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法治与人治

礼治、法治与人治白奚（首都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１０００３７）如今,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法治的呼声也因之不断高涨。社会的治理固然应倚重于法治,但它毕竟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单靠法治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在这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法治:自然法与实在法的调和

迄今为止,无论是法的理论还是法的实践,都未能圆满地回答“法治是什么”这一古老而基本的问题。颇具权威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在解释“法治”辞条时,首先就把“法治”界定为“一个无比重要、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法律制度     

为什么说法家的“法治”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于儒家德治思想与德政方略 ,使得人们通常将德治与人治相提并论 ,简单地把法治视为人治的天然对立物。然而 ,历史上的情况却没有这样简单 ,法家主张的“法治” ,就不是人治的天然对立物 ,而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法家的法治本意 ,是有“法治”而无“法制” ,是君王一人的“法治” ,而不是全社会的“法制”。     

礼治与当今法治能相辅相成吗?──与白奚先生商榷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哲学动态》１９９８年第４期“争鸣与探索”栏上,发表了白奚先生文章《礼治、法治与人治》。白奚先生否定了“人治”,但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礼治”具有“普适价值”...     

《周易》礼治、德治、法治思想略论

《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以礼治为中心为主体,以法治为辅助手段,以实现德治为治理的最高目标,将礼治与德治、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典型的社会综合治理特征的治国思想。法治是治理的底线与红线,是社会治理的强制力量,法治依靠他律和强制;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体力量,主张自治与强制相结合;在法治、礼治的基础上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大治则是社会治理所向往的理想目标,德治主张自觉自律与自治。《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和谐社会与礼治文明

自从关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以来,“社会矛盾与社会和谐”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不同的学者依据于各自的学术资源和经验感受,对于问题作出了各自不同的阐述。这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它不仅扩展着人们的思维,也必将有益于实践。以学术的维度关注现实重大理论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应尽的职责。有鉴于此,本期刊发了这组笔谈,并期待着学界朋友的进一步参与,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完善与发展。     

荀子的礼治思想

荀子的礼治思想,是荀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荀子十分强调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作用,因而极力宣传和推行他的礼治思想。他主张要以礼修身,以礼齐家,以礼治国平天下。     

汉初治政与贾谊的礼治思想

<正> 贾谊对秦暴政的批判,向为人们所注目,但他对秦与汉初“乱政”的抨击,却常常被忽视,或者是将上述两种批判归而为一。这导致了对贾谊礼治政治思想的不能深入理解。一尽管对“汉承秦制”理解不同(见朱永康文《“汉承秦制”说质疑》,《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2期),但无论怎样看,那都不是一句毫无根据的虚辞。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多次指出,古代中国的帝国往往是先创造一个中央政权,而后向全国笼盖过去。其中     

儒家礼治思想与社会和谐

在汉代以降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礼治一直充当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发挥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序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盛大的王朝更是如此。对于儒家的礼治思想,我们不应简单地视之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而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对待,努力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为我们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的借鉴和传统的思想资源。一儒家主张“为国以礼”[1],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这样的政治模式或政治理想可以称为“礼治”。“礼”对于治理国家具有总纲、大法的意义,这在春秋时期就已有共识。如“礼,国之纪也”;[2]“礼,王…     

儒家礼治思想的合理因素与现代价值

儒家主张的“为国以礼”,是汉代以降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 ,这样的政治实践可以称为“礼治”。然而对于传统的礼治思想 ,人们以往多持批评态度。如何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和方法对这一重要的传统思想文化遗产进行挖掘清理 ,使之对现代文明的进程有所裨益 ,应该说是一个十分有意义且重要的课题。本文所要着重论析的 ,便是礼治如何通过道德教化的内在机制 ,实现其稳定社会秩序的功用 ,并通过对此机制的分析 ,揭示传统礼治思想的合理因素 ,以期对现代社会的稳定与现代文明的构建有所裨益与借鉴。一、礼治、法治与人治——问题的提出在讨论法…     

春秋时期的礼治与法治——兼论春秋非礼坏乐崩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

春秋时期并非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春秋礼治是在王室衰微、夷狄滑夏的情况下,齐桓、晋文等春秋霸主对政治、文化秩序的重建,礼主要表现为诸侯间的会盟、朝聘。一方面,要求小国服从大国,根据其命令提供义务;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国爱护小国,给予相应的帮助,体现为一种“救患、分灾、讨罪”的人道精神。春秋礼治是一种贵族政治,主要依靠贵族威仪的示范和影响,实现社会的治理,并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具有人治的特点。法也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指法度、常法,是国家制度和治理方法;狭义的法则指刑法。春秋时期的治国法度既包括礼治,也包括法治(刑法),礼与法多有重合之处。但随着郑国、晋国的“铸刑书”与“铸刑鼎”的出现,出现了罪刑法定的趋向,对传统礼治形成了冲击,由此引发了礼治与法治之争,但这只是在突出礼治还是法治、以何者为先的认识上的分歧,并不是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随着对法治(刑法)的强调,春秋时期总体上呈现出由重视礼治到重视法治的变化。     

荀子礼治思想的重新审视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欲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着力于富国强兵之事业,而大国则更希冀统一中国,成就王天下的丰功伟绩。先秦诸子应此形势,纷纷提出各自的治国安邦之法,儒家学派即为其中重要的一派。然而,儒家在经历了孔孟的发展历程之后,在战国后期已经陷入窘境。当时的儒者必须做的就是改造儒家思想,使之适应即将到来的统一帝国的需求。于是,荀子继承并发扬了儒家传统,汲取诸子学说,构建起一套以礼治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由于荀子思想的重要性,学界对荀子的研究用力颇多,著作甚丰。然而荀子的思想宏大,对他的认识难免囿于一点而不能形成客观的判断…     

晏婴的礼治思想与春秋后期的社会变迁

本文以春秋后期的社会变迁为背景对晏婴的礼治思想进行初步考察。澄清了晏婴世系来源不明和家世低微的问题,提出晏婴礼治思想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将礼看成与天地秩序同时生成的事物;二是把礼的社会功能同治国之本联系起来;三是对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论述充满理性精神和辩证思维。     

科学与宗教是冲突的还是调和的？——《科学与宗教：它们可以调和吗》评述（四下）

《科学与宗教》一书的“科学与宗教冲突”部分,收集了7位学者文章,从宗教内部对于科学的态度之历史发展、科学与宗教方法之比较、以及对世界的不同影响和解决重要问题方面等多个角度,阐释了科学与宗教关系在根基上是冲突的,澄清和回应了部分倾向宗教的学者提出的二者关系调和的问题。     

天灾与人治:伊斯兰教对瘟疫的认识与应对

本文从伊斯兰教经典对瘟疫的论述出发,结合历史上穆斯林应对瘟疫的态度和方式,分析近期新冠疫情在宗教心理和社会层面对当代穆斯林的影响,以图说明作为天灾的瘟疫固然有其不确定性,它的降临或为人意所不能掌控,但以理性探索的态度,去寻求问题真正的源头、努力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减小其影响却是人治可为。     

汉代礼治的形成及其思想特征

自西汉到清末,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是标榜礼并以礼治为旗帜的社会。从汉到清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治,其观念、制度、规范等层面的建构,主要是在汉代形成的。宏观地看,整个两汉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礼治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及其相应的社会秩序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孕育阶段——从高祖立国到文景时期(西汉前期);确立阶段——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宣帝时期石渠阁会议和《礼记》的定稿及其流行(西汉中期);成熟阶段——东汉章帝时期白虎观会议及《白虎通义》的出现。本文主要从礼治思想和礼治秩序…     

矛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调和的吗?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斗争被当作绝对的善,调和被看成是绝对的恶,谁若是提一下调和,谁就是反对革命,就是投降主义,从此调和成了人们不敢触及的“禁区”。调和果真如此之恶吗?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哲学笔记》第408页)我们认为调和是矛盾同一性或统一性的一种形式,同一性对于事物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调和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也应有它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明确地加以肯定。     

《礼记》的礼治主义思想

<正> 《礼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其成书的时间跨度较长,历经战国秦汉之际以至汉初。今存《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则是汉代经学家戴德、戴圣据之删辑而成的。这在学术界几成定论。《礼记》本非一人所作,故内容十分博杂,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则涉及政治、伦理、文化、教育、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它在思想理论方面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广泛的改造和发挥,上承先秦孔、盂、荀,下启汉代董仲舒以至《白虎通》,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礼治主义构成了《礼记》的思想核心。它是在继承孔、孟、荀礼治主义学说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成为先秦礼治主义思想的集成和总结。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礼记》中的礼治主义思想做些考察和分析,以期促进对于儒家政治思想学说的探讨和研究。     

李二曲调和朱子与陆王的方法

“朱陆异同”或“朱王异同”为中国儒学史上一重大课题 ,许多思想家都在这个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明末清初著名的关中大儒李二曲也在这样的传统中以自己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综观二曲的著作 ,他主观上是想调和二者 ,取长补短。可是笔者将尝试证明 ,朱子与陆王的不同 ,是本质上的 ,并不是调和就能够解决的。二曲企图调和二者 ,必然会有所侧重。表面上 ,他是以陆王为主 ,朱子为辅。可是只要我们仔细探讨 ,就会发现 ,其实他的思路还是朱子的思路 ,只是他并不自觉就是了     

科学与宗教是冲突的还是调和的？——《科学与宗教：它们可以调和吗》一书评述（四上）

《科学与宗教》一书的“科学与宗教冲突”部分,收集了7位学者文章,从宗教内部对于科学的态度之历史发展、科学与宗教方法之比较、以及对世界的不同影响和解决重要问题方面等多个角度,阐释了科学与宗教关系在根基上是冲突的,澄清和回应了部分倾向宗教的学者提出的二者关系调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