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之际“以德配天”的提出及其对孔子天命观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殷周之际宗教观和政治理论的分析,认为孔子对鬼神天命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肇源于周公的"以德配天"思想。以德配天思想的实质乃是将过去人们对天命的重视转移到人为的修德,是理性对感性的替代。孔子对周初"以德配天"思想的继承旨在强调德或仁的重要性,而认为只要一个人尽心于仁德和职分,不祈求天命而天命自至。这样,天命成为人为修德的一种自然结果。故孔子强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强调"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特色,即虽敬奉鬼神,但从不因迷信鬼神而置人为努力于不顾。     

孔子不是有神论者

孔子是无神论者。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一段话中所说的“天”,与《易传》中所表达的“天之道”的含义相一致,指的都是自然。孔子认为人死后无知无鬼。他虽重视祭祀,但并非相信鬼神,只是为了“神道设教”。孔子以后的荀子、王充是较孔子更为彻底的无神论者,然亦重祭祀。他们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并不真信鬼神。孔子之所谓“天命”,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他所谓“命”,是指人的寿命、运命而言。无论在形神关系还是天人关系上,孔子都不是有神论者。     

试论楚简《鲁邦大旱》篇的内容与思想

楚简《鲁邦大旱》篇一、二简 ,是写孔子借“鲁邦大旱”之机 ,在不坚持反对以“说之事鬼”的情况下 ,向鲁哀公提出了“正刑与德”的政治改革对策。三至六简 ,通过写孔子与子贡是否要祭祀求雨的辨难 ,表现了孔子对待祭祀鬼神现实而理性的态度。这与《论语》、帛书《要》篇的记载若合符节 ,可谓信而有征。以此来看孔子的天命观 ,知其“以鬼为不神” ;而不废鬼神之祭是“君子以为文” ,有“神道设教”的用心 ;其虽有“道德之天”的观念 ,但“上天”的主宰只是虚悬一格 ,实质还是强调人事     

学习孔子思想心得

只要一接触孔子思想,无不为其博大精深所感动,进而被吸引。为人为政,内圣外王,皆囊括于其中,而其-以贯之的核心则是"仁",其基本特点是教人"奋进"。不但个人需要"奋进",一个集体、民族、国家也需要"奋进"。讲"奋进",就要不讲迷信,不信鬼神,不信天命,而要靠不懈?..     

鬼神、道德、幸福——孔子、老子、墨子三家幸福观试较

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中国文化中早期的幸福观念,其与鬼神有着直接的相关性。祭祀神鬼是中国先民祈福必经的进路,天命信仰与幸福获取合而为一。周人提出以德配天,开始反思祭祀行为与幸福结果的直接对应性。孔子、老子、墨子三家承续西周鬼神与幸福问题之探讨,分别从道德、哲学、信仰三个不同的维度超越西周的天命幸福论。     

伊藤仁斋的“同民之好恶”论

本文以"同民之好恶"为关键词,探讨日本古学派的伊藤仁斋的王道论。仁斋之王道论大致以孟子政治思想为准,即便他也承认"民之好恶"并非绝对正确,也坚持以"同民之好恶"为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对此,传统中国儒学思想认为,既然民之好恶未必符合儒家之道德标准,那么以"民之好恶"为政治之基础的想法就不足为据。其次,尧舜依从"民之好恶"而崇拜鬼神,而孔子意识到鬼神之危害,所以教导民众从于义理而远于鬼神,故仁斋盛赞孔子"贤于尧舜远矣",但孔子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正之"俗"时,却经常表现出"从俗"之姿态,仁斋所描绘的孔子与世俗之关系,实际上与仁斋自身与世俗之关系存在着很大的重合。     

《三德》的自然理法和神意论——以"天常"、"天礼"和"天神"为中心的考察

上博馆藏楚竹书第二册中的《鲁邦大旱》,再次引出了孔子对宗教祭祀究竟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扩展为孔子到底信不信或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超验性天命和神意的存在。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从“三代”的宗教传统出发,或者相反,立足与这个传统完全断裂的立场,来观察孔子是如何面对宗教的,那就容易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①春秋以降兴起的子学及其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和交涉,既造就了哲学理性昂扬的趋势,亦使宗教得以转化并呈现出多元的局面。上博简第五册的《鬼神之明》和《三德》,②是另外两篇有关宗教和超验力量言论的异常珍贵的文献。《鬼神…     

孔子敬事鬼神原因新探

孔子相信并敬畏鬼神,这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出身、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春秋时期,社会转型虽然已经开始,但是整个社会仍然弥漫着浓厚的崇敬鬼神的气息。同时,孔子又是殷遗民,受到殷商"尚鬼神"文化的影响,而儒本身也起源于殷商,并主要从事相礼、祭祖、事神等活动。这些因素制约和影响着孔子的鬼神观念,使得孔子不仅没有否定鬼神,还始终以敬畏的态度对待鬼神。     

命与天命:儒家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

"命"与"天命"是传统文化中一对重要范畴,主要指人所受到的限制。二者都起源于"令",由"王令"而"天令",又因"天令"对王权的决定作用从而成为王权之"命"。西周末,随着传统天命观的式微,"命"开始向个体落实。孔子正是在对"命"深切体验的基础上重提"天命",以作为君子之为君子的依据;子思又将其进一步落实为人之"性"。到了孟子,便通过"命"与"性"、"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的比较,终于形成"命"与"天命"的不同规定:"命"体现着天对人之自然生命的限制,表现的是人所无法驾驭的客观力量,但却落实于人并表现为人之"命";"天命"体现的则是人之自我确认的道德理想,其虽然出于人却又必须证之于天,所以是天之真正的命于人者。命与天命,既体现了传统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同时也是儒道两家不同探索侧重的一个基本分野。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论道家道德哲学的根基及其特征

"德"与"道"都是道家的重要哲学概念。老子大量地谈到了道德问题,并追问道德的根基。他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即"德"要跟从、效法"道","道"是"德"的根基,这个根基不依赖于天命和鬼神。相对于具体的道德要求和规范而言,"道"不是经验性、情感性、功利性的,而是具有超验性、形式性、包容性、非强制性、普适性、实践性等特征。"唯道是从"作为一条形式性原则,它发挥作用的方式不是规定具体的德目,而是防止任何具体的规范僭越其有限度的有效性,从而避免善的暴政。     

《鬼神之明》与东周的“多元鬼神观”

相比于墨子以"明鬼"这一主题用许多篇幅构建绝对的鬼神信仰来说,上博楚简第五册中<鬼神之明>对鬼神之"有所明"与"有所不明"的言说则篇幅很小.虽然如此,但它却提出了一个既不同于墨子也有别于孔子的颇有特色的"鬼神观".这一"鬼神观"在肯定"鬼神"存在的前提之下,揭示了"鬼神"在施行赏罚上的盲点和不一贯性,这是对孔子儒家和墨子信持鬼神能够普遍"福善祸淫"或者善恶因果报应观念的一个明显修正,称得上是存疑的"二重性"的鬼神观,从而为东周子学的"鬼神"观念增添了新的色彩,甚至可以说由于这种"鬼神观"的出现使东周的鬼神信仰呈现出了多样或多元性的局面.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从"三代"宗教到东周宗教所发生的具体转化.在此,我们关注的是<鬼神之明>"鬼神观"的独特性以及它在东周鬼神信仰世界中的位置.     

《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重探

《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的含义,通常认为是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这种解释是把"制天命而用之"模糊化为"制天而用之",却没有对"命"字给出明确解释,既没有坚实的文本依据,也不符合《天论》主旨,合理的解释应为"裁制天所禀赋的自然材性而利用之"。《天论》乃至《荀子》全书认为,人在天面前并不能为所欲为,人只能在承认天所造就、原本就有的自然材性的前提下,进行裁制、改造、利用等活动,其核心逻辑是"天生人成"。"制天命而用之"被错误地理解为"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哲学史研究惯性的影响,潜意识地把"天命"理解为范畴、概念,却没有注意到"天命"首先是先秦诸子重要的观念用语之一,而对观念流变的忽略,往往是哲学史研究进路的盲点所在。     

孔子的“天命”与“仁”

孔子的"天命"内涵有两个维度:一是以"德性"的形式落实在个体生命中;二是作为"使命"为个体所感悟而成为其人生动力。这两层含义都与"仁"密不可分。"仁"作为人之为人的本性,其道德力量和自我创造能力成就了"天命"的权威性和原发性。作为外在的力量,"天命"的意义是以一种难以抗拒的道德命令促使个体去实现"仁"的内在要求。于是,"天命"和"仁"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贯通。当然,完成这些需要"仁"能够自由地呈现自己,也即个体的性情能够自由发挥。自由的性情不仅能够展现"仁",从而实现个体与天地的和谐共在,同时也能让个体真切地体会到"天命"的存在并主动承担之。     

墨家“鬼察鬼罚说”与道教“除算减年说”

墨家学说中有"鬼察鬼罚说",宣扬上天不欲世人为恶而欲世人为善,上天派鬼神监察世人;世人好事做多了,天神就与之增寿;反之则予减寿.这一学说被道教吸收,增加"子孙承负说"和"地神拷问说",发展为"除算减年说",使此学说更具威慑力,更利于在民间推扬,因而更加深入民心.自汉代起,它与久已流行的原始崇拜仪式--祀灶仪式结合,发展为灶神信仰,产生出家家有灶神,灶神代天检察监督世人,并于年末上天报告此家人善恶诸事,然后加减计算,或增寿或减寿的信仰习俗.     

孔子与周制

孔子推崇周制,周制的两大基本原则是亲亲和尊尊,而亲亲无疑居于基础地位,故《礼记·大传》说"是故,人道亲亲也".《礼记·大传》和《礼记·丧服小记》也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四者称为"人道",而人道乃是孔子所看重的周制的基本精神.作为周代文明灵魂的"德",虽然以天命的形式出现,其内涵其实是人道精神;周礼的人文精神...     

论孔子的信仰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中,孔子的信仰问题很大程度被遮蔽了,对孔子信仰的诠释表现为一个除魅过程,其结果不但遗失孔子信仰的真意,且将孔子学说中的宗教信仰和人文理性这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对立起来.本文对以往学术界有关孔子天命观的几种主要解释范式进行辨析,指出其解读方法上的不足,并从信仰对象、信仰态度、信仰的情感及人格塑造等方面解读孔子信仰的内涵,力图还原孔子信仰的本来意蕴.另从中国古代宗教史的角度探讨了孔子所以"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因,揭示其天命信仰与鬼神观的关系,突显孔子天命信仰所具有的伦理宗教特质.     

试论孔子人文精神中的历史信仰

<正> 一学术界对孔子思想的看法分歧很多,但是有一点大家似乎没有什么异议,就是孔子思想是属于“人文主义”,而非宗教的。可能不同的学者在使用这个概念时还有不同的侧重,但主要的意思应是一致的,就是指:孔子“强调‘人’的价值”,主张“天地之间人为贵”(嵇文甫《关于孔子的历史评价问题》,见《近四十年来孔子研究论文选编》齐鲁书社1987年,第3页)。并且,“他最关心的是一个良好政府与和谐的人伦关系为基础的良好的社会”(陈荣捷《孔子人文主义导言》,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4期)。而相比之下,对超验的上帝、鬼神、灵魂等问题则不大重视,或者简直可以说不愿多谈。孔子在回答子路问鬼神和生死时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就显然是表达了一种拒     

老子与孔子的政治伦理智慧之比较

"政治伦理智慧"是对政治领域人伦关系及其道理悟性认识的成果,它既是一种出众的政治伦理思想,还是维持政治领域良好人伦关系应遵循的规则之艺术。老子与孔子的政治伦理智慧,有同有异。在政治伦理智慧的基础上,其根基都来源于天命与天人合一思想。但老子形而上为"道",孔子形而下为"仁";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核心上,老子开启了"无为而治"模式,孔子发展了"以德治国"模式;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指向上,两者都将"和谐"作为最高价值追求,老子把"小国寡民"视为实现和谐的理想社会,而孔子则将"大同世界"看成实现和谐的理想王国;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根本上,他俩都主张民本主义,然老子倡导"愚民"政策,孔子则倡导"教化"政策;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治术上,老子推崇"水德",实行"若水之道",孔子则推崇"中道",实行"中庸之道"。二者的政治伦理智慧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且长远的影响。     

孔子对鬼神的怀疑和否定

孔子对于鬼神究竟持什么态度 ,看法历来不一。或者认为他敬信鬼神 ,是个有神论者 ;或者认为他怀疑鬼神 ,具有无神论倾向。为什么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竟会有如此不同的两种看法 ,并长期争论不休呢 ?是的 ,语录式的文体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思想的零星片断 ,固然给我们的理解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但真正造成这种歧异纷争状况的原因却不是这种文体而是那种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在孔子所有谈论鬼神的言论中 ,几乎没有一句是能够明白而又确定地表达他的态度的。含混不清、模棱两可 ,则必然造成较大的可解释性。这就难怪人们要见仁见智、莫衷…     

论章太炎评孔子

章太炎在投入政治活动初期,对孔子持褒的态度,说孔子是中国破除鬼神迷信的第一人,称之为"独圣",目的是要反对康有为尊孔设教、降低清朝皇帝的权威以及开启民智等;走上革命道路后对孔子一度持贬的态度,目的是要把被康有为推为至尊的孔子拉下来,以反对改良,坚持革命。这一时期,他对孔子的褒贬皆出于表达政见的需要,而不顾真实的孔子是怎样的。中年以后对孔子的评论渐趋于客观,不再作违背事实的褒贬,而是较为实事求是地指出孔子的贡献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诸方面。他后期对孔子的忠恕之道作出新的解释,是要表达他充分尊重万物的差异性的平等自由观,以反对政治压制,反对以众暴寡。章太炎的评孔历程体现了他集学者、革命家、思想家、政论家于一身的复杂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