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教化与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精神的根本特质

Edification 教化 is one of the central concepts of Confucianism. The metaphysical basis of the Confucian edification is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in the sense of rational humanism rather than the “religious doctrine” in the sense of pure faith. Confucianism did not create a system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owned by Confucians only. The system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on which Confucians depend to carry out their social edification is that of “rites and music,” the common life style of ancient China. After continual metaphysical explanation and elevation, the system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that of rites and music have undergone a sort of ever-evolving historical fluctuation, and evinced a sort of openness and forgiveness comparable to that of any other religious form. Compared with typical religious practices, whose ceremonies and rituals that have their own special fixity and exclusivity, Confucian ceremonies and ritual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The edification of Confucianism can be labeled as “edification in the sense of philosophy.” As a “philosophy”, Confucianism’s vision did not focus on cognition but on completion and realization. Translated by Lei Yongqiang from Tianjin Shehui Kexue 天津社会科学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2005, (6): 19–26     

明代西域朝贡贸易家族的兴衰——以写亦虎仙家族为例

写亦虎仙家族是15世纪后期16世纪初活跃于明代西北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大族。写亦虎仙作为哈密回回首领,充当使臣,周旋于哈密与明朝、吐鲁番之间,得到明廷的厚赏与授职,在甘州、肃州等地积累了大量财富。他被甘肃守臣派往吐鲁番,由于向吐鲁番许下一千五百匹缎子得不到明朝认可,引发甘肃之变,被明朝逮捕。后结纳佞臣,得到明武宗青睐。嘉靖即位时,病死狱中。该家族衰亡是写亦虎仙不择手段追求财富、主张闭关绝贡的士大夫的反复打击及明朝国力下降的综合结果。     

黑格尔精神概念辨正——以《精神现象学》为例

精神概念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乃至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真正立足点,并使他的哲学与近代意识哲学真正区别开来。精神不是主观意识的客观投射,也不可被还原到自我意识与理性的层面上。精神固然表现为个体意识,但它却是超出个体意识之上的真正整体,是个体生活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说,精神就是实在的意义世界本身。意义世界本身是《精神现象学》中意识、自我意识与理性诸阶段的归宿,而绝对精神则是它的自为存在形式。只有从黑格尔特有的这个立足点看问题,我们才能理解精神章中的一些疑难之点,也才能达到对近代以来的内在性世界观的深刻反思,并真正把握黑格尔在世界问题上与马克思、狄尔泰、海德格尔的一些深层的相通之处。     

南宋书院教化与道学社会化适应——以朱熹为中心的分析

朱子的书院教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南宋道学的社会化适应。朱子书院的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创造、传播新的知识、价值观和信仰(即道学)来影响社会革新,促进社会的变迁;通过道学价值观的教化与认同,塑造新的人格,从而完成书院师生的社会化;通过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锋来传播道学核心话语;通过科举实现对精英人才的筛选和分配。道学思潮也在官民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下最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实现了其对社会的控制,迎来了南宋道学发展的又一个高潮。     

创造的“记忆”——以世界遗产日本白川乡为例

日本"白川乡·五个山合掌建筑村落"被列为世界遗产,白川乡也成为了著名的观光地。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及观光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无疑会伴随着对"传统"的"记忆","民俗文化"、"文化遗产"的再创造过程。而在这个再创造的过程中,当地民众作为活动的主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个世纪60年代初的德国的民俗主义论到1983年由     

书写中国伊斯兰教故事——以修清真寺志为例

清真寺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是穆斯林文化生活和人际交往的场所,被视为穆斯林的精神家园。(1)地方志的编修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一,在明清以来一直存在寺院志、庙宇志的编修,但是很少有清真寺志的编纂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部分清真寺进行了志书的编修,清真寺与志书结合,体现了中国特色,为讲好中国伊斯兰教故事提供了新的文献载体。     

“幽明一致”中的自然与教化——以朱熹的讨论为中心

“幽明一致”是朱熹解释祭祀礼仪依据时的基本立论。在理学家从“一而二,二而一”角度的阐发中,幽明生死之间蕴含着理层面的“一”与气层面的“异”两个存在维度,并在不同向度上回应着佛教对生死的态度和知识图景。在“天理之自然”的保证下,祭祀的鬼神来格是“诚之不可掩”的“实理”,有其发生的可能性、必然性和真实性,这使得祭祀礼法具有超越论意义上的正当性,而非仅仅是个体主观情感的表达。在“自然”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祭祀原则,将儒家礼乐制度的依据建立在了更为牢固的根基之上,是对儒家文明内具精神秩序理念的深化。朱熹对“设教”的批评,正是基于这一整全性精神秩序对分裂信念与行为做法的批评,而非批评以祭祀进行教化的方式本身。     

贤人修道与工匠精神的殊途同归——以《列子》为例

工匠精神是对从业者在所处领域内达到理想状态的高度概括,其内涵普遍认为应当包含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方面。而在《列子》一书中,谈及阴阳、人性、虚实、修身、养生、天命、治国等多方面内容时所推崇的凝神、贵恒、虚静,正与工匠精神包涵的严谨专注、精益求精有殊途同归之妙。     

古典教化思想的现代命运——以冯友兰为例看中国哲学的诠释学意义

上世纪初叶 ,鲁迅曾提出中国文化应“外不落后于世界先进之思潮 ,内不失固有之血脉”的命题 ,虽未引起学界长久的轰动效应 ,但却“预言”式地规划了此后的文化进向的大致格局。鲁迅偏重于“窃火于异域”改造“国民性”这一侧面 ,而当代新儒家则偏向于“不失固有之血脉”的侧面。这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相反相成地构成了一个“合力” ,推动着发展着更新着中国文化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蹒跚行进。回首百年历程 ,不难发现 ,这两个方面仍然存在于当下 :从上世纪的 80年代的“国学热”到今天的“西学热” ,展开了新一轮的互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讨论 ,是这一系统的反思、前瞻的一个文化子题。唐文明的文章 ,旨在探讨“合法性”之所以生成的历史背景 ,民族命运启动的心灵震撼生发出的重振华夏风采、摆脱“主奴困境”的“苦恼意识”的“自信”在文化上的表现。应该说 ,这暗含着恩格斯重释黑格尔“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名言的积极意义 ,有启发性。但仅从作为个案承担者的冯友兰的文本价值祈向 ,也不难看到以缩影形式反射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复杂心态。当然 ,唐文只是一个个案 ,难以涵盖全体。而且就哲学所统属的知、情、意即认识论、美学、伦理学来看 ,并未全部遭遇“合法”与否     

任务难度与老化对大脑激活的影响——以线索记忆编码为例

以汉语名词双字词对为材料,采用了两种性质、三种难度水平的线索回忆任务对12名老年被试和15名年轻被试的项目记忆编码过程进行fMRI扫描,考察在编码阶段大脑激活受任务难度变化和老化的影响。行为研究结果发现:年龄的主效应、难度的主效应以及难度与年龄交互作用均显著,即,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老年人的成绩更加明显地低于年轻人。神经成像研究结果发现:(1)当词对的相关性降低时,大脑激活的增强主要表现为面积的增加,而当词对的频率降低时,主要表现在激活强度的增加上。(2)任务难度和大脑激活面积、强度之间均不存在对应的递增变化关系。(3)仅当词对的相关性降低时,老年人比年轻人调用了更多的额叶脑区。     

教化与经世：九江学派的经学诠释——以简朝亮相关著述为中心

朱次琦的经学观建立在对汉宋学术的反思之上,其“四行五学”教学法以躬行实践为先,尤其强调经学的教化与经世意义。简朝亮则接续其师,认为过往的清代经学研究忽略了朱子经学的既有成绩,提出对马郑之学亦应予以批判性吸纳,进以完成融粹汉宋的注疏实践。康有为、梁启超、邓实、黄节等九江学人在打通汉宋今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尝试借助哲学、政学、国学、美术学等新学科范式呈现经学精粹,为后经学时代的经学诠释提供了参照。     

琉球家族的宗教观与宗教生活——以祈愿文、结愿文为例

本文以家文书中祈愿文、结愿文为基本资料,分析琉球家族的宗教观和宗教生活。由于受到特殊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的影响,琉球家族的宗教观是多神信仰,其中御岳、火神、祖灵、观音为其信仰的主体。琉球家族的宗教活动主要围绕着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祈福禳灾而展开,具有浓厚的功利性色彩。琉球家族的宗教观和宗教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琉球王国的宗教信仰。     

基于居民集体记忆的古城认知度研究——以肇庆府城为例

以肇庆府城为案例,运用认知地图法、访谈法等对肇庆府城内居民的集体记忆进行调查,并且引入城市意象五要素,对记忆所表现的空间性进行分析。此后,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府城内居民对肇庆府城空间意向结构的了解程度,从情感空间上进一步分析集体记忆带来的空间感受。对二者叠合的分析有助于后续府城文化的持续性发展,也可彰显城市的地方感。     

包装与教化——卡夫儿童食品中包装教化功能分析

随着社会发展,教化功能在商品包装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卡夫儿童食品包装设计重视教化功能,培养儿童创意思维能力、手脑配合的实践能力。通过绘本故事树立了儿童正确的价值观,以及良好的行为规范。从视觉形式、受众心理反应等方面论述卡夫儿童食品包装设计的教化功能,对我国儿童食品包装设计有启发作用。     

综合医院如何识别精神疾患——以双心门诊服务为例

本文以双心门诊服务为例,介绍了在综合医院门诊服务中如何融入心理卫生视角,如何发现和诊治精神障碍,同时鉴别和处理患者的心理问题.重点强调了精神科方法的特殊性——既有常规的因果论说明,也要有目的论的理解.只有将患者的临床表现与行为应对放到个性、生存环境的大背景下加以有意义的理解,才能更好地帮助患者追求健康和应对疾病.文章最后,给出了精神科与内科如何进行临床分工合作的实际做法供参考.     

18世纪西藏贵族与藏传佛教——以噶锡家族为中心

18世纪大多数藏族民众为藏传佛教信徒,清王朝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由藏传佛教僧侣集团主管西藏政教事务。噶锡家族是18世纪西藏贵族首领,其日常生活深受藏传佛教影响。本文以噶锡家族为中心研究西藏贵族作为信徒如何进行相关宗教活动,探析藏传佛教与西藏贵族的密切关系。认为西藏贵族全力支持佛教事业并积极修行佛法,在贵族的率领下藏族民众虔诚的信仰藏传佛教,揭示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藏传佛教兴盛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     

出仕元朝的画家及其鞍马画艺术——以赵孟頫、任仁发家族为例

在中国绘画史上,元朝是鞍马画极为盛行的时期,许多画家之所以能入仕元朝与他们的鞍马画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夷夏之辨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出仕元朝的画家一直受到当世和后世的非议。本文拟以赵孟頫、任仁发家族为例,对出仕元朝画家及其鞍马画艺术进行探究并给以公正的艺术评价。     

“小日子”政治与欲望化书写——以《挣不断的红丝线》为例

张弦是新时期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家,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善良而又颇具悲剧性的女性形象。短篇小说《挣不断的红丝线》,从小日子的政治叙述、女性意识的围困、日常生活的欲望化书写三方面,探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治化与欲望化书写是如何一步步进入日常生活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作者书写背后所寄寓的更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时代思索。     

论文昌信仰的民间教化基础——以山西民间信仰石刻资料为中心

在文昌信仰的民间教化方面,首先儒者将文昌帝君引入儒门之中,成为针对儒家士子具有惩戒力量的监察者,客观上起到净化人心及社会风气的作用;其次对于文昌帝君的某些同传统儒家文化所不能契合之处采取搁置不论的态度,而将有益于儒家养成士子的思想进行发扬光大;第三,在碑刻中对于文昌信仰中的元典大量引用,直接加深了对于民众的教化效果,使得文昌信仰同儒家文化发生直接的关系,而这些方式在客观上都成为了教化民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