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道教文化传入琉球王国的历史考察北大核心

明初道教文化在琉球王国开始传播, 后在闽人、册封使等多种力量的促使下,道教文化与琉球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富有琉球特色的道教文化。“虽无道士,却敬神仙”是道教文化“琉球化”的结果。除移居琉球的闽人和中国册封使外,琉球王国官方和民众也纷纷自发地建立天妃庙、天尊庙、土地庙、关帝庙等神庙进行祭祀活动,推动道教文化与当时琉球社会紧密联系。     

关于南汇县散居道士的情况调查

最近,我们就散居道士问题到上海南汇县进行了调查研究。 南汇县位于东海之滨,天、基、佛、道、伊五教俱全,道士和道教信徒较多,现有道观一座(东岳庙),另设分点一处,在庙道士17人,散居道士221人。无论在庙道士或散居道士,基本上都是在家道士,由祖上传承下来,备有从事宗教活动的经书、法器和一定的知识、技能。     

民国时期云游道士进京述论——以民国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云游道士来到北京后往往受到警察的怀疑,通常被带回警局讯问,多数依据相关律文受到处罚。这些道士未能及时了解情况,调整自身的行为。他们依靠化缘能够取得很好的经济收入,与民众的信赖密不可分。1914—1942年,进京的道士日益年轻化,在财富观念上日益功利;仍然有不少道士为道教事业努力,显示出处于衰落状态中的道教仍然不乏复兴的希望。     

道教与五代吴越国历史

五代时期,吴越国缔造者钱鏐在发迹过程中,得到道士的秉力支持.钱鏐执政后,推行崇奉道教的政策,兴建宫观,笼络道士,常行斋蘸.其崇道的原因,是要借助道士神化自身,巩固其统治;借道教向民众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祈求得到道教神灵对其军队的襄助及对吴越民众的福佑.道教对吴越国军事、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影响.     

当代道教研究的新动向:区域道教研究——兼评孔令宏、韩松涛著《江西道教史》

近年来国内外道教研究出现一个新的趋向,此即关注中国历史上地域道教的研究,注重把握道教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对此,有学者称为道教研究的"本土转向"。关于地域道教的研究,迄今为止,国内外道教研究界都已经取得一些成就。国外方面已出版的成果有美国学者韩书瑞的《北京:庙宇与城市生活(1400——1900)》(2000),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高等研究院高万桑的《1800——1949年间北京的道士:城市道士的社会     

上海道协举行第二届代表会议

上海市道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于1990年11月26至28日在沪举行。会议选举陈莲笙道长为上海市道协会长,苏宗斌道长、张文希道长、潘雨廷先生为副会长。市委统战部和市宗教局领导到会并讲话。会上总结了上海市道协几年来的工作:上海市道协自1985年成立以来,已有白云观、浦东钦赐仰殿、崇福道院、三元宫坤道院、东岳庙和龙王庙等六所全真、正一派道教宫观。庙观内的全真派乾、坤道士和正一派道士有70余名。市道协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室,并主办有《上海道教》季刊;创办了道教正一派道学班,第一届23名毕     

唐代长安道教

唐代是道教兴盛发展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唐代道教活动的中心,本文探讨唐代长安道观设置与道士活动,以见唐代长安道教概貌。 一、唐代长安道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活动多在名山福地,道士们远离城市,遁迹山野,结茅隐修,不问世事,超凡脱俗,蔚为风气。至李唐建国,以道教教主李耳为李氏皇帝远祖,尊崇     

论道教的唱道情

道情流行于中国民间社会,作为一种宣扬道家思想的民间说唱艺术,是道教济世度人的教化方式和传播道教教义思想的通俗说唱。本文通过史籍道经中相关资料的详细考察,认为道情早在五代时期就已产生,道士唱道情旨在宣扬道教之“道”。道情艺术是道教民间化的产物,宋元明清道士和文士的道情创作,反映出道教对中国俗文学的影响,也显示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道教的主导地位。     

瑞安市道协加强对道教宫观和散居正一派道士的管理

浙江省瑞安市道教近年来加强了对散居正一派道士和宫观的管理,严厉打击了外来的假道士违法活动及迷信活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引导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主要做法是:     

道教与闽南戏曲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民众思想是产生道教的基础 ,而道教自产生之后便渗透到中国民众底层 ,以其宗教形式、精神、思维方式比起国本位的儒教更多地支配着中国百姓生活及民俗文化。中国戏曲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其源起与民间宗教的祭祀有着密切的关联 ,受道教的影响极为深刻。在闽台文化这个中华文化的子系统中 ,道教对闽南戏曲的影响更为深远 ,乃至产生由道士演出的“打城戏”。本文拟从史学、哲学、社会学等角度对道教与闽南戏曲的种种关联进行一番梳理 ,并试图以此探索闽南人的思想文化特点。一、道教和福建道教中国道教的理论体系…     

明清时期朝鲜使臣笔下的北京东岳庙及其文化心理

正北京东岳庙始建于元代,主祀东岳大帝,是当时道教正一派在北方地区的重要宫观。但是对于外来人群而言,并非完全如此。明清时期,朝鲜王朝定期派遣使者朝贡中国。燕行途中,他们以诗歌、日记等形式记录沿途见闻感受,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文献。北京东岳庙作为朝鲜使臣入京朝拜的必经之地,在其燕行途中具有特殊意义。朝鲜使臣在此不仅书写与东岳庙相关的日记,描绘他们眼中的东岳庙形象,同时也留下不少诗作,表现出其特殊的文化心理。今人陈进国《燕行录咏北京东岳庙诗抄》一文专门对相关的     

道教与元明清东镇庙的管理和运作——以碑刻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山东沂山东镇庙最晚从金元时期开始便由道士打理日常运作。这些守庙道士肩负看护庙产和协同官员祭祀等职责,其政治身份在元代和明初相对较高,而后不断跌落。元代以降仅靠官方无法维持东镇庙的基本存续。面对这一情况,守庙道士和当地民间力量共同肩负起部分修缮责任,进一步介入东镇庙的管理和运作,导致东镇庙不局限于充当官方祭告场所,同时还获得了明显的道教宫观和民间庙宇功能。     

宋词中的道教美学思想

<正>宋词中有大量与道教活动、道教宫观相关的内容。宋代文人喜欢前往宫观拜谒道士,感受道教文化。图为道教名山—湖北武当山雪景。一在宋代,道教被历代帝王所尊崇,在宋朝社会上层出现了"崇道"现象。早在北宋时就产生了"宫观官"制度,由朝廷的文官充任宫观官,并且参与道教事务;甚至在科举考试中,道教经典也成为考试命题的来源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宋代文人必然与道教文化发生广泛关涉,道教     

道教文化对宋代文学的影响北大核心

道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宋代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朝历代帝王对道教的推崇,极大影响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对于道教文化的态度,这也生动体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当中。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与道士群体交往密切,创作的作品涉及道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抒发仰慕神仙、崇尚清虚的道教感情,赞颂神仙高道的功业事迹,记述与道士隐逸的交往、与道教徒的诗歌唱和,描写道教的各类活动,对名山宫观的题咏等。     

论道教神仙信仰的社会分层

本文认为 ,道教神仙信仰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呈现出了明显的信众分层现象 :在学者型道士和一般民众阶层 ,神仙信仰内涵并不一致 ,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兰州道教的历史面貌及现状概述

道教形成于东汉,魏晋时期传到甘肃陇东地区,后渐西传。三国魏文帝咸熙三年(265年),甘肃狄道(今临洮)城东北东山北麓建有道教太平观。十六国时期,陇西安阳有道士王嘉隐居于东阳谷修炼,受业弟子数百人。唐代,道教被官方定为正统宗教,陇东、陇南等地道教已显兴盛,榆中兴隆山建有道     

昆山东岳庙会:江南特色的庙会风俗

正东岳庙会作为江苏省昆山市东岳信仰的主要体现形式,历久弥新,既是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的结合,也是道教在当代民间社会丰厚生命力的生动体现。江南是东岳庙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密集程度高的地区,其信仰风俗流传至今,形成了独特的祠庙活动——东岳庙会。自古以来,苏州地区的东岳信仰就十分盛行。其中的昆山,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今,其东岳信仰都具有一定典型     

悟道 修德 铭志 读《北京东岳庙志》北大核心CSSCISSCI

5月在北京东岳庙参加首届“东岳论坛”暨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研讨会,在会上得到了一本极其珍贵的史料性著作《北京东岳庙志》,读后颇有感触。北京东岳庙始建于元代延祐六年（1319）,至今整整七百年。七百年来,东岳庙史上的第一本完整的志书才横空出世。这部志书的面世非常不易,凝聚着东岳庙住持袁志鸿主编以及编纂委员会数年的心血。势成之——一个时代的包容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     

提高道教整体素质与自身管理水平 努力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当前,我们伟大祖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这一伟大战略目标,各个宗教都必须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根植于中华大地;道教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道教是由出家全真派道士、散居正一派道士以及信教居士所组成的一个宗教整体。在中国几个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更需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教只有努力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有利于道教自身的进步和发展;才有利于道教为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作贡献。     

道俗共治:清代勉县武侯祠的经管模式

作为汉南区域正祀的勉县武侯祠,自清初以来一直受到官方管理和重点保护。乾隆年间,出于日常庙务打理之需,官方主动引入了留侯祠道教力量。嘉庆以来的战乱与水患对庙产造成巨大损坏,幸赖汉中府县各官极力维护和有德高道虔诚护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兴。然道光至同治以来出现的奸人强占、不法道士私吞庙产等问题,再次使祠庙陷入困境。为此,官方又引入县域士绅群体参与管庙,从而使祠庙管理权在道士与士绅之间相互制衡,较好地解决了管庙主体身份一元化的弊端,有利于祠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