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箕仙”诗考论

扶箕降仙的巫术表演在中国源远流长,至宋代,娱神色彩淡化,转而强调娱人与实用功能.与前朝相比,宋代扶箕最富于文化色彩的一个特点是箕仙作诗现象的普遍性.在宋代有关扶箕降仙的记载中,所降之仙多为“紫姑”.宋代扶箕巫术的流行与社会巫风盛行、道巫不分的宗教传播、军事力量虚弱等原因有关,而推动箕仙作诗现象的因素包括科举制度发达、文化氛围浓厚、女性受教育程度高等,具有鲜明的宋代社会特征.箕仙诗的价值也非仅止于文人逞才抒情和博妇孺一笑的娱乐功能,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诗尚奇的诗美追求与题材开拓,展示了宋人尚俗的生活意趣,为宋代士人提供了另类书写时政得失的方式.     

人学研究必须创新--第三届全国人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0年 1 0月 1 4日— 1 6日 ,第三届全国人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行 ,研讨会由中国人学学会、西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联合发起 ,与会学者 6 0余人 ,提交论文 40多篇。会议主题是“人学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者们交流了最近一年多来人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着重探讨了进入新千年和新世纪的人学建设问题。一、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有的学者指出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 ,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反人类中心主义则认为 ,2 0世纪下半叶以来 ,随着科技飞…     

道家哲学对现代医学的启示

一、现代医学模式转型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社会和医学实践的长足进展,使人类的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居于前四位的疾病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结核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20世纪后半叶,居于头四位的疾病则是脑血管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由于中国和世界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根本变化,使传统的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不得不被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代替,开始由单一的生物模式向综合性的医学模式转变,这是人类医学健康…     

从“三教一贯”到“仙佛判决”——《扬善半月刊》的风格转变及其原因

《扬善半月刊》是20世纪30年代间翼化堂善书局主人张竹铭与"仙学"领袖陈撄宁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期刊,最初以"三教一贯,五教平等"为宗旨,后则主张"仙佛判决",发展成为"专门仙学杂志"。本文描述了该刊发展的大致历程,并分析了其办刊宗旨发生变化的原因,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佛道两教的关系。本文认为:影响陈撄宁对佛教的态度以及《扬善半月刊》风格转变之原因,既有来自社会环境的,也有来自个人自身的,其中尤以个人因素的影响较为直接。     

叙事医学“要旨”之追问:努力“复原真相”?

叙事医学的本质是对注重充分搜集患者信息的临床诊疗传统之回归。其最核心要点在于尽可能探寻"疾病真相"。叙事医学之诞生,与20世纪现代主义盛行,一切讲究证据的纯科学主义思潮有关,它源于历史学的"宏大叙事"和"叙事理论",直接承启了20世纪80年代叙事心理学之学派。要发展叙事医学,可以分通俗路线和专精路线,前者类似于"通俗"唱法,鼓励临床医师为了探究疾病真相,不拘一格,学会听故事、讲故事;后者则类似于"美声"唱法,讲究一定的仪式/程序(如平行病历等),遵循学院式的范本。叙事医学强调当今似应大力促进临床医师注重对话交流(问诊)传统,不拘仪式/程序,学会听/讲故事,借此更好地了解具体到每个人的个性化疾病故事,甚为重要。     

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科学无神论教育与宣传"的倡议书

当人类以日新月异的发展欢呼着走进21世纪大门时,无不感谢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无不高唱科学理性的赞歌。但是,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涌动的伪科学、反科学乃至邪教的社会逆流,却发出了与人类社会进步不和谐的音符,开始搅乱人们的思想,迷惑人们的视线。愚昧迷信、迷功尚教的盛行,使得一些人对于科学的作用与意义以及社会地位发生疑问,甚至有人说,20世纪是科学的世纪,21世纪则应该是宗教精神的世纪。面对这样的声音,不能不让人担忧人类前途与命运,这样的状况会对青少年发生什么样的影响?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社…     

从反“封建”到兴国学

国学热的产生,有多种多样的背景。本文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反"封建"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背景。在中国的学界、政界、民间,"封建主义"是一个过去半个多世纪被广泛运用的词。对来自西方的东西以"资本主义"来概括,而对本土固有的东西以"封建主     

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     

试论新疆地区的密教信仰——以千手观音图像为例

一密教(Guhya-yqna)狭意上是指佛教发展到后期出现的一种宗教形态。学者将之划分为陀罗尼密教(公元三、四世纪盛行)、持明密教(或持明乘vidyadhqrazi-yqna,公元四、五世纪至六、七世纪盛行)、真言密教(或真言乘mantra-yqna,公元七、八世纪盛行)、瑜伽密教(金刚乘vajrayāna,公元八、九世纪盛行)[1]、无上瑜伽密教五个流派(公元十、十一世纪盛行)[2]。西藏佛学家布顿·仁钦朱(1290-1364)依据经典则将之分为四部:所作怛特罗部,即事部(kriyā)、行怛特罗部,即行部(caryā)、瑜伽     

当代道教研究的新成果——《中国道教通史》述评

正回顾道教史研究的历程,中国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道教史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先有傅勤家的两部在中国道教史方面的著作,《道教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与《中国道教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这两部著作主要吸收了小柳司气太、妻木直良、常盘大定等日本学者的道教史研究成果。许地山著有《道教史》(上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但可惜的是上编没有真正涉及到宗教的道教,还只是"道教前史"。     

略论20世纪上半叶胡适和冯友兰墨学观的契合及其意义

墨学为先秦显学,至秦汉以后几近中绝。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却出现了一股研究墨学的热潮,如胡适、冯友兰等人都有大量的墨学研究论著发表。如所周知,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冯友兰则是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二人的文化立场可谓"大异而小同",但就他们对墨家学派的态度和看法而言,却是"大同而小异"。那么,为什么中国近现代思想     

一部揭示邪教发展规律和本质的力作 读李维意著《邪教暗中发展的规律研究》

正19世纪以降,一些国家先后出现以神化教主、精神控制为特征的秘密组织,被称作"膜拜团体"。20世纪晚期,这种膜拜团体逐渐走向极端化,成为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如美国的"上帝之子"、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韩国的统一教会等。新中国成立前后,一贯道、同善社等会道门,企图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被我国政府坚决铲除。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一股"气功热",一些人借机大肆宣扬各种歪理邪说,出现了以"法轮功"为代表     

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略谈保罗·田立克的“关联法”与“宗教象征”

本文重提20世纪存在主义神学家保罗·田立克的"关联法",阐释"宗教象征"在构建人类实存之"问"与神圣启示之"答"之关联中的作用及须规避的问题,也对在中华文化逻辑处境下之宗教象征应用之可能,作了粗浅的论证。本文认为"关联法"及其"宗教象征"是适用于中国现实处境,回应挑战、进行神学建构的重要路径之一,同时也是帮助我们在中华文化逻辑下进行"照着讲"的同时,努力开启"接着讲"的重要方法论工具。     

继往为开来 革旧以开新

在近期的所谓"国学热"中,有两种较为引人注目的观点,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其中之一概括而言可以表述为：ZI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届时中国传统文化将在拯救全球性的人类危机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也将因此而生成;其二则可以表述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能拯救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和未来不能寄托在传统文化的复兴上,传统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我认为对上述两种观点,不能简单而武断地表示赞同或者反对。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她的精华还是她的糟粕,都…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品格”论:以约翰·密尔为中心

"品格"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概念,是对当时英国社会转型的回应:在经济上,做一个品格良好的人就是拥有道德信用;在道德上,品格观念反映了善恶斗争,自由主义者担心商业会使人堕落。在政治上,则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阶层之挥霍放纵的愤恨。他们在一种"品格"观念相互斗争的伪装下提出政治挑战。而提升工人阶级的素养,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品格则是为了避免民主的暴政。约翰·密尔在诸多著作中深刻探讨了品格的形成、扭曲、重塑及其条件,将品格培养作为个人自由、政治发展、道德进步的目标。然而,这种品格理想源于自由主义者将资本主义市场在内的一切社会经济生活理想化,从而乐观地认为,个人自由所体现的人类能动性可以最大程度地发展。其观念内容建立在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家、商人、店主和工匠的社会经验基础之上,但却日益与19世纪后期的现实不符。     

葡萄牙的穆斯林

公元711年,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将伊斯兰教传入伊比利亚半岛,自此至12世纪,伊斯兰教在葡萄牙盛行;公元12世纪后,由于基督教的侵入,伊斯兰教信仰活动转入地下,18—19世纪这一活动有所抬头;在20世纪,特别是近20年,在风靡西方的伊斯兰     

道教对瘟疫的认识及治疗方法

正魏晋时期,医士文人以"瘟""殟"描述疫疾,"瘟疫"一词由此诞生,其最初是指由"毒病之气"引起的疾病,至现代,已演化为对人类所有传染病的统称。由于瘟疫能使大批人受到传染且造成死亡,在人类历史上,它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隐患,死亡率往往远高于战争、水灾、旱灾等灾难——20世纪,仅天花一种传染病就夺走了近3亿人的生命。作为一个关注"长生"的宗教,道教很早就开始关注瘟疫问题,并努力寻求解决方法。     

荀子论圣王与政治性秩序之实现

荀子将政治秩序之实现诉诸于集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力于一体的圣王并尊崇之,其间原因既有迫于"今圣王没,天下乱"的现实需要,也有出于其"人之性恶"的理论逻辑的必然。荀子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为我们构想了一幅人类生存中"争则乱,乱则穷"的"自然状态"的图景,并认为摆脱"自然状态"、实现政治性秩序的唯一途径,必须诉诸于真正的德位一体的圣王。在因何而必须要秩序、由谁来建立秩序、又如何来建立秩序等问题上,荀子为我们呈现出了系统而条贯的思考。     

论罗伯特·吉尔的神话现象学思想——以《诺斯洛普·弗莱与神话现象学》为基础

罗伯特·吉尔的《诺斯洛普·弗莱与神话现象学》一书从繁复的20世纪神话理论中梳理出现象学神话理论的发展脉络,并认为弗莱的神话理论是真正的神话现象学。吉尔之所以致力于用现象学标准来衡量20世纪典范神话学家的理论并将之条例化,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吉尔认为,神话现象学是现代神话理论的必然走向;其次,吉尔认为弗莱是真正的神话现象学家,一方面是因为弗莱的神话研究过程充分体现了现象学原则,另一方面是因为弗莱的"关怀"理论在事实上解决了神话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最后,吉尔从"史"的角度来书写神话现象学,表现了神话现象学具有发展变化、可生发性等特点。吉尔的神话现象学可以从研究方法、哲学基础等方面给当下的神话研究带来有益启示。     

梁思成《中国雕塑史》成文原因及史观评述

20世纪20年代末,梁思成将国外注重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建筑教育模式与相应课程体系引入并运用于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教学,《中国雕塑史》一书是他为"东洋雕塑史"课程撰写的课程纲要,却开国人研究中国雕塑历史发展之先河。他从建筑学的外围着手对中国建筑史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对于父亲梁启超所强调和倡导的广泛涉猎相关专业知识的治学方法与按照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划分时代的治史观念的认同与继承;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梁思成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与使命感。虽是为建筑学研究服务,但他的成果起到了填补空白和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了艺术史学界对于中国雕塑进行广泛且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