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视阈下的汉籍传译——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由入华传教士的传译而进入欧洲和西方世界,实现了"中学西传"。晚清入华的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作为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教授,英译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经典》。本文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探讨理雅各透过传教士的视阈,在汉籍传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的理解",剖析了这种"同情的理解"所具有的多重命意及其体现出的"汉学"特征,肯定了理雅各汉籍传译的价值与贡献。     

"亚洲的福音书"——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

传教士翻译中国佛教经典,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其精心选择的.虽说他们佛教词典、佛经的英译,仍是在言说"自我",宣扬福音,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以及那些保守的新教传教士一味地排斥中国佛教不同.研究当年传教士中国佛教典籍英译的得与失,对今日中西宗教文化交往不无重要的现实意义.     

晚清新教传教士的中国佛教观

十九世纪下半叶,来华新教传教士群体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对待中国宗教文化的态度上也趋于多元。艾约瑟、艾德、毕尔、丁韪良、李提摩太、苏慧廉等几位具有自由思想的晚清新教传教士,试图一次次跳出传统佛教观的范式以及对中国佛教进行套语式的描述,开诚布公地去充分认知中国佛教这个“他者”。佛教词典的编撰、佛教经典的英译出版,标志着他们对中国佛教研究已经达到一个新阶段。不管他们最初的动机怎样,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增进了中西宗教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以今日的眼光去评价他们的著述,不难发现其中的缺失,但无论如何,他们是西方学界了解中国佛教的先驱学者。     

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之鉴(二)——从中国基督教史看其适应主流文化的本质

正三、尊重中国文化的"利玛窦规矩",却毁于教廷的神权至上明末清初天主教再次来华,以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Matt eo Ricci,1552-1610)、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不仅自己是饱学之士,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比较尊重,从而赢得了士大夫甚至皇帝的好感。在此期间,传教士不断摸索适应中国的主流文化,当然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传教。那时的传教士之所以对中国文化存     

十九世纪“理”概念英译的实践与演进

理学的西传得益于"理"概念的译介。《印中搜闻》、《中国丛报》、《中国评论》三种报刊及麦格基、理雅各等人的汉学著述中关于"理"的译释,保存了十九世纪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最原始的文献记录。翻检中学西传史上"理"的英文对译,可以看到西方世界在接受中国理学文化时的心态以及曾经出现的分歧与争论,后者对于理学文化的西传无疑产生过推动作用。     

不能把传教与文化侵略等同起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唐振常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讲西学传播,讲上海文化的发展,不能不讲到传教士。我不赞成把传教与文化侵略等同起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我们公认他是友好使者,西方传教士来华,怎么就成为文化侵略了呢?当然,时代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传教士中确有侵略分子,但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传教就是文化侵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上海史室主任熊月之说:在19世纪,传教士事实     

从天主教之节日、人生礼仪透视其本土化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传教士宣教中国人接受教义的过程,而且是中国人按自己的思维模式理解其教义、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改变其礼仪的过程;不仅是传教士改变了部分中国人的信仰,影响到他们的思想、行为,中国的文化、思想等因素也影响、改变了传教士的思想、行为方式。特别是一些传教士采取了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传教策略,主动或被动地接受     

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之鉴(三)——从中国基督教史看其适应主流文化的本质

正五、自立运动和本色化思考,基督教中国化的新尝试公平地说,不是所有传教士都反对中国文化,有的还十分热衷中国文化,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等热心向欧洲人译介四书五经;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丁韪良     

"先入之见"与"自以为是"——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与传播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引人注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于清前期西方来华传教士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尚有探讨余地。当时,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均是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进行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中国人与西方人而言,他们所认识的对方文化,实质是间接的即经过传教士诠释后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传教士决定了东西双方的相互看法。这样,作为文化中介,传教士对双方文化的诠释便变得尤为关键。以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为例。传教士对于中国人,程朱理学对于西方人,均构成跨文化的对象,而传教士肩负的传播天主福音的使命更增强了跨文化…     

浅析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受阻的原因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受阻的问题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本文意在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受阻的原因,它们分别是:(1)基督教是靠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充当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2)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3)抱着"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观念的基督教拒绝中国化,并企图"为基督征服中国".     

理雅各宗教思想中的中西融合倾向

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受其家乡苏格兰的神学思想和非国教家庭背景的影响而产生了独立、开放的宗教意识。尽管他以自身的信仰为本位,但在对中国文化的诠释和评价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中西宗教融合的倾向,这使他在西方传教士中处于颇为孤立的境地。     

东正教与中国文化

本文叙述了东正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及其发展历程,阐述了东正教传教士团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指明了东正教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特别是中俄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分析了东正教未能在中国扎根和进一步与中国文化相融的原因,介绍了东正教目前在中国的状况。     

加拿大传教士古约翰在中国

20世纪60年代"全球史""跨国史"兴起,史学家逐渐将研究视野投向非国家行为个体。就中国近现代史基督教研究而言,来华学习语言、建立传教站、传播基督教,不断适应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与中国社会互动,是"跨国个体"的典型代表。传教士的经历与记忆既是连接中西的纽带,也是传教士属国与中国的共有记忆,是"共有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章以"共有记忆"为视角对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遭遇义和团运动、与冯玉祥关系的建立及疏离、东北传教等个人经历进行梳理,讨论其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互动与联系。     

“礼仪之争”的由来及历史教训

历史上,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而采取的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引起了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传教士的反对,由此爆发了著名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进行了半个世纪,最后导致了中国清政府的“百年禁教”。其起因主要是： （一）利玛窦传教思想引起的争论“礼仪之争”的导因是从对“尊孔祭祖”和对中国文化中的“天主”与“上帝”等问题的争论开始的。但是,在当时的传教士中,并不是都如利玛窦那样对中国文化习俗给予应有的尊重,且一些人不愿下功夫学习中国文化,又带着欧洲文化至上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及习俗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对利玛窦…     

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一)

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ClaudeL.Pickens,Jr.1900-1985)和妻子伊丽莎白·兹威默·毕敬士(ElizabethZwemerPickens)曾是“中国内地传教会”的基督教传教士。毕敬士夫妇及伊丽莎白的父亲塞缪尔·兹威默博士(D r.SamuelZwemer),以及英国传教士伊萨克·梅益盛(IsaacMason)等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中特别关注中国的穆斯林,尤其是回族穆斯林的情况,这是因为他们立志要让回族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愿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兴趣。梅益盛先生曾把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翻译成英文在上海出版。毕敬士先生的岳父兹威默是一位矢…     

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

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王立新近代英美传教士为了用西方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实现中国基督化的目标,不仅热衷于传播西学,而且还从事了广义的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的工作,即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批判,并在比较和批判基础上对中西文化进行调和与嫁接。为此他们...     

罗明坚《圣教天主实录》拉丁文版初探

罗明坚所著的《圣教天主实录》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文献,这份文献在中国天主教史和中国文化西传研究上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收藏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罗明坚用拉丁文写的《仁义礼知信》,不仅包括了《圣教天主实录》的部分内容,还包括对中国的简单介绍。通过对这份拉丁文文献的作者、文献的基本内容以及这份文献首次向西方介绍的中国内容的研究,进一步说明罗明坚在中国天主教史上的奠基地位和他在中学西传上的开拓性贡献,同时,揭示出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内在关联性。     

近代中国基督教运动中的差会与教会关系概论

近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无法逃避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处理差会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本文主要对来华传教士以及中国教会在这方面的观点以及措施进行考察分析。基督新教入华的第一个百年,传教事业完全在差会和传教士的控制之下,但随着新一代中国教会领袖的成长和传教士“中国教会”意识的增强,到20世纪初期,主张差会向“中国教会”移交财产和治权,从“教会在中国”(ChurchinChina)逐渐过渡到“中国教会”(ChurchofChina),已成为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共同理念。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直到1950年代初,能完全做到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教会还是很少一部分。原因有多方面,包括传教士的不愿主动放权以及中国信徒自身能力的缺乏。     

内地的新教赞美诗史略

以中国基督徒作词、作曲或用中国民间曲调加以改编具有民族风格的赞美诗问世,是基督教赞美诗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伦敦福音会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随后新教的各国教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带来各自编译的赞美诗,以供本教派在中国内地的教会使用。至清末民初,新教及其他教派编辑刊行的赞美诗集已不下百余种。     

托马斯·阿奎那与安萨里经济思想的传承与比较

中世纪阿拉伯文化的西传是西欧经院哲学繁盛的重要因素.阿拉伯文化的西传是全方位的,其中包括经济思想.西欧经院学派对阿拉伯经济思想的吸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阿奎那对安萨里思想进行的借鉴.在经济思想上他们的观点和论述方法非常相似,主要表现在诚信、高利贷、货币、公平价格、限制商业利润等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