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祖宗神思想的创新

殷商人认为祖宗神对下界子孙兼具赐福、降祸的两面性；西周人由于受到《尚书·金縢》所载周公祷告三王之辞的影响，认为祖宗神对子孙只能赐福而不应该降祸。在春秋民为神主、天远人近的进步思想背景下，孔子对祖宗神现象进行了全新解读：鬼神只是人死之后漂浮的魂气；所谓祖宗神赐福是指孝子通过祭祖修养而达到内孝外顺的道德完备境界；祭祀祖宗神不是为了求福避祸，而是出于孝子的宗法血亲情感，表达孝子报本返始、孝亲尊祖之情；“敬鬼神而远之”是对待祖宗神的明智态度。孔子对祖宗神思想的创新，彻底改变了商周以来祭祀祖宗神的价值取向，使祭祀祖宗神由避祸求福的宗教祈求转换成以孝亲为起点的伦理道德修炼。     

明清时期老司城宗教坛庙时空分异论析

考古发掘、金石铭文及历史文献重现了明清时期老司城宗教坛庙时空分异状况。在彭氏土司入主溪州前,这里即有土家族传统宗教坛庙。老司城佛教建筑发展于彭世麒时期,道教建筑在彭翼南时期进入鼎盛,根基于原始宗教却又圆融了中央王朝意识形态的官宦信仰建筑则在万历年间彭元锦时期得到发展。其间,一方面,传统宗教信仰中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融入了土司信仰,出现了土司王与"八部大王"祖先神神性叠合情况;另一方面,佛道教及官宦信仰迅速发展并本土化,逐渐融入到当地民众的信仰生活中。老司城宗教坛庙多元并置状况呈现出土司时期溪州社会国家力量渗透下的独特地理历史单元,这是土司政权调控地方文化,对国家正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主动借用和圆融的结果。     

论彝族猎神崇拜

猎神崇拜是游猎时代的产物。彝族猎神从山神分离出来,地位上低于山神,是专司狩猎的神灵。因此,彝族狩猎必须献祭猎神。祭猎神分家庭祭祀和集体祭祀,一些地方还形成固定性的节日。近年来,随着国家禁猎,彝族猎神崇拜逐渐式微。     

简论日本神道教祭祀的原理、构成及主要特质

道教的发展史是从原始的神灵信仰形态向高级宗教信仰形态进化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祭祀始终是架构神道教的重要支柱，其历史甚为久远，迄今依然发挥着维系日本人神道信仰的作用。本文着重论述了自日本律令时代直至当代祭祀制度的确立与演迸；并从祭祀的主客体、运作理路与形态上，概括了规范化神社祭祀的构成要素及其主要特点。     

从血缘到地缘:传统村落角头祠神祭祀空间认同构建——以泉州小墌村为例的考察

中国传统祠神信仰是地方传统的一部分,带有深刻的地域性。它是人群地方认同构建的纽带之一,它将人与地方联系起来,成为人们地域身份的表达,形成地方认同。基于长期聚居形成的小尺度民间信仰祭祀空间有着天然的血缘性内涵,这是小尺度民间信仰祭祀空间认同构建的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聚居地认同与以地缘为纽带的祭祀空间地方认同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个转变并构建的过程。在传统祠神信仰的视角下,以地缘为纽带的祭祀空间认同达成并构建起来,地方作为集体身份整体概念的构建就有了可能。本文以泉州小墌村为例,探讨了传统村落角头祠神祭祀空间由血缘认同到地方认同的构建过程。本文认为,单姓角头祠神祭祀空间认同是在天然血缘性内涵的基础上,由信仰行为注入地方传统的内涵,进而构建起地缘性的祭祀空间认同,同时参与地方传统构建,并与之互动,成为大尺度民间祠神祭祀空间的地方认同构建的基础。     

封面说明

刘永华在《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撰文指出:神乐观是明清时期在王朝祭祀礼仪中承担唱礼、奏乐、舞蹈等职能的机构。从明洪武十二年(1379)创建,到乾隆八年(1743)改组,神乐观共存在了374年。     

信仰体现民族性格——土家族民间信仰漫谈

土家族现有人口八百多万,主要分布在武陵山脉及邻近地带,大半在鄂西南和湘西北,小半在川东南和黔东北。土家族历史极为悠久,是古代巴人的遗裔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富有智慧的土家族人民不仅创造了本民族悠久的历史,而且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其中,形式多样的民间信仰作为其民族文化的源流和轴心,源远流长,内涵浑厚,积淀了土家族独特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集中而典型的反映了土家族人的民族性格。一、　信仰神系五花八门,反映了土家族聪慧如海、富于想象的民族性格。土家族民间信仰神系具有宗教文化的共同性,但在具体内容上,…     

东部苗族土地神崇拜调查研究

苗族在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信仰体系.东部苗族土地神崇拜深受武陵山地区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不同职能的土地神类型和丰富多彩的祭祀仪式,其中合寨祭祀土地神最具代表性.东部苗族土地神崇拜受到周边汉族土地神信仰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混融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土地神崇拜的文化内涵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生变迁.土地神祭祀仪式数量的减少、程序的简化,仪式主持者的缺失,以及民众信仰虔诚度的下降,都反映出东部苗族民间信仰的衰微趋势.     

从地方神到岳神：南宋前后张太保信仰之演变——以江西玉山县的东岳庙为中心

江西玉山东岳庙中的张太保神,原本是唐至北宋时湖南沅州地区的地方神,流传到玉山后,南宋前后,历经了一个由地方神到南岳辅神张抃再到东岳辅神张巡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与五岳国家祭祀礼制的变迁紧密相连。南宋时,其它四岳沦落,南岳独存,南岳受到南宋王朝的尊崇,作为南岳辅神的张抃在张太保的基础上得到建构;蒙元后,五岳归回,成为大一统的象征,南岳独尊无存,东岳辅神张巡被强势认可。南宋前后五岳空间格局先后发生的重大变革使五岳国家祭祀礼制得以不断调整,从而催生了与五岳祭祀礼制紧密相连的岳神信仰的演变。     

土家族还傩愿与祭虎

还傩愿是土家族民间普遍流行的文化现象,至今还残存于边远的土家山寨.土家族民间还傩愿与祭虎往往联系在一起,还傩愿时所敬奉的罗神公公和罗神娘娘就是虎的化身;跳摆手舞和玩茅谷斯等祭祀活动也有祭虎的内容.土家族还傩愿祭虎与彝族的"跳老虎"、土族的"跳於兔"一脉相承.此种文化现象缘于史前西北崇虎的氐羌族群的信仰.     

商代人神关系论略

中国国家的形成与祭祀的集中密切相关--或者说,通过对祭祀对象的掌握而掌握对不同民族的权力,这是中国国家形成的重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人与神的关系既体现为人与祭祀对象的关系,也体现为人与神的代言人-巫师集团的关系,它使中国的王权与神权一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这在中国商代有着鲜明的表现.     

试论中国道教对日本七福神信仰的影响

日本的七福神是传说中能为人间带来福德的七位神,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民间信仰,七福神的神迹遍布全国,多为七神七社(庙),因此,在每年正月祭祀巡拜七福神成了一种习俗,至今仍广为流行.     

略论《九歌·云中君》的媚态艺术美

屈原的《九歌》是祭祀之作。《云中君》所祭祀的神祇是月神。①游国恩先生列云中君为天神之属；姜亮夫先生考为与东君（日神，男性神）相对的配偶神，她的自然原型是月亮，而在宗教祭歌中升格为女性的人格形象。印证诗中的描写，此说甚是。《九歌》是诗、歌、舞、乐诸种艺术方式相结合的人类早期的艺术产品，它属于宗教文化和神话文学，是自然宗教与古典诗歌相纠连不分的文学杰作，是楚民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审美意识和哲学观念的形象反映。沅湘之间的“荆楚蛮夷”与中原相比经济文化落后，加上闭关门户，地处偏僻，且又存在着丰富的自…     

由贾村赛社《排神簿》、《祭文簿》看道教、民间信仰的特点

山西贾村赛社《排神簿》抄本是祭祀蝗皇时行赛所用的神祇排位册子,《祭文簿》是祭祀文本的集合,二者能较全面地反映当地的民间信仰状况。通过对咸丰、光绪朝《排神簿》及民国《祭文簿》的分析,当地道教、民间信仰的一些特点得以呈现:这一时段的信仰体系是比较稳定的;道教、民间神信仰的广泛性远超佛教;它是以道教为中心的多神灵、多派别、多区域中心的信仰体系;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道教及民间神成为信仰的焦点。     

属神的日本侵略战争

六十年前结束的日本侵华战争,在日本军人口里还有一个名称:“大东亚圣战”。所谓“圣战”,就是属神的战争,宗教战争。这就是说,日本军人认为他们是在为神而战。这位神是谁?就是日本的天皇。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也开始整顿传统的、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神社神道,建立以宫廷祭祀为基础的国家神道。其主要措施,就是宣布天下所有的神社,都归国家的神祗官管辖,并且“祭政一致”,即对神的祭祀和国家政治一体。     

《春秋繁露》中的“神”与修身为政之道

《春秋繁露》中的神,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作为祭祀对象的神(鬼神)、作为变化之道的神(化神)和作为生命主体的神(心神)。在董仲舒天人同构的观念下,天是最大的神,天子祭天有着绝对的神圣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懈怠荒废。通过祭祀,可以见到平常见不到的神。作为君主还要尊神、贵神,这里所说的神是讲最高统治者的修养,是化道之神,无形无象无声,是形而上的整体的一,它能主宰形下世界的变化。《春秋繁露》还讨论心神之义,认为只有平意、静神才能养气长生,这种虚静体神聚精的思想受到道家的一定影响。在董子看来,养生与治国是一个道理,身为国,心为君,这种身体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董子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与天之春夏秋冬相应,是天道自然,只可顺调无滞,不可制止。     

论《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形象群落

《尘埃落定》为中国第五届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堪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作品中展示的康巴藏族土司制度下的神秘民族一直吸引着无数读者。土司作为康巴藏族土司制度的组成部分在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把该部作品中的土司视为一个群落,可以将其分析整理与归为三类:梦想着永远做土司的人——麦其土司和大少爷;野心家般的女土司——土司太太,茸贡土司和塔娜;土司们的土司——"傻子"二少爷。透过这个视角,可以使读者对这部经典之作有更加深入的体会。     

论德川儒者中井履轩对儒家祭礼功能的探求

德川中期的大阪儒者中井履轩关注儒家礼经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礼经的重新解读,认为儒家祭礼并不具有交接神灵的功能,只是祭祀者用以表达孝敬的人伦之情,因而只具有世俗性的伦理功能。履轩对儒家祭礼的重新诠释,不免减杀了儒家祭祀文化的宗教性意涵。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方面的反思:一方面,儒家祭礼保留了沟通人神的宗教性诉求,这使祭礼区别于其他世俗性人伦活动而构成了一套祭祀礼仪;另一方面,作为祭祀行为之基础的人神感格观念,赋予祭礼以道德性内涵,而人神感格观念又能突破"追养继孝"的世俗之情,从而使得祭祀礼仪的宗教性与伦理性发挥交互影响的作用。     

明清时期的神乐观与王朝礼仪——道教与王朝礼仪互动的一个侧面

自明初创建至乾隆七年改革,神乐观主要职员由道士充任.这些道士控制了神乐观,逐渐把持了太常寺,进而渗透到礼部.他们作为赞相礼仪的礼生或负责奏乐、舞蹈的乐舞生,在王朝祭祀礼仪中引导属于儒教系统的祭祀礼仪,并在其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在中国历史上,这也许是儒教与道教互动史中最为特殊的一段因缘.     

从牧灵的角度看司铎的灵修（续）

三、司祭 1.祭祀的一般意义 司铎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司祭。在天主的救恩计划中,司祭的位置举足轻重。从一般意义上说,司祭的使命就是举行祭祀。而所谓祭祀,就是向神献祭。这是人类与神沟通交往的一个很重要的,几乎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从圣经中我们知道,人类从一开始就祭献天主(创4)。不仅仅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