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党性原则

近年来,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党性原则都发生过一些争论。哲学基本问题是思格斯提出来的,哲学党性原则是列宁提出来的,过去对于他们的论断只有背诵,缺乏研究,因而也就没有争论,实际上各有各的理解和看法。现在,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这些重要哲学问题开展讨论,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这些原理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都有其思想渊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也许对于这些讨论有一定的意义。     

从整体与部分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意义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黑格尔哲学的评价时提出过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整体比部分是否更实在?是否更有价值?他认为黑格尔对这两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们撇开黑格尔哲学是否如此不论,就罗素提出的问题而言,是很有意义的,可惜这个观点并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现代科学发展的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科学中的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当代哲学的分析主义与系统论之争似乎在暗示着罗素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     

心理学的哲学问题与神经生理学的研究

心理学脱离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但是它与哲学是关系密切的。冯特本人是心理学家,也是哲学家。布伦塔诺、屈尔佩、铁钦纳、詹姆士、苛勒、考夫卡等等都莫不如此。华生否认哲学,但是他对哲学的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所以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何况心理学本身含有社会科学的因素就更难逃出哲学的掌握了。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愿意受哪一种哲学的支配。就我个人来说,或者就我国绝大多数的心理学工作者来说,都深信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科学心理学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也只有这种思想才能引导我们建立名副其实的科学心理学。     

“十四大”报告中的哲学问题探讨

“十四大”报告中的哲学问题探讨本刊记者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１日至１２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与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联合发起,邀请首都哲学界３０多位同志,探讨“十四大”报告中的哲学问题。气氛热烈,现将其中的三个问题作一概述。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哲学问题同志们在发言中一致认为,实事求是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就没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样,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不解放思想,也就不可能正确理解这个理论。现在要用１４大精神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关键还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有的同志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改革的目标。这也是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高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必然要涉及观念变革问题,如果继续把计划与市场看作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那就无法适应这种转变,这就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一些同志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发展生产力放到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其它方面都是围绕这个中心的。有的同志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     

论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及其当代性

在公元前五世纪关于人是什么的命题即人本质的问题就开始得到广大哲学家们的探讨，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各不相同。直到马克恩才开启了关于人本质问题的新篇章，作为物质世界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和终点，探讨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思想不仅对我们认识自我是有重要意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     

论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及其当代性

在公元前五世纪关于人是什么的命题即人本质的问题就开始得到广大哲学家们的探讨，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各不相同。直到马克思才开启了关于人本质问题的新篇章，作为物质世界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和终点，探讨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思想不仅对我们认识自我是有重要意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     

再谈历史上哲学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随着哲学史方法论讨论的深入,对历史上哲学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已经引起不少同志的关心和兴趣了。和以前那种简单化、绝对化不同,现在许多同志都肯定,对历史上哲学唯心主义的社会作用,应该作历史的具体分析。但是,就在哲学史研究中这种形而上学方法已经被冲破了缺口的时候,有的同志仍然坚持“唯心必反动”的公式,认为“唯心主义,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没有、也不可能起进步作用。”(陈孟麟:《唯心主义能起进步作用吗》,     

决策研究

决策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在引起各级决策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密切关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各种复杂而艰巨的新课题,社会活动的结构和规律日趋复杂化等特点,使决策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由此也产生了对决策问题进行哲学分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诸如科学决策和客观规律(包括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科学决策和实践与认识,科学决策和科学预见,科学决策中的科学方法和价值准则等一系列课题,都需要从哲学的高度给以回答。同时,现代决策科学正显示出综合地运用各种科技新成果、新手段的趋势,这种综合性的运用也为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为寻求把哲学应用于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密切注意象决策科学这类新学科的发展,可能有助于找到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哲学和现实、哲学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之间的“联结点”,进一步打开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这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联系古今中外的一些经验教训,探讨和分析了决策研究的意义、决策的过程及其机制、决策科学的发展等问题,提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值得一读。     

论中国佛教人文特色形成的哲学基础——兼论儒佛道人生哲学的互补

当今世界,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宗教.任何宗教都有其特殊的哲学.宗教与哲学本来就有相通之处,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为了探讨并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特别是生存的本质、意义、价值与终极目标.事实上,在人类文明之初,宗教与哲学是二而为一的.“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6页).但宗教与哲学又具有不同之处,宗教以信仰超人间的力量(神)为根本特征,把人的问题最终交付给神,把理想的人生寄托在彼岸世界.哲学则以人类的理性为基本依持,是以理论的形态高度概括了或代表了人类的能力.当哲学逐渐从宗教中分离出来而获得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以后,宗教仍有其自身独特的哲学.     

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与意义域——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

一、一个有待澄清的基本理论问题如何看待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及其方法论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持肯定态度的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伟大贡献。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则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在以“反形而上学”为特征的现代哲学中已被抛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也因而失去了意义。还有观点认为,即使哲学基本问题存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也不应再用,因为这种做法不利于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     

The Bilingualism of the Language of the Victim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Victimizer

Inspired by a panel which took place at the 2018 IARPP conference in New York – this paper, which deals with the bilingualism of the language of the victim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perpetrator, offers a close reading of the panel’s three papers, trying to characterize their unique poetics of testimony through a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four modes of traumatic testimony which are distinguished from one another by the degree of the psychic motility they succeed to form in relation to traumatic memories: the “metaphoric”, the “metonymic”, the “excessive” and the “Muselmann” testimonial modes. The last part of the paper suggests a link between the testimonial language of the victim and the testimonial language of the victimizer,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se polarized languages as two variations of the refusal to mourn.     

From the fixity of the past to the fixity of the independent

There is an old but powerful argument for the claim that exhaustive divine foreknowledge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freedom to do otherwise. A crucial ingredient in this argument is the principle of the “Fixity of the Past” (FP). A seemingly new response to this argument has emerged, the so-called “dependence response,” which involves, among other things, abandoning FP for an alternative principle, the principle of the “Fixity of the Independent” (FI).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arguments for the claim that FI ought to be preferred to FP.

     

论经济哲学的部门学科性质

1　　经济哲学究竟属于什么学科 ,是经济哲学研究必须首先弄清的前提性问题。也只有合理地解决了这一前提性问题 ,才能够进一步确定经济哲学的对象和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经济哲学的概念界定、特别是通过对哲学史所做工作的分析 ,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经济哲学的概念意     

论科学哲学研究的方向

在中国科学哲学研究上 ,一直有人强调所谓纯而又纯的科学哲学研究 ,并且强调各种转向 ,认为只有对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研究 ,如理论解释、说明、评价以及发展模式的研究才是科学哲学的正宗 ,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已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外围了 ,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则根本不是科学哲学。最近我们比较了国内和国外科学哲学研究刊物中的一些文献发现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一直是国外科学哲学的主流。一　国外研究状况我们以国外三个著名科学哲学刊物 (PhilosophyofTheSeience ,BritishJournalforthePhilos ophyofScience ,JournalforGe…     

论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

《周易》尊崇的经典地位是在西汉时期确立的,汉《易》之特色在于象数学大昌。汉代易学既以其哲理观念的宏观层面的影响,更以其卦爻符号、象数模式的具体形态的影响,介入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核心领域,也介入天文历法、物候气象、灾异、医药等自然科学领域,还介入音乐、文学、建筑等艺术领域,表现出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之扩张,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极大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costs of narcissism: the case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wo studies examined narcissism and behavior in a commons dilemma. Study 1 used a four-person, laboratory-based task and Study 2 used a dyadic task.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hat they represented one of four (Study 1) or two (Study 2) forestry companies and then were asked to harvest timber from a renewable forest. Narcissism was found to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acquisitive goals and harvesting more timber in the initial round. The more narcissists harvesting in the competitive group of four (Study 1) or dyad (Study 2), the less timber was harvested overall and the more rapidly the forest was depleted. Within competitive groups and dyads, however, narcissists harvested more than the nonnarcissists competing with them. In all, narcissism provided a benefit to the self, but at a long-term cost to other individuals and to the commons.     

《宋刻〈唐柳本尊传碑〉校补》文中"天福"纪年的考察与辨正--兼大足、安岳石刻柳本尊"十炼图"题记"天福"年号的由来探疑

本文对重庆大足、安岳等地的石刻中有关《柳本尊传碑》中所记载的“天福”年号作了考证,认为柳本尊作传的作者是释祖觉禅师,“天复”应为“天福”,“十炼图”题记中的年号应为蜀王王建所称。安岳“十炼图”添刻的柳本尊生卒年失实,《汉州志》所载与史实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