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朱子学“理”范畴比较

朱子学精深博大,古人和今人对之研究者甚多。全面分析朱子学者有之;探求朱子学逻辑结构者有之;研究朱子学分化演变者有之。笔者在这篇文章里,着重分析朱子学“理”范畴及中日朱子学“理”范畴的异同。“理”是朱子学的核心范畴。剖析朱熹“理”范畴的建构,可以看到它具有三重意义:一是     

日本学者伊藤仁斋“反朱子学”的理论缺失

本文以江户古学派中的伊藤仁斋为研究对象,在仁斋批判中国朱子学的视域下,探讨古学思想的不足之处。其中,朱子学中的太极、天理、理气、心性等"形而上论",为仁斋重点批判的对象。然而,面对朱子学的庞大而细密的思想体系,仁斋虽以"道为人伦之道"为立论之基,试图完全解构朱子学的"形而上论",但在此过程中折射出其古学体系在哲学层面的理论缺陷,凸显出仁斋的理论困境,而这一理论困境正是江户儒者的共性。从这一层面考察,它对全面理解仁斋的古学思想,当有所裨益。     

古代朝鲜和日本朱子学特色比较

朝鲜、韩国、日本是中国的近邻 ,在古代是同一个“东亚儒学文化圈”,是中国内核文化辐射的外缘文化区。但是 ,儒学在与古代的朝鲜、日本民族结合时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个性差异 ,深深影响了这些国家民族的历史现实。本文即对古代李氏朝鲜 (以下只称“朝鲜”)和日本德川时期 (以下只称“日本”)朱子学的特色作一比较。一、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儒学不单纯是一种观念化的思想 ,它更多地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这一方面表现在儒家本身的制度化上 ,即通过经学、科举制而确立的儒家著作的经典化和儒家与权力间的联系 ,另一方面体现为儒家意识形态的国家…     

“心为太极”说在朱子学中的诠释

朱子在《易学启蒙》中曾引用邵雍“心为太极”之说。此说与朱子学的固有观念似乎相矛盾。但“心为太极”说在朱子学的框架内至少曾出现如下三种理解:朱子本人以“心”为易图的中心方位来解释“太极虚中之象”的“环中说”;在朱子后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禀赋说;现代学者所揭示出的“境界说”。三种说法并不矛盾,“环中说”背后所体现的是“太极不离阴阳”的活动性原则,它与“禀赋说”所代表的实体性原则相辅相成,二者的统一就是“境界说”。此外,“心为太极”还有一层工夫的含义,对于提示学者在自家身上体贴太极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常理”与“非常理”:朱熹死亡观念的一个侧面

为解释死亡发生的根本原因并应对死亡所带来的社会失序问题,朱熹从理气宇宙论与道德生命观出发,按照"常理"与"非常理"的死亡分类模式,一方面将"人死为鬼""人死气散"视为"生死之常理",并通过祖先与子孙间的祭祀感格弥缝因死亡所造成的人伦秩序的断裂;另一方面,又将强死为厉解释为气未散尽的非常理状态,并通过终归于散与道德生命的修养等途径予以安顿。朱熹建构了一套理学化的死亡知识体系,具有周全性与涵容性的特点,其中蕴含的儒家人文主义气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发展”观念的伦理诉求

发展,是人类历史持续自我否定、进而逐步实现其自由精神的过程。这一过程内在地要求发展的伦理法则、伦理律令与相应的伦理义务与之相配套。发展的伦理法则扬弃功利与道义之冲突,把人类历史的绵延作为绝对命令。为此,它内涵三大发展律令:消极律令、积极律令与主动律令。发展的伦理律令把人类提升为对人类历史负责的伦理主体,要求人类始终如一地承担维系人类历史绵延的伦理义务。可见,发展的伦理诉求亦是人类自由精神的彰显。     

美国朱子学研究发展之管窥

朱子学跨出国门之后,日韩独领风骚,欧洲也吸引了一定的关注,惟独在中国学研究日益兴盛的美国倍受冷落,这和美国中国学发展的战略政策不无关系。百年来,中西学者共同努力,朱子学研究逐步进入美国学术视野并赢得一席之地。朱子学研究在美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再现了美国中国思想史研究发展的社会、思想和学术背景,及其研究视角与进路的变化历程。     

论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兴盛与文学平民化倾向

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大盛。朱子学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对当时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儒学理论由政治思想向伦理思想层面渗透拓展,对江户时代文学的平民化倾向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文学理论出现了教化特征和世俗化特点,文学艺术创作从样式到内容的平民化特点也越来越突出。     

“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0月19日,由清华大学国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办的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宣布中国朱子学会正式成立。来自中、美、德、法、日等国家和地区6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     

朱子学在琉球的落地生根——蔡温“攻气操心”工夫论辩证

蔡温是琉球儒学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但蔡温的儒学归属迄今尚无定论。本文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蔡温的"攻气操心"工夫论看似与吕大临的"驱除"之法相似而有别于朱子,但就其强调应事接物、心为一身之主、明理、明义等要点来看,实则严守朱子家法。"攻气操心"工夫论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在琉球的落地生根。而由其与中国朱子学的张力,可以窥见东亚儒学的复杂面向。     

汉字说“理”

正【出】出路是在翻越一座座山后找到的"出",由两个"山"组成,意指出路是在突破了一座又一座山的重重阻碍后,而找到的。愚公移山,就是因为有太行、王屋两座山挡在门前,愚公才带领祖祖辈辈挖山不止,而最终找到了一条出路。出路,就是你跨越了千山万水,战胜了千难万险。【明】日月相互映衬,会更加明亮     

魏晋玄学中的“理”

“理”这一语词被思想话语所重视是发生于魏晋时期的事件,但当时仅作为一种“虚位”的语言形式,而非内涵明确的“定名”。《人物志》单辟《才理》篇构建起才质与“理”的对待关系,在统称四种差异之理时将“理”提升为一个与“道”内在相关的语词。这种倾向在王弼那里更为明显：“理”与“道”相类,指向了无形无名的统一者,同时“理”也被用来指称有畛有名者的“自己而然”,这一语词刻画了“道”“物”一体关系的两个维度。郭象将性分的根源、主客冥合的自然状态归结为“至理”。“至理”指称了一种无法被彻底消融掉的根据性,这一定程度上促使我们对“自生独化”这一郭象哲学的究竟结论进行反思。以“知之所不知”的无限客体作为有限者“不得有穷”的背景,郭象揭示出有限者自生独化充分实现的“自得”,应是其哲学的最终指向。     

论冯友兰的朱子学

冯友兰是理学一系的现代新儒家学者,自然对以朱熹为核心的宋明理学格外重视。在他的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及其他著作中,系统地勾勒和阐释了自己的朱子学思想。冯友兰的朱子学是历时性的,尤其以《中国哲学史新编》最为完备。与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创立时期的其他中国哲学史家相比,冯友兰的朱子学在诠释框架、哲学意味、系统性方面独具特色。研究冯友兰的朱子学,对于深入把握冯友兰的哲学特色和宋明理学的精髓具有重要意义。     

“去忠存文”与朱子学官学化进程的启动

庆元党禁解除后,以朱子学为主要对象的庆元学禁迄无定论,直到嘉定元年朝廷赐朱熹谥号,朱子学才彻底摆脱禁锢。与此同时,朱熹的谥号由文忠改为文,也预示了朱子学官学化时代的到来。本文分析了朱熹谥号去忠存文的历史过程,以及谥文在唐宋思想转型中所蕴含的思想史价值,认为朱子学地位上升的同时,宋学的多元性也受到了威胁。     

论朱子学“未发之前气不用事”的思想

随着“气质之性”说的确立,“气”的观念成为朱子晚年讨论已发未发问题时的一个要素。文章从黄榦论性时所引述朱子“气不用事”的思想出发,梳理分析明清朱子学和朝鲜性理学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对于朱子学中所说的“未发”,如果从性去理解可称为主性派,从心去理解则是主心派。主性派中,又可细分为主“天地之性”说和主“气质之性”说。主心派中,又可细分为“未发为中”说和“未发不中”说。通过这些不同理解,可见有的问题朱子本人虽论述较少,但却成为后世朱子学者的重要讨论对象。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朱子学内部的不同观点或派别,这一过程也使得朱子哲学体系中的各种逻辑可能性得以渐次展开。     

论“何谓朱子学”——一种可能的阐发途径

对于"朱子学"概念的厘定和把握,必须区分其学说体系的历史开展的时空层面与其学说义理自身的逻辑开展层面,并从这样两个层面来全面地阐发之。通过对"朱子学"的创立与发展的主体,以及时空演化与历史开展的分析、考察,"朱子学"的创立与发展其主体实际上不仅仅限于朱熹个人,也包括朱子门人与后学,远至近现代对于朱子学的继承和阐扬多有助缘的朱子学者都应当被纳入到这一范畴里面。"朱子学"外延影响范围也不仅局限于中国,而且及于全世界。又由"朱子学"作为一门蕴涵无穷思想和精神智慧的学问,更显发出作为一门体系学问所具有的发展性与多学科综合的特点。     

“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10月19日——22日,由中华朱子学会、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九江学院联合主办的"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庐山白鹿洞书院召开,来自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法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     

“理”在工夫过程中的柔性化诠释

朱熹工夫论具有述行式的特征,工夫就是反复述行"天理"的过程。在"理"之"所当然"的方面,工夫过程可以阐述为"心具众理",以明了心对性、情的主宰;而在"所以然"的方面,由"博"至"约"即工夫由乾转坤,在忠信传习的述行中给出对"天理"的"要约"。"理"的"所以然",是其"所当然"的"要求"给出的。这种要求体现在,义与智的用刚而体柔、仁与礼的用柔而体刚的空阙之间,由诗性的柔和模拟而要约出"理""德"的新意义。述行式的工夫过程,尤其在智、仁之际的空阙处,可以对"天理"的内涵给以革新性的要约。     

“神”与“理”：王夫之“神理”论中的画学思想

"神"与"理"是中国美学思想中的传统范畴,也是王夫之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王夫之将两者结合提出"神理"论,认为创作和审美要以"神理相取","神理凑合"时就会自然怡得,创作应该"穷物理""尽思理"且超于象外。这与古代画学思想具有共通性与共识性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