪政在发生阶段,经历了古典时代希腊理性、罗马民法和基督教政教互动的三重因素的塑造.在古典宪政精神和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宪政的欧洲落定,则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勃兴引发的各种革命.但从类型学的视角看,欧洲宪政的兴起条件,并不构成欧洲以外的国家建构宪政制度的刚性约束——从最强约束的角度讲,理性精神、法治体系与信仰机制,是构成欧洲以外宪政制度建构的必须条件;从最弱的角度讲,理智诉求、规则习性和德性传统,构成欧洲以外国家建构宪政制度的起码前提.任何欧洲之外的国家建构宪政制度,在这两者之间,可以有相当不同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匹配方案.美国的成功属于强势约束的范例.日本的成功属于弱势影响的典型.对于中国来讲,完全可以开辟出不同于美国和日本的、建构宪政制度的崭新道路.但这种开创性的宪政建构,不能弱于弱势的宪政模仿类型,当然也无法指望它强于强势的宪政移植个案.不过起码的宪政要件是不可或缺的:私人权利、公权限制、分权体制、法治体系.除此之外,人们是无法建立起中国是否成为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辨识框架体系的.     

如何推进儒教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的融合

本文旨在阐明儒教伦理与基督教伦理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和社会场景中的确切含义,探讨克服儒教伦理与基督教伦理之间对立特征之有效途径,强调要从重叙传统和社会实践两个层面推动儒教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的融合。     

舍勒关于现代市民伦理的批判和基督教伦理的辨正

现代性的生存有一个深度缺失,即形而上的维度隐退,人的伦理生活和它的意义根基之间日益失去联系。如何弥补这一缺失?德国思想家舍勒认为,西方世界应该从基督教的价值传统中重新寻回意义共契的源泉。然而,尼采对欧洲文化传统的彻底批判,摧毁了基督教这一价值中心,他将基督教伦理的核心观念“爱”归结为以“怨恨”为基础的奴隶道德。因此,舍勒首先面对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他通过深刻的分析扭转了问题的指向,将“怨恨”与现代市民伦理联系起来,指出不是基督教的爱建立在“怨恨”的基础上,恰恰相反,“怨恨”正是现代市民伦理道德建构的动机…     

体现着人权诉求的消费者权益

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讲,义务与责任几乎是伦理、道德的同义词,因此,谈到消费伦理,在过去人们马上会想到勤俭节约的美德.而今天,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消费者勇于维权的表现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念变革的一道重要景观.现在再谈及消费伦理,自然会将消费者的权益维护作为整个消费伦理阐释框架的基石与出发点.而这一消费伦理研究视角的明显变换,实际上折射出了正在迅速发生着的中国社会道德思维结构从以义务为本位到以权利为本位的巨大转型.     

宪政伦理研究：路径、问题与线索

宪政伦理研究从伦理的维度探讨宪政的正当性及其伦理意蕴,宪政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它能保障人有尊严地生活.而宪政的伦理意蕴则体现在建立优良的伦理秩序,具体表现为公民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人与自然等诸种关系和谐有序.宪政伦理的这种研究是对宪政研究的有益拓展,但国内学者涉猎这一研究者尚不多见,系统地整理这方面的资源对推动宪政伦理研究走向纵深实有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权伦理学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人权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宪法法律的基本价值诉求。而这一价 值观念的巨大变迁, 要归因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市场经 济重塑着一个社会的价值理念、行为模式和运行规则。人权伦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 政治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法律运行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人权伦理在现代道德体系中也居 于最核心的地位。人权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权利。经过哲学、伦理学界学者们几十年的艰辛 探索,有关人权的道德基础(或道德论证)、道德内涵以及人权伦理的实践应用等理论研究 也逐步走向成熟与深化。     

呼唤宪政的灵魂:门中敬《宪政宽容论》述评

<正>宪政是人类法律史长河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时至今日,世界发达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建立了宪政体制。然而,宪政作为人类进行国家治理的一种模式,其制度、体制、框架背后有着怎样的精神实质?尽管法学界对宪政的硬件(体制、制度、规范)层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对宪政软件(精神)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弱。自由、平等、权利保障无疑都是宪政核心价值中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些核心价值都     

论现代社会救助正义与慈善伦理生态的构建

社会救助作为一项现代性的制度安排,是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救助制度本身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基本伦理道德精神经历了从仁爱到正义的变化,社会救助伦理关系也整体上经历了从慈善伦理关系到权利伦理关系的根本转型,这种转型必然意味着伦理生态重新建构。正义制度(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慈善事业的伦理生态是社会救助伦理精神在现代社会整体伦理生态中的实践合理性的表达。在个体德性和德行层面,应该构建制度正义与个体正义以及个体正义与个体慈善两种伦理生态。     

论儒家义务论伦理的内生现代性转化——兼与陈嘉明教授商榷

陈嘉明教授在《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一文中认为,儒家义务论伦理是一种单边式义务,权利缺失是儒家义务论的根本缺陷。因而需要引入西方权利观念来建构我国现代义务伦理。实际上,我国儒家经典著作中不乏关于双向性义务与权利的相关论述。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义务论伦理具有开化出现代性义务论伦理的可能性。在重视权利之于义务重要性之余,必须意识到权利实现是以义务遵守为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在这点上中西文化具有通契性。故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义务论伦理能内在衍生出现代权利概念,即义务本位能够开化出权利自由。     

国、国家与人权

一个国家是否采用法治或社会福利制度,取决于其国家目的是否以人权的伦理原则和正义理念安排社会关系。作者反对将人权、民主与自由市场混淆在一起,认为民主只是手段,一味推广自由市场是对自由概念的误解,会导致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陷阱,并姑息文化原教旨主义,应从人权演绎出国家宪法以及法律规范。作者区分了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权与其他权利,尽管保障两者的方式不同,但平等原则至关重要。     

“以现代精神为妻的鳏夫”——从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看宗教现代性与现代伦理问题（上）

现代伦理是在传统德性伦理衰落、基督教神学信仰式微情况下,依据各种理性的形而上学为基础而奠基的.在此过程中,基督教神学以世俗化为代价,不断改变自身的形态,以适应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变.但已经彻底转变了的世俗精神,有其自身的大地之根,它宁可单凭强大的外在立法来规范公正生活(政治)的秩序,也无法真正接受道德的内在强制而按灵魂的高贵法则提升自身的存在层次.因为现代人的心,不在灵魂之内,而在外在价值物中.结果,原本属灵的基督教虽然自愿适应现代精神,自愿现代化,但最终发现,它与现代精神根本格格不入,使得它与现代的"结合"完全是"同床异梦".于是,解决现代伦理危机的途径,不能寄希望于一个本身世俗化了的宗教,而是要从存在的根基上发现人身上的神性力量;人类的自由伦理不能靠外在于它的神圣精神来范导,而是需要人类去挖掘和明察自身存在根基中的神性力量,继而呵护它、培植它,最终使之成为与伦理真正结缘的既尊贵又有范导性的规范力量.在这种理念下,作者考察了西方精神的灵魂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所展示出来的伦理问题,以此来定位马丁·路德、康德、施莱尔马赫、黑格尔和谢林他们在宗教现代性和现代伦理变迁中的地位和意义.     

伊斯兰人权与全球化

伊斯兰人权学说的自觉解读,其形成、发展,与全球化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息息相关。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伊斯兰人权思想经历了从伊斯兰世界所共同认可的“最低人权”,向普遍人权发展的过程,伦理维度在逐渐扩张。伊斯兰人权思想的法典化,是其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的基本态势。在人权的普遍性成为国际人权的主要问题时,伊斯兰人权的文化相对性,其权利观中所强调的注重个人义务,注重社会弱者的权利,注重家庭和社会平衡的思想,对国际人权全球伦理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儒家经济伦理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

经济伦理是社会伦理发展的睛雨表,更是直接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精神力量。儒家经济伦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伦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传统伦理的发展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价值与时代局限性并存。为了充分挖掘儒家经济伦理的资源,使之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不仅要从伦理精神和伦理规范层面实现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转型,还需要在制度层面实现改革,创造一个包容古今文明精华的制度环境。     

中国需要一个上帝吗？

悄悄到来的基督教话语体系今天,一种全新的话语霸权已悄悄渗透到了各个领域,——这是一种流行而时髦的思潮,它试图在中国今天出现的诸多问题中,抽象出这样一种结论,中国引进西方现代一切思想成果都是不够的, 还得引进其文化,这文化不是别的,是基督教信仰。这种观点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母体,没有基督教无法孕育出今天的西方文明,而不引进母体,便无法引进产儿。它来的比以往的任何话语体系都更有渗透性, ——法学家们在讨论宪政时反复强调基督教对宪政的重要性:自由主义者们极力论证没有基督教的基础,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主义,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而经济学家也开始强调,没有基督教,甚至市     

中世纪二元对立型社会治理模式与基督教信念伦理

本文深入分析了欧洲中世纪二元对立型社会治理模式与基督教信念伦理的深层成因、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及其二者的内在关联性,指出了它们被近现代民主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规范伦理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基督教的神圣原则北大核心CSSCISSCI

田薇在2006年第2期《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文章《试论基督教的神圣原则》。基督教伦理作为一种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的区别在于后者立足于世间生活和人类行为自身,道德的根据在于人的自律而不是神律,不是从神圣命令推出道德,而是从自我命令推出道德,道德是人的自律之域。文章从基督教伦理的上帝信仰、人性论预设、救赎观念、爱的规范、终末盼望等几个方面来阐释基督教伦理的神圣原则。     

宪政的伦理基础及其社会价值追求

宪政伦理是指宪政的正当性及其道德意蕴.宪政的正当性来源于人类个体固有的最高价值--人的尊严,宪政制度生存的正当性基础即在于它是保障人有尊严地生活.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是人的各种本质力量的全面发挥,是人之生存所内在的终极关怀的理性表达.终极关怀是人类最终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和彻底解放所需要的最高关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政伦理在社会雏度所具有的道德意蕴就是人的解放,而在社会中保障人的应有权利则是人的解放的具体途径.     

商业伦理的核心问题、价值定位与规范体系

科技的全速进步和经济活动数字化、网络化的超常规发展,是商业伦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推动力量。从宏观层面的制度缺位到中观层面的组织品质缺失、微观层面的商人理性缺损,都彰显了商业伦理问题的新趋向。商业伦理的价值追求应定位于社会责任、企业核心价值观以及个人良心信念的统一。构建商业伦理规范体系要体现人本原则、公正原则、权利保障原则,符合伦理要求的公司应遵守契约规范、制度规范、营销规范和商业决策规范。     

完善我国人权宪政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宪法修正案首次引入“人权”概念,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国际人权宪章》对中国的人权保护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确立的普遍人权对我国的宪法人权保护有着一定影响。但两个公约与我国宪法的人权保护制度在价值取向和内容上,存在差异。我们既要积极参考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又要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宪政。应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完善宪法解释制度等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人权保护事业     

试论当代乡村家庭伦理制度化建设

伦理制度化将是一种社会伦理上升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地位的必然选择,它是建构和维护新型伦理关系的重要手段。当前传统乡村家庭伦理的运行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已经开始解体,伦理的权威地位遭受挑战,家庭伦理面临失守危险,而现实又亟须确立新的家庭伦理规则。伦理制度化就成为当前重塑乡村家庭伦理的必由之路。当代乡村家庭伦理制度化的主要实施途径是制定符合现代家庭伦理精神的婚姻家庭制度,完善乡村家庭伦理规范的制度体系,培育乡村自治组织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