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齐国在律学与声学上的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不仅是我国东方的一个国力强盛、经济发达、地域辽阔的大国,而且是一个底蕴丰厚、成就卓著的文化大国。就音乐艺术而言,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来看,在许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经考证,乐律学和音乐声学方面的成就便是其中两例。     

敦煌所见六朝律抄与汉地佛教律仪

在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多件六朝时期撰作的佛教律抄,作出年代从5世纪下半期到6世纪。这些律抄先有题作“三部律抄”的,主要抄撮《十诵律》《摩诃僧祇律》《四分律》三部律典而成,之后又纳入《五分律》和其他翻译的律论,扩充文本内容,发展成《四部律并论要用抄》,在僧团中广泛传播。律抄的出现,主要是因为5世纪上半期几部广律的先后传译,为了会通几种分属不同部派的律典。它标志着一种中国式佛教律仪实践的形成,对六朝之后中国佛教戒律的影响深远。     

论康德对道德律有效性证明的演变

康德确信道德律是理性自我立法的结果,且对一切有限的理性存在者都有效。可如何证明之一直困扰着康德,并为之付出诸多了的努力。康德对道德律有效性的证明先后经历了先天演绎、事实确证、实践归谬和理性启示这四种方式,最终把上帝存在与道德律的有效性联系起来,试图以前者来证明后者。这表明:康德对道德律的确信隐藏着神学的前提。     

求丰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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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张载《正蒙》

朱熹是否为《正蒙》写过注解,在学界存在争议。那么,现行所谓《正蒙》朱熹注解从何而来,便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通过考察《正蒙》朱熹注之源流,对朱熹是否为张载《正蒙》作过注解予以解答。朱熹在解说《正蒙》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张载的思想,那么,朱熹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如何?我们对此做了初步探讨。     

论《易经》作者的主体意识与道德内求思想

《易经》作者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道德内求思想,这典型地表现在《谦》、《节》、《中孚》、《遁》等集中论述道德修养的专卦之中,亦散见于《乾》、《履》、《同人》、《恒》、《随》、《升》、《萃》、《既济》诸卦之中。《易经》作者之所以对主体意识和道德内求思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是因为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主体意识和道德伦理对于古老社会共同体内各种关系的协调和稳定,对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活动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生物全息律是客观规律─—与《全息生物学质疑》作者商榷

全息生物学是由张颖清先生创始、中国学者共同创立与发展的。十几年来,它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被广泛地应用于医学和农业生产实践,取得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并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肯定。但它目前还处于草创时期,其理论、形式、内容等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再修正。有质疑、争议、谴责,总难免。但周慕瀛先生的《质疑》（简称）一文只基于张颖清早期著作,忽视了十几年该学科的发展;且分析推理等思维方法也是错误的,这样必然导出错误的结论和认识。本文就全息生物学的发展及其理论规律进行论述,并从三个方面分析《质疑》的错误所在。     

从依照根据律到悬置根据律——论马里翁第三个还原的转向

在胡塞尔的先验还原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还原之后,马里翁提出他的第三个还原,并认为它实现了一种转向,即前两个还原为了寻求确定性而回溯到主体性,但主体性所具有的对象性与存在性视阈对现象造成限制,因而要推出第三个还原来排除这些在先的限制条件,让现象无条件地显示自身。在马里翁所说的这个转向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基本思维方式上的转向,即前两个还原依照于根据律,第三个还原排除了根据律。这是因为,对象性与存在性这些在先的限制条件是存在于主体性之中的,而主体性是前两个还原为现象寻找在先的根据或基础而回溯到的,其基本思维方式是根据律。由于根据意味着条件和限制,于是,为了让现象达到由其自身显示自身的无条件的现象性,第三个还原排除了一切预先加给现象的限制条件、根据或基础,因而从根本上排除了根据律。     

金一夫与《正易》

金一夫所著《正易》是《易经》的配对物,可把《正易》称之为朝鲜的《易经》。金一夫在伏羲第一排列和文王第二排列的基础上提出了“易”的第三排列。金一夫第一个注意到建立在洛书基础上的文王第二排列是不和谐、不完满的排列,其根本原因在于洛书中的火与金的移位,这一移位是理解《正易》的关键。按照金一夫的观点,这一移位导致了宇宙进程中的巨大混乱。金一夫第三排列的主要贡献在于恢复了金与火的原初位置,故这一排列被称之为“金火正易图”。金一夫把宇宙时间分为三个时期,《正易》的出现标志着第三个宇宙时代,他预言正易时代是后天时代,这个时代将带来万年和平与安宁。     

从律管候气到针刺候气——一个中医学术语的文化渊源

对针刺候气这一中医学术语的观念来源作了上溯与解读,认为候气是古人授时的方法之一,早期的候气与望气、风占等有涉.在天人相应的观念系统里,时节、方位与身形被联系了起来,于是这一天文与风占意义上的候气法便有了医学的意义.这一概念在医学语境下悄然变化,成了医者可以掌握的具体临床技术.     

4～6岁儿童加减法反演律概念的发展与影响因素

儿童对加法和减法逆反关系的理解在加法概念和减法概念的学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采用代数推理任务、给数取物任务、数量比较任务和记忆刷新任务,对83名4到6岁幼儿进行施测,考察4到6岁儿童加减法反演律概念的发展特点,探讨儿童的基数概念、数量比较、记忆刷新能力在反演律概念发展中的作用。结果发现:(1)5岁到6岁是儿童掌握和运用加减法反演律概念的快速发展时期。幼儿的加减法反演律概念表现出数量大小效应以及问题情境效应,小数反演问题的成绩优于大数反演问题的成绩,符号化数量反演的成绩优于集合数量反演的成绩。(2)基数概念掌握组儿童加减法反演律概念的发展显著优于未掌握组;但儿童基数概念的掌握情况并不显著预测儿童反演律概念的发展。(3)数量比较、记忆刷新对儿童加减法反演律概念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论《禅苑清规》中禅、净与律学思想的互动

《禅苑清规》是目前所见最早、最完整的禅宗清规,它也是禅宗其他清规的范本,因其独特的地位,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它编成于北宋末,正值佛教诸宗派融合之时,本文以佛教宗派学说交融为基础,讨论《禅苑清规》中所体现出来的禅、净与律学思想在此清规中的互动关系。     

天师张继先与龙虎山正一雷法

宋代以来道教革故鼎新,形成了以雷法为核心的道法体系。北宋末天师世家的杰出代表,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在雷法创立、兴盛的潮流中多有贡献。本文从史传考辨和思想解析的双重维度出发,梳理了张继先参同诸家学脉,开创龙虎山正一雷法的事迹,并依其著作,对融摄内丹心性学说的正一雷法思想进行了阐释。     

君子“为政以正”的境域化解读

古典政治的激情聚焦于秩序。作为中国古典政治奠基者的孔子,其为政观的核心可谓"正",即为政以正。中国古典政治的承担者为君子。在为政中,君子以超越肯定的方式投入于政治-伦理境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要复兴政治人伦秩序就得正名,而正名的关键在于正人,在于使人走上复苏德性生命的康庄大道,从而生发出美好的政治秩序。古典政治的最高目的在于每个个人的各正性命,这就要求人人都立"正"于"里仁"。"仁"的本-分与相称,要求君子"正"其位而行德。在此,"仁"相通于"中庸"。"庸"意味着天命的来临与功用。天命相通于充满"亲亲"意义的"生生"之时间境域。君子惟有投入并处身于这种时间境域中,才能正己成物并化人,也就是说,才能真正做到为政以正的各正性命。     

正胆汤治疗胆汁返流性胃炎的思路与方法

正胆汤治疗胆汁返流性胃炎的思路与方法大连市中心医院（１１６０３２）何宏邦,王凡,刘玉姿,朱朝阳中医实证的研究,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在实证的研究上有所突破,疗效才能得到进一步肯定,才能使中医在医林中立于不败之地。通过正胆汤治疗返流性胃...     

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对占卜的态度——以阿含与部派律为中心的考察

佛教对占卜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佛陀创教之时,为了区别佛教和其他外道学说,维持教团清净,曾制定戒律禁止僧人从事占卜活动。但此时的戒律是将卜、呪等邪命行为杂糅在一起,置于波逸提或突吉罗等轻罪之中,尚不严苛。佛陀圆寂之后,佛教发生了部派分化,各部关于占卜的态度不尽相同：法藏部继承了原始佛教的占卜观念;弥沙塞部和南传赤铜鍱部对占卜持严苛的反对态度;大众部(大众部末派)则对占卜采取宽容的态度;说一切有部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对占卜的态度还未定型,总的来说是朝着宽容的方向发展。     

正负性情绪的自主生理反应实验研究

随机抽取２４名大学生（男女各半）观看了两段内容不同的录像片段,对观看录像时的主观体验和心率（ＨＲ）、指端脉搏容积（ＦＰＶ）的变化情况做了研究。结果表明：①实验选用的两段录像分别诱发出了正性和负性情绪．②不同情绪下的自主生理反应是不同的。正性情绪下,ＨＲ变化不显著,ＦＰＶ显著下降;负性情绪下,ＨＲ显著增加,ＦＰＶ显著下降。③不同情绪下的生理反应恢复速度没有差异,但不同生理指标的恢复速度有差异,ＨＲ的恢复速度比ＦＰＶ的快．④正性情绪下,ＨＲ和ＦＰＶ之间的相关很低;负情情绪下。两种生理指标之间里显著的负相关．⑤性别只对生理指标的基础值有影响。     

十六、戴维森关于真理概念中心性的论题与道家哲学的求道传统

通过对戴维森关于真理概念中心性论题的说法与道家哲学的求道传统的一个交锋-交融型的比较分析,我旨在讨论关于真理概念中心性的一个全面性论题之有效性,该全面性论题包括下述两个子论题:1.真理概念作为关于哲学探索目的之解释性规范而在哲学探索中发挥中心作用;2.真理概念作为哲学所探索的其它重要事物(例如意义和命题性思想)的解释性基础而在哲学探索中发挥中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