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修德：网络谣言的伦理焦虑及其消解机制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谣言变得俯拾皆是。作为社会转型期的一种伴生物,网络谣言在某些时候虽然有利于帮助了解舆情和表达民意,但更多时候却扰乱了社会公序良俗,不仅引发了社会信任危机,破坏了社会公德,还加剧了现代人的价值迷失与精神困顿。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网络谣言之所以如此泛滥,与社会矛盾和风险引发的心态失衡、官方信息处理机制的政治伦理缺失、网络媒体商业利益与道德责任的失衡以及网民道德主体的缺失与价值理念的偏差有着直接关联。因此,我们应该转变思路,将网络谣言纳入到伦理语境中,对其进行深刻的观照,并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建立相应的伦理机制,积极进行伦理救赎,消解网络谣言引发的伦理焦虑,从而维护我们共同的网络道德净土。     

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性别差异——基于网络使用偏好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以往有研究注意到了网络成瘾的性别差异,也有研究分析了不同网络使用偏好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联,但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本研究在控制心理资本、大学适应等相关因素的情况下,通过构建以不同网络使用偏好为中介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网瘾的性别差异模式。结果发现,在多项网络使用偏好上,性别之间存在差异,网络使用偏好构成性别与网瘾之间显著的中介因素。总的来看,相比较而言,男生在"网络游戏"、"理财炒股"等类型上,女生在"购物消费"、"微信微博"等类型上,各自形成更高的网瘾水平。这些发现有助于廓清网瘾的性别差异,并为实际中提供有性别敏感性的网瘾干预提供依据。     

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结构及其动力机制

目前学术界对协同治理行动者结构的双维通道和动力构成的运行机制讨论尚不充分。文章通过分析协同治理在制度形式系谱中的定位,梳理其与协同政府、官僚制政府和外包型政府等话语体系的关系,继而探讨其行动者构成的差异,分析了基于"部门合作"与"公私合作"双向维度的行动者网络。从动力产生的来源、表现形态和协同演化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协同治理的动力构成及其运行机制。     

回族商绅吴九如的故事

正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阶层——士绅,他们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精英,与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正式权力相比,他们属于非正式的权力。[1]瞿同祖先生在对清代地方政府的研究中,将清朝的士绅阶层分为"官绅"和"学绅",与"学绅"相比,"官绅"具有更高的地位,更多的特权,更大的影响力,他们构成了实际上的权力中     

不同动机网络使用者对网络使用线索的注意偏向

以29名信息获取性动机者和21名人际情感性动机者为被试,采用情绪Stroop范式,以网络信息获取线索、网络情感满足线索、一般负性情绪线索和中性线索为刺激材料,考察了不同网络使用动机者对网络相关线索和负性情绪线索的注意加工特性。结果发现,基于信息获取性动机的网络使用者对网络信息获取线索具有显著的注意偏向,而基于人际情感性动机的网络使用者对网络情感满足线索或负性情绪线索具有显著的注意偏向。该研究为解释网络相关线索和负性情绪线索诱发不同动机者上网欲望的认知机制提供了实验证据。     

农民外出就业:乡土社会网络的困境和制度化路径的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农民外出就业的途径已从同质人群构成的初级社会网络拓展到由异质人群构成的次级社会网络,从非制度化的社会网络拓展到政府和市场提供的制度化路径,且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社会网络和制度化的路径交织在一起,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为农民外出就业提供了信息、资源、规则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综论中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

科学界定地方政府职能取决于纵向——中央-地方政府权力关系架构下的权责划分和横向——不同时代条件下政府属性及其行为取向这两个维度变量的影响。本文基于经济学公共品理论的研究视角,构建了一个以地方层次上的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构成的二维空间,以此作为中央-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的判断矩阵,并进一步简要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取向。本文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与中央政府有同有异理应是主流政策取向。具体而言,省级政府可能最为接近中央政府的模式,地市级政府可能更偏向于因地制宜的模式,而县、乡级政府将趋于功能整合、部门精简,一如缩微版的大部制。     

浅谈审计职业道德

我国的审计事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家需要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于是,80年代初期国家在各级政府设立了审计机关。此后不久,单位或部门的内部审计、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的社会审计组织等都相继建立起来。国家审计(或称政府审计)、单位或部门内部审计、社会审计等三者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     

关系网络对乡村纠纷过程的影响——基于CGSS的法社会学研究

后乡土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也在发生巨大变化.2006CGSS调查结果显示,乡村纠纷的整体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但土地征用和基层选举纠纷尤为突出,表明城镇化扩张和现代权威的渗透正打破乡村内部的均衡.乡村纠纷解决或秩序构成机制则从乡土性向后乡土性转型,即从礼俗化转向行政化和法制化.乡村社会虽具"强关系"特点,但关系网络对纠纷过程其实影响并不显著,官方正义系统的可接近性高低可能对人们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影响更大.     

自我效能感与网络健康信息搜寻关系的元分析

自我效能感与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关系如何,目前研究存在较大分歧。为明确二者关系,探究分歧原因,对检索后获得的44项研究(46个独立效应值)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自我效能感与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存在中等显著正相关(r=0.27, 95%CI=[0.21, 0.33]);二者的相关强度受文化背景和被试健康状况的调节,但不受性别、自我效能感测量指标和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测量指标的影响。结果初步澄清了健康信念模型、信息搜寻综合模型和风险感知态度框架的争论,表明个体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其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往往也会越频繁。研究启示政府和健康医疗从业者可以通过开展网络使用技能培训等干预方式提升公众自我效能感水平,间接促进公众的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自我信息识别优势——来自注意定向网络的证据

研究采用注意网络测验任务(attention network test, ANT), 分别检验自我相关信息在注意的警觉、定向和执行控制网络上的加工效率差异, 以揭示自我信息识别优势的注意机制。实验1考察了面孔类型(自我面孔或他人面孔)在3种注意网络下的加工效率差异; 实验2采用自我联结学习范式对实验1进行验证; 实验3将颜色类型(红色或绿色)作为目标刺激, 面孔类型作为背景, 以考察任务无关自我信息是否对注意网络加工效率有影响。研究结果发现, 当自我信息为目标时, 个体在注意定向网络上存在加工效率优势, 而警觉和执行控制网络上没有加工效率差异。当自我相关信息与任务无关时, 在注意的警觉、定向和执行控制网络中均未表现出加工效率优势。说明了自我信息的注意优势发生在注意定向网络上, 且受任务优先性影响。     

双重集权:财政变迁中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推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基于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察,有的学者认为中央和地方呈现此消彼长、相互竞争的状态,而有的学者认为两者间是向下授权、相互分工的关系。那么,经过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演化,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目前呈现怎样的状态?本文以财政改革为考察对象,认为中央和地方未必是对同一种权力或资源的争夺或者分享,它们可在不同维度各自集权:从对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的支配来看,中央政府变得更加集权,中央部门对下级政府的财力干预变强;从地方收入角度来看,地方财政部门日益崛起,地方政府能够统揽和支配原先分散于各部门的预算外资金。换句话说,目前中央和地方呈现出双重集权的状态,这产生了多重的治理效应。     

论网络文化产业的信息资源市场化配置功能

遵循网络文化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网络信息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实现做大做强网络文化产业和坚持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的必由之路。网络文化市场优先传播低成本采集、分析和制作的网络信息,以提高网络信息传播与使用效率;政府要引导网络技术创新和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实现网络文化市场对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基于网络信息主要流向网络利润区的商业逻辑,政府要重点规制网络利润区的传播秩序和网络文化市场秩序。发挥网络文化产业的信息资源市场化配置功能,政府部门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彻底破除管理万能观念、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和加强网络信息资源配置的法治化建设。     

孔子网络的基本特征及其资源效应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孔子群体进行分析研究 ,考察这个网络的基本特征、网络中资源、信息的传递以及网络的心理基础 ,进一步阐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把孔子网络作为中国人人际网络 ,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人际网络的原型进行了研究 ,提出以下观点 :首先 ,孔子群体是一个非正式组织 ;其次 ,孔子网络的类型主要是业缘网络和朋缘网络 ,而不是亲缘网络或地缘网络。它具有业缘与朋缘关系相转换的功能 ,能够通过对网络中的资源动用 ,实现职业地位乃至社会地位的获取     

韩国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研究

本文考察了韩国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的两类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一类是作为地方政府管辖权的外部影响因素的国家法律,它规范着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而另一类则是地方政府的内部影响因素和代议制民主下市民、官员、政治家之间的有力互动.与地方财政管理相关的两个国家法律是地方自治法和地方财政法,但与地方自治法相比,地方财政法对地方财政的合法运行具有更为具体的影响.为了反映1991年恢复实施地方自治法之后的主要发展,地方财政法于2005年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围绕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的三个主体(即市民、官员和政治家)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从全社会立场观点看来并非最优化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均衡.在代议制民主下,三个主体行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产生更为糟糕的局面.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可能方式是培育市民对公共服务的价格意识.如果关于公共服务的财税价格概念在市民中得以普及,那么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足以更具社会效率地运行.     

《墨经》“利”之辨析

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对《墨经》中说明"利"这个重要概念的文本"利,所得而喜也"作快乐主义式的解读,认为墨家在此是把"喜"或"快乐"等同于"利",或者作为"利"以及道德正当性的标准。但实际上,墨家在此处只是对"利"进行了语义和元伦理学层面的说明,并非在表达快乐主义的规范性立场,甚至不是在表达任何一种道德上的规范性立场。快乐主义式的解读对《墨经》甚至整个《墨子》文本包含的对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层面加以区分的意图认识不足,与《墨子》其他地方明确表达的规范性立场不一致,其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将西方规范伦理学的框架套用于早期中国哲学的这一常见但却值得商榷的做法。     

中国大学生网络成瘾倾向问卷的初步研究

网络成瘾是一种对互联网络的心理依赖,包括网络关系成瘾、网络娱乐成瘾、信息搜集成瘾三种类型。被试为中国重庆三所高校的大学生675人。对其中随机抽取的390份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初步的因素结构为：网络关系成瘾倾向包括了问题、依附、认知偏差和失控四种倾向;网络娱乐成瘾倾向和信息搜集成瘾倾向包括问题、依附和失控倾向。得到较好的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半信度、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对余下285份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较好的模型拟合指数。相关关系检验发现三类网络成瘾倾向与使用频率都有显著相关．与使用时间都无显著相关。T检验发现女生在网络关系成瘾倾向的依附倾向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男生在网络娱乐成瘾倾向和信息搜集成瘾倾向的问题倾向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东日本大地震后的非理性网络舆论及引导

东日本大地震后,中国网络出现两种非理性的舆论,一是源于狭隘民族主义的幸灾乐祸言论,二是轻视中国救灾努力的妄自菲薄看法.本文认为网民的表达权利应该受到尊重,但非理性的网络舆论不利于网民网络媒介素养的形成,也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设,提出发挥微博和博客的意见领袖作用,引导网络舆论走向理性的建议.     

杜鹃模式:茂名PX事件中政府回应的行政学分析

借鉴政治沟通中参与和回应理论的视角,提出一个中国网络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的理论模型。本文的核心命题是:地方政府对问题、议程、官民关系的不同沟通机制导致不同的政府回应模式,产生相应的政府回应行为。这一理论模型为分析在网络参与这一全新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结构、政社关系、行为类型及其变化过程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以茂名PX事件的政府回应过程的实证研究来解读这一模型,分析了其模式特点、网络舆情、主体行为模式、作用机理以及回应效果。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逐渐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随着这种转型,城市街区也爆发了越来越多针对工商企业或基层政府机构的市民维权运动.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些社区运动的动力机制.个案研究发现,较之于其他街区,有些街区的居民由于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为"武器",因而在维权运动中表现更为积极,并取得更大成功.因此,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社会维权运动发生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它之所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目前国家的体制结构使然一方面,中国仍旧是个威权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当前的行政体系又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状态.正是这一点使得维权市民有必要并且有可能运用关系网络促进其集体行动.在当前,中国群众维权运动本身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化.这些以维权为目的基层社会运动不仅保护了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空间发育,而且在实际上增强了国家权威和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