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天人之辨中的无神论思想

“天人之辨”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将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论文从“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和“天人相参”四个层面分析了荀子的天人之辨中的无神论思想，这四个层面环环相扣，步步递进，呈现出逻辑发展的内在轨迹，从而揭示出荀子天人之辨中无神论思想的深刻内涵。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论先秦儒家“天人合一”观的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精神.先秦儒家认为,天是人的价值和道德本原,人对天又具有主体能动性.在天人关系上,天与人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人的道德与天的本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因此,"天人合一"实质上是在道德基础上的合一,即"天人合德".     

则天及人：张载社会治理思想探析

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理论品格。张载以《易》为宗,以《中庸》等儒家学说为体,批判地借鉴了佛、老两家的思维方法,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天人关系概念系统,继而“则天及人”——以天道为则,推及人道,对儒家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有效诠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治理思想。在其理论构造中,儒家的社会治理方案本于天道,又经由圣人体而成制,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使得其“则天及人”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较强现实性。     

论《管子》哲学之“人与天调”的自然观

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认为;国家及个人的行为都要与天,也就是大自然保持一致,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管子》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是唯物主义的,认为天地自然是按照阴阳规律而运动变化的,实现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协调,并提出了“人与天调”的哲学自然观。     

发天道以建人文──作为中国文化之理论基础的道家道教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中华学术可综括为天人之学。天是天道,亦即自然之理体;人乃人伦,张而为文明之别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天人之学的内涵有所不同,表述天人关系的概念也因之发生变化,如先秦两议议天人,魏晋谈自然名教,唐家论心与道、性与理、太极与人极等等,反映出文化的历史发展。但发展中有其不变的宗本,即“天人合一”这个基本的文化观念。天人关系既是中国哲学的最基本范畴,也是传统文化体系的皇建之极。产生于中国的各家各派学说,不管差别有多大,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探讨天人关系;由域外传来的各种…     

论明清之际“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从一个侧面看明清之际思想的性质

明清之际的思想,横亘在传统和近代的交界处。因此,讨论明清之际思想的性质,是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如何从传统迈向近代的重要课题。本文摄取了明清之际思想的一个侧面——“由数达理”思维方法的产生、形成和夭折,由此来具体地剖析明清之际思想的性质。     

易学与《中庸》《孟子》的交锋——从朱陆“无极太极之辩”切入

宋明理学与经典关联紧密，经典义理与理学家的阐发处于相互“交织”的状态。交织意味着被解释的经典本身的思路与作为解释者的哲学家的洞见都是哲学的主体。先秦经典之间存在分歧，但理学家试图将群经统为一贯，使得儒家哲学内部存在分裂与统一的对拉力量，因此需要以一种理路为“解释主轴”来统合其他经典。朱子与象山分别以易学与《中庸》《孟子》为主轴，“无极太极之辩”正是二者交锋的集中体现。朱子坚持易学本体论结构，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将“无极而太极”解释为天理，这种结构源于《易传》的道器之分；而象山则从《中庸》《孟子》心性论的贯通性出发，认为极就是中，无极就是无中，因此“无极而太极”必非周子本义。朱陆之辩也与四书升格运动的高峰相耦合。儒家哲学的内在张力也是发展的动力之源。经典与哲学的互动为中国哲学史书写提供了新视角。     

儒学和之道的诠释与反思

“和”是儒学之道的最高点。作为核心议题,和贯穿于儒家学术讨论的各个层面。“和”在字源上与音乐相关,其主旨有别于“同”,与德行修养、政治教化、生活实践相关联。儒家多在天人关系的语境中阐述“和”,认为天人在根本上是和谐而非对立的。依据对天的不同理解,儒家天人和谐思想呈现为两大主张:人与主宰之天合一、人与自然之天协同。同时,儒家关于和的论述并不仅仅是一种探寻形而上之奥秘的理论尝试。这一理论具有很强的化解冲突、建立秩序的实践性功能。作为一种救治方案,和道在人的领域具有人我、家庭和国家三个向度,追求一种动态的有序。     

《论语》中的“文”

《论语》中的“文”含义丰富，既反映了不同语境下的多重含义，更折射出诸子时代前后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由德礼体系向仁礼体系的创造性转化。西周春秋时期的思想史围绕且聚焦于“德”,并塑造了德礼体系；孔子则进一步突出“仁”的意义，在仁礼互动关系下重新阐发了“文”。孔子和儒家学派将六经作为经典之“文”的重要代表，亦通过天人之道来论说“斯文”,进一步深化“文”的哲学价值，由此建构出基于秩序性与神圣性的思想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和儒家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与意义。     

从“自然主体观察”论《周易》经传的书写

传统以来,中国社会向以儒家人文精神为主体,如此虽提升了人文精神,然亦导致后学末流过度重视人的主体性,而忽略经典中对"自然"的书写,及其中蕴含的超越性。再加上西方理性思潮的影响、科技文明的进步,更助长人的主导与支配性格,如此不仅破坏了自然的秩序,无形中也斫丧了人的超越性。《周易》哲学在揭示自然与人类相互间的关系,故前人往往侧重天人的观照。本文尝试以"自然"为主体观察,试图阐发《周易》经传中对"自然"的书写及其与人文、宗教三者的关系与安排。     

“法天而行”:董仲舒天论新识

汉儒领袖董仲舒的天论不是源自孔子原生儒家 ,而是来源于墨家思想。天是一把“双刃剑” ,既对君王地位的巩固有利 ,又对君王权力存在着强有力的制约。如何实现对君王权力的有效制约 ,这是董仲舒天论的终极目的。董子天论的文化史意义主要表现于 :(1 )将仁义忠孝等伦理观念纳入天人系统中 ;(2 )自董子以后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 ,成为一不可移易的深层文化心理 ;(3)董子天论丰富了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精神 ;(4)董子天论使大一统观念真正得以确立。     

荀子“天人关系”辨正

荀子论天,在突出自然之形而下之天的同时也言具有创生意义之形而上之天。＂明于天人之分＂只是荀子＂天人关系＂的起点,其终点是要走向更高层次的天人之合。     

论明清之际公私辩中“私”的正当性及其限度

有学者认为,明末清初形成的重视“个人”的 一股思想潮流,自清代中叶以来从地表消失,直到近代,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又展 现 了现代性的“个体”观念。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在明清之际的公私辩中已经出现了维护独 立性的个体、个人的思想。实际上,深入分析以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为代表的明末清初 思想家的公私辩中对“私”的正当性辩护及其限度,可以发现,尽管私、私欲在某种程度上 被肯定,但并未获得独立性地位,相对于公而言,私仍然具有某种伦理之恶的属性;在群己 关系中,“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仍然局限于抽象的概念层面,并不具有 现代的个人、个体属性。从明清之际至近代,公私辩的逻辑进路是一脉相承的,“公”是“ 私”的前提,“群”是“己”的限度,他们的区别在于各自致力于探寻达至“公私和谐” 的路径不同。     

幽明之故与天人之际--从船山易学的视域看

易学具有一个言幽明而不言有无的视域,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的研究表明,从这个视域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之际.天人之际的根本回答不在于流俗所理解的"天人合一",而在于天人相继.通过天人相继,确立的是人的自由以及人道的基本依据.而且,在幽明之故的视野中,还可以生发出中国古典思想对原善问题的基本理解,善不是别的,正是在人道的畛域内发生的对天人之间的存在连续性的努力.     

“补天济世”与“经世致用”──曹雪芹儒家倾向与明清经世思潮之比较

在对《红楼梦》的艺术文本展开文化学诠释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已经就曹雪芹补天济世观念的儒家属性做出了有说服力的宏观论证。然而，对于这一观念与明清经世思潮之间的某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深刻异同，迄今为止似乎还缺乏一种深层次的细致分析。因此，本文试图以后者作为历史的参照系，通过一种比较学的研究，就曹雪芹补天济世观念的精神实质和具体内容作进一步的探讨。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发展大潮中，崇尚积极进取、入世有为的儒家学说，与主张消极退隐、无为出世的道释二宗之间，历来存在着十分鲜明的反差。引人注目的是，《…     

“《易》为之原”与“天人之道”——刘歆易学思想新论

学界多把刘歆和刘向的易学放在一起研究,这样很难揭示二人的易学特色和贡献。与刘向相比,刘歆对易学有系统的构建,这主要表现在“《易》为之原”和“天人之道”方面。在“《易》为之原”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对“五经”的顺序作了调整,把《周易》置于首位。刘歆提出“《易》为之原”的思想,与其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有关。在“天人之道”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创作了“三统历”,其目的是以天统指导人统。刘歆创建的以“三统历”为核心的系统,不仅体现了其律历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思考。     

王船山对孟子大体、小体之辨与“践形”之学的重释

明清之际学者王船山,基于延续礼乐文明与培养儒家人才的现实关切,借由重释孟子大体、小体之辨,从认识论的角度,对于耳目与心思的功能运作及其在人之道德实践中所具有之作用,做出了深入精微的分析。建基于此,船山以大体、小体之说,发明孟子“形色天性”之义与“圣人践形”之学,指出人禽之异,正在于人能持续运用形色之身所潜藏的认知与实践能力,以学术之探索与实践之努力,创造与延续文明之发展。     

“生生”、“感通”、“偕行”——《易传》的天人共生哲学

天人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的基本含义之一相当于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自然与人;基本含义之二是视天人为有德性(道德)的、有能动性的动态的、协调的存在。中国哲学中的这种天人观在《易传》中表现为"生生"——"感通"——"偕行"的天人共生态。《易传》既将天人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自然的生命有机体,又充分发掘天人的德性,并使二者相资相长,"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人各有其位,各尽其能,各循其道,"各正性命",一体偕行,共生共存共荣。     

天人统一于一心——论邵雍儒道兼综的境界哲学

在北宋五子中 ,邵雍较为独特 ,他儒道兼综 ,学际天人 ,建构易学思想体系 ,利用易之体用关系将儒道两家思想涵摄其中 ,在人性问题上也力图融合儒道两家 ,并提出观物思想将儒家的人学与道家的天学融为一体。在天人关系问题上 ,他找到一个联结天与人的可靠纽带 :心。天人统一于一心 ,从而成功地把儒家的性命之学与道家的天道问题贯通起来 ,完成儒家的人学本体论与道家宇宙本体论的统一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境界哲学。即通过个体之心的自我超越 ,实现宇宙本体与道德本体的统一 ,进入形而上的本体境界 ,又通过推“诚”落实于现实人生层面 ,体现为身心和谐的“安乐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