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比较美学发展前瞻》一文剽窃的调查

赵连元的《比较美学发展前瞻》(载于《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4期,以下简称“赵文”)一文,大量地抄袭了古风的《21世纪:比较美学的世纪》(载于《文化与传播》第四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6年6月版,以下简称“古文”)一文,存在着严重的剽窃行为.具体调查如下: 一、赵文剽窃清单 (一)赵文题目《比较美学发展前瞻》,是窃取古文观点拟定的. 古文第一个小标题是:“大趋势:比较美学的新世纪即将来临”(古文,第5页).其实,这就是对于比较美学发展的前瞻.     

(一)关于《比较美学:21世纪美学研究的主旋律》一文剽窃的调查

赵连元的《比较美学:21世纪美学研究的主旋律》(载于《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3期,以下简称“赵文”)一文,存在着严重的剽窃和抄袭行为.古风于1995年11月在“深圳国际美学、美育会议”上递交了题为《21世纪:比较美学的世纪》的论文(油印本).随后,该文发表在深圳大学中国文化与传播系主编的《文化与传播》第四辑(由深圳海天出版社1996年6月版,以下简称“古文”)上.赵连元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有会议《通讯录》和大会照片为证),并得到了古风的会议论文油印本.明眼人可以发现,赵连元就是对于古风的会议论文进行了大肆剽窃和抄袭.因为一个明显的证据是赵文剽窃了古文的“前言”部分,而古文在刊物上发表时则删掉了“前言”部分.也就是说,只有会议论文才有“前言”部分.     

“结果补语分析方法”献疑

孙立新同志在《关于结果补语的分析方法》一文(载于1986年第1期《逻辑与语言学习》)中认为,“他喝醉了酒”和“他笑破了肚皮”的结构形式不同,前者是“代词 动词 补语 时态助词 宾语”(简称A式),后者是“代词 动词 补语(这个补语是动宾式词组)”(简称B式),用符号法表示就是:     

国学研究、意识形态和百家争鸣

国学研究、意识形态和百家争鸣——向汤一介先生请教罗卜在关于传统文化的研讨中,汤一介先生的《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江淮论坛》１９９４年第６期,以下简称《古》文）和《“文化热”与“国学热”》（香港《二十一世纪》创刊五周年论丛,以下简称《文》文）值得一读。这两篇文章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典型的中国现代文化批判大纲,而且对文化批判提出了耐人寻味的忠告。在论及“国学热”的前景时,汤先生忧心忡忡地写道：“从历史的经验和目前某种发展趋势看,也有另一种可能,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离开了学术的轨道…     

如此论证“推不出”——与陈少宗先生商榷

如此论证“推不出”———与陈少宗先生商榷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合肥２３００２６）樊嘉禄一《医学与哲学》１９９４年第６期刊载的陈少宗先生《全息生物医学与美学》一文（以下简称“陈文”）,从科学美学的角度对全息生物医学的科学性作出证明。笔者认为,其立题...     

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

《哲学研究》今年第1期发表了“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一文(以下简称《对话》),第4期又推出穆南珂先生论文《喧嚣与骚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问题》(以下简称《喧嚣与骚动》)。两篇文章论题宏大,言辞尖锐,不论读者是否同意文章作     

还是原来的答案正确

《逻辑与语言学习》杂志1985年第4期上发表的争鸣文章“分析概念间的关系应注意语言环境”(以下简称“《分析》一文”),对《(形式逻辑)辅导》一书(以下简称《辅导》)中的一道逻辑题的答案提出了异议。这道题要求读者指出下列句子中标有横线的概念之间具有什么关系,并用图形表示之。这句话是:     

科学中真理因素与价值因素的关系——再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姚大志同志在《哲学研究》1991年第6期上发表《意识形态与科学》一文(以下简称“姚文”),评论拙作《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6期)。“姚文”澄清了拙作中的几个不妥之处,也提出了某些有启发性的见解。但令人遗憾的是,“姚文”不仅未对拙作所     

“正”意何在——《美学正说》释疑

《美学正说》(以下简称《正说》)出版了。有人问:文集何以命名《美学正说》?“正”在此究竟所指什么?言下颇有责备之意,似乎“正”字暗示着某些不该有的东西。 然而,这显然有点想得多了。 实际上,“正”在这里只是“本所应有”之意,从而《美学正说》也只是指一种“美学本所应有的理论形态”。为什么要产生那么多不必要的联想呢? 什么是一种“美学本所应有的理论形态”呢?《正说》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具体体现的。 一.另辟蹊径,有所创新 任何学术研究都在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从而不断推动学术的发展和前进。文     

当代中国的文化难题——说我的文化见解兼答牟钟鉴

这是一个早产的胎儿。我决计把这篇并不成熟的文字抛到学术界,是因着两个不无衷曲的考虑:(一) 牟钟鉴①在他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9期,以下简称《命运》)一文中,对我的《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及其时代特质》(载《光明日报》1986年5月26日,以下简称《特质》)一文提出诘难后,经由我的答难(见《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文章《答牟钟鉴》),再次向我提出了诘难(见《哲学研究》1988年第9期文章《澄清与探讨》,以     

《庄子·天下》篇成文于西汉说质疑

《庄子·天下》篇是一份重要的学术史资料,历代对它讨论颇多,不少问题至今尚未达成共识,确有继续深入探究的必要.最近,李叔华同志在其所撰《〈庄子·天下篇〉的主旨和成书年代新探》(载于《哲学研究》)1995年第5期,以下简称《新探》)一文中,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前人的某些观点,明确提出《庄子·天下》篇“其具体写作时代在西汉文、景之际”,还认为:“《天下篇》首开尊儒之风,并希望用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来统一思想.”综观《新探》全文,所可商榷之处甚多,现只就其关于《庄子·天下》篇成文年代的论述提出质疑,以申管见.     

(四)关于《比较美学研究》一书剽窃的调查

赵连元的《比较美学研究》一书,于2003年12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赵著”).该书是一本论文集,由“比较美学理论研究”、“小说领域比较美学研究”、“戏剧领域比较美学研究”、“诗歌领域比较美学研究”和“美学、比较文学研究”等五部分组成.本文只对于该书的“比较美学理论研究”部分的剽窃和抄袭行为进行调查.     

“融合”是矛盾解决的方式之一

修荣同志《“融合”是矛盾解决的方式吗?》一文(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以下简称“修文”)否认“融合”是矛盾解决的方式,其驳论的根据和方法,有如下几点值得商榷:1.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     

关于古文献研究中的“存真”与“失真”之我见--再谈研究简帛文献的方法论问题兼答尹振环先生

《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4期刊出了尹振环先生《也谈帛、简〈老子〉之研究》(以下简称“尹文”)一文。该文对拙文《关于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思考——回顾简帛〈老子〉研究有感》(见《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以下简称《思考》)和拙著《帛书〈老子〉校注析》(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以下简称《校注析》)提出了批评意见。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提出意见进行切磋,是正常现象,本人表示欢迎。只     

(五)关于赵连元“连环剽窃案”的综合调查

经过王雅琴、朱晏、郭丽和易华四位博士的调查,发现赵连元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先后在其《比较美学:21世纪美学研究的主旋律》(1998)、《比较美学发展前瞻》(2000)、《新世纪比较美学发展展望》(2000)三篇论文和一本论文集《比较美学研究》(2003)中,全面地、高密度地和反复地对于古风的会议论文《21世纪:比较美学的世纪》,进行了明目张胆的、大肆的和疯狂的抄袭,构成了一连串学界罕见的“连环剽窃案”.尽管,多年来学界对于剽窃和抄袭的案例已揭露了不少,但是像赵连元这样明目张胆的、大肆的和疯狂的“连环剽窃案”,还是不多见的.因此,这个具有典型性质的案例就值得我们加大力度进行调查、研究和批评.     

通向科学发现之路——与卫正勋先生商榷

《思维与智慧》1997年第1期刊登了署名为卫正勋的文章《人的创造活跃周期与科学发现》(以下简称“卫文”)一文,名为探讨科学,读来却费思索,寻味已久,觉得可商榷之处甚多.故不揣冒昧,将一己偶得献出,以求斧正.“卫文”据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阿尔卡季·扎宾的一项所谓的“科学发现”:正常人每15年就     

经济制度不具有上层建筑的属性——与田心铭、桑新民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刊载了田心铭、桑新民同志《再论经济制度的双重属性》(以下简称“再论”)一文,对我在《哲学研究》1987年第6期上发表的《经济制度具有上层建筑的属性吗?》的质疑文章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辩驳,对他们在《哲学研究》1986年第4期刊登的《论经济制度的双重属性》(以下尚称“属性”)一文的思想作了进一步解释发挥。从双方的论点看,我们的讨论关系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原理的理解与运用,关系到当前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方法论,因此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怎样认识唯物史观中的个性内涵——兼答迟克举同志

迟克举同志的《试论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的个性范畴》一文(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3期。以下简称“迟文”),对个性范畴的哲学内涵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读后颇受启发。笔者曾针对仅从人的“差异性”、“独特性”上给个性下哲学定义的偏差,讨论了如何超越心理学等具体科学来揭示人的个性的哲学内涵,并将其规定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一功能的个人独有的对社会与个人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心理一行为特征的总和”(参见拙作:《人的个性范畴辨析》,载《江苏社联通讯》1989年第2期)。迟文将其称为“积极意义说”,认为:“个     

天人三策与西汉中叶的官方学术——再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问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春秋以后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过去学者大多认为其事发生于西汉武帝年间,持异议者仅数人而已。笔者曾撰文论证此事发生于武帝之后(见《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最近,黄开国先生在《独尊儒术与西汉学术大势——与王葆玹先生商榷》一文(见《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以下简称黄文)中主张维持旧说,对拙作进行     

关于存在、实体和物质

《哲学研究》先后发表了张奎良同志的《存在、实在、实体》(1984年第9期,以下简称《存在》)和王金福同志的《也论存在、实在、物质范畴》(1985年第2期,以下简称《也论》)。后者对前者提出商榷。我以为双方都提出和阐明了某些合理的思想,读后颇受教益。但是我不赞同《也论》一文对存在(有)作为哲学范畴的否定,也不赞同《存在》一文用“客观实在的实体”来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范畴。本文仅就这两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向同志们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