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临湘山陶公庙

在湖南省长沙县东郊(朗木)梨乡临湘山有一座著名的道教庙宇——陶公庙,此庙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迄今已一千四百多年,历代屡经修葺。清乾隆时重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扩建而成现代规模,三楹二殿,依山垒石四十八级,巍峨耸峙。左侧偏殿,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庙内戏楼,亦经多次改建,特别是1931——1933年彻底重修以后,更是金碧辉煌,远近游客无不叹为观止。每年正、八月乡民在此演戏酬神,为春、秋二季之盛事,整个庙宇和戏楼的布局结构都体现了历代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     

“社会所有”抑或“公产”:寺庙财产权属形态的历史考察

我国目前关于庙产的政策文件将其主要界定为"社会所有"。解决当前庙产权属难题的关键切入点就在于如何理解"社会所有"。自清末民初之庙产兴学,始有庙产的公共性与公产化问题。但彼时庙产的公共性具有多元含义,包括宗族之公、村社之公、行政之公、财团之公等。寺庙僧团的组织形式植根中国传统社会,深受宗法制影响,并形成以师徒传承为纽带的拟制宗族。庙产也与传统宗族财产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譬如特殊"共有"、限制处分等方面。我国现行政策对庙产"社会所有"的界定并非完全忽略法权概念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实是出于对传统庙产权利形态的历史尊重与现实考量,而这也正是未来立法调整寺庙财产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夹江二郎庙历史及其与地方社会关系之考析——以清代碑刻为中心

夹江二郎庙历史上经历了复杂的祠庙演变,主祀神祇也多有变迁。二郎庙宇在清代有僧人住持,且是僧会司所在地。在地方士绅主导下的庙产经理团体,不仅积极维护庙宇“正祀”地位、稳定庙宇经济来源,而且在庙产管理、庙宇营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对保持庙宇传统祠庙性质产生决定性影响。在对隋嘉州太守赵昱的传统信仰基础上,二郎庙宇形成了“川主二郎神”信仰传统,川主崇拜与二郎神信仰被整合为一体,并由此形成了诸多传统民俗文化。庙中三位“二郎神”共祀一殿的现象是地方民众信仰聚合体的鲜活展现。     

从《巴县档案》看清末“庙产兴学”与佛教团体的反应

庙产兴学运动是近代影响佛教发展的重要社会运动。本文以《巴县档案》为基本史料,选取巴县在清末执行庙产兴学政策为考察对象,对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诸多面相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从具体个案中分析、了解地方官员、寺僧及庙会首事的态度,以达到了解此一运动运行的实态之目的。     

民国时期湖北的保学制度与庙产纷争

民国时期的庙产纠纷一直跌宕起伏,究其原因,与庙产兴学有很大的关系。历届政府虽一直主导兴办现代教育,但经费来源主要是地方自筹。在地方有限的经费中,寺庙常常因产业相对较多,受到地方政府的注意。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权力逐渐深入社会基层,保甲行政人员充当了与寺僧争夺庙产的急先锋。各地寺僧无以为生,屡屡请愿,诉诸司法,但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又屡屡受挫。     

从清末庙产兴学看宗教的社会管理CSSCI

晚清中国社会存在多种宗教及民间信仰,均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方式产生社会影响,发挥社会作用,政府一般采取不多干预的政策。戊戌变法时期,庙产兴学运动兴起,后在张之洞《劝学篇》的提倡下得到一定发展。及至清末新政,清政府下令制定新的学制,无论是张百熙制定《钦定学堂章程》,还是1904年颁布《奏订学堂章程》,都有庙产兴学的相关规定。庙产兴学的过程伴随着清政府加强对社会控制的过程,打破了旧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引发若干社会问题,僧俗矛盾激增,地方民变毁学不断,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性。1905年,清政府发布保护庙产的上谕,庙产兴学运动在官方层面上告一段落。     

从清末庙产兴学看宗教的社会管理

晚清中国社会存在多种宗教及民间信仰,均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方式产生社会影响,发挥社会作用,政府一般采取不多干预的政策。戊戌变法时期,庙产兴学运动兴起,后在张之洞《劝学篇》的提倡下得到一定发展。及至清末新政,清政府下令制定新的学制,无论是张百熙制定《钦定学堂章程》,还是1904年颁布《奏订学堂章程》,都有庙产兴学的相关规定。庙产兴学的过程伴随着清政府加强对社会控制的过程,打破了旧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引发若干社会问题,僧俗矛盾激增,地方民变毁学不断,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性。1905年,清政府发布保护庙产的上谕,庙产兴学运动在官方层面上告一段落。     

法律、私庙与官官相争:兰州朝元观庙产纷争案研究

私庙作为私产,并不适用于民国的各项庙产法律,也不接受政府监督,更不能成为庙产兴学的对象。但是,在政府和地方精英的主导下,作为兰州首富的水车园朝元观田地却逐渐由私产转化为了公产。对私庙和私产的侵夺,更赤裸裸地暴露了各级政府和社会精英觊觎庙产的偏向性态度,也从三级政府、两地士绅之间的明争暗斗中,进一步揭示了民国时期庙产纷争下的复杂社会面相和历史实态。     

太虚大师与祗洹精舍

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著《劝学篇》上奏朝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议为推进初等教育,解决教育经费之不足．将全国佛教寺院与道观的大部分改为学堂。此即著名的“庙产兴学”运动。“庙产兴学”的政策,对外是为了对付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力,以图挽回江河日下的政局;对内是为了调和新旧思想,改造旧有的教育体系,     

"庙产兴学"运动及佛教界的回应

晚清之际，全国掀起了“庙产兴学”运动，特别是在1930年发表《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后，全国各地相继发生驱逐僧尼、没收寺产的重大事件，面对这种运动，佛教界也及时做出了回应，被动地去寻求各种保护，并向政府呐喊、吁请。与此同时，佛教界内部的有识之士也开始积极、主动地对自身的不足与缺陷加以反思，进而大声激呼佛教的改革，最终催发了近代佛教的萌芽。     

祈报之所:清代泽州三教合祀庙宇与社祭传统

清代山西泽州地区分布着大量三教合祀庙宇,这些庙宇大多为所在乡村的"社庙",是村社"春祈秋报"之所,与民间社祭传统密切相关。村社民众建立三教合祀庙宇,对于儒释道三教信仰资源的利用集中体现在祭祀对象的组合,在信仰实践仪式和功能上则主要诉诸"春祈秋报"的社祭传统。本文主要围绕清代泽州三教合祀庙宇的区域分布、形制布局、社庙性质及相关的社祭传统展开考察和分析,寻绎其中蕴含的地方村社祭祀体系的深层结构与民众信仰生活的内在逻辑。     

文庙神圣性研究初探

本文将文庙的神圣性分割成为"庙"的神圣性和孔子的神圣性两部分,因为"庙"本身同样具有神圣性,而文庙的神圣性不仅来自孔子,也源自"庙"这种形式。作为官方信仰的文庙在神圣性上与文昌庙既有分化也有叠合,使其在神圣性上具有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庙宇的独特性。     

清代华北村落庙宇的僧侣研究——以山西泽州民间庙宇碑刻为中心

僧侣做为村落庙宇活动的重要角色,是认识寺庙建立与重建之社会意义所必不可少的考察对象。从民间碑刻看,清代山西泽州村落明代至清代,僧侣在村落庙宇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尤其是嘉庆道光之后,村落庙宇中已经很少见到僧侣,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本村的看庙人,个别村落庙宇尚存僧侣,也是由"社"请来看守村落庙宇的,僧侣从村落庙宇的住持,沦为民间自治组织"社"的雇工。     

论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中融儒入佛的特点——以《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为例

<正>一、太虚大师出生的时代背景太虚大师应世的时期正是近代中国世道最黑暗,社会最纷乱,人民最苦难的时代,由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列强入侵、太平天国起义,使清朝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一批开明的封建官僚士大夫开始倡导向西方学习,发起了谋求富国强兵的改革之路——洋务运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佛教也是弊病丛生,清政府及地方豪强更想借兴办社会教育之名侵占寺庙土地、房产。因此"庙产兴学"与佛教本身的     

生意人迷信的背后

据笔者观察,在社会各类人群中,生意人最迷信.从大公司的经理,到个体经营者,各个层面的生意人中都有为数不少的"虔诚"的迷信者.到各地走一走,到处都能看到供奉着各路财神、香烟缭绕的小饭店小酒家小店铺,到处都能看到小心供奉细心维护的神龛庙宇,而这种现象,农村多于城市.现在一些村子,刚摆脱贫困有了点钱,就迫不及待修庙宇坟墓,过去有庙的,哪怕是个很小的庙,也要想办法予以恢复、扩建,搞的比过去更盛大,有的甚至为了建庙而拆掉学校;没有庙宇的,要找个名义盖起来,盖好之后,要请外地高僧开光.     

太虚大师与祇洹精舍

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著《劝学篇》上奏朝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议为推进初等教育,解决教育经费之不足,将全国佛教寺院与道观的大部分改为学堂。此即著名的“庙产兴学”运动。“庙产兴学”的政策,对外是为了对付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力,以图挽回江河日下的政局;对内是为了调和新旧思想,改造旧有的教育体系,实施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这一政策从1901年开始实施,1906年达到高潮。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说:“依照满清政府的指令,各省县成立僧教育会,以佛教寺产来兴办佛教教育,培养佛教人才,这在满…     

试论清末民初(1895—1916)的佛教寺产所有权问题

在清末的庙产兴学运动中,社会各界对佛教财产的争夺一直非常激烈。辛亥革命后,在多种社会因素的推动下,袁世凯政府开始制定寺产所有权政策性,几经修改,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法规。这些法规体现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吸收了地方政府和佛教社团的意见,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我国宗教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坛小法与闽台传统社会

"三坛小法"是活跃于闽台传统社会的一群特殊宗教仪式专家。不同于地方受聘行法的伙居道士和法师,三坛小法不是专职的神职人员。他们不在家中设坛开业,而是附属于地方庙宇,以庙为坛,或在庙中设坛。坛靠庙显,庙借坛兴,两者相得益彰。三坛小法通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义务法事仪式,极大地丰富了地方社会民众的精神生活和宗教民俗活动。台湾的三坛小法源于闽南原乡,既有传承又有变迁。通过两地三坛小法的比较研究,互补互证,有助于更加全面了解三坛小法的历史渊源、宗教形态特征,及其在传统社会的角色功能。     

能海教育思想研究

生活在清末、民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能海法师,经历了中国佛教由衰微到复兴再到新生的整个历程。他的教育思想,曾在清末居士佛教兴起与民国庙产兴学之风的双重影响下犹豫徘徊。最终,他选择了“以丛林为学校,以僧众为学僧,以执事为教员,以清规为章程,以寺产为经费”的复古式僧伽教育,同时又吸收社会教育的一些先进理念。他的这一佛教教育模式,正在为现代佛教教育所广泛采用。     

东西方文化思潮中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近代以来,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随着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的传入,随之而来的是科学观念与宗教观的碰撞。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思潮中,中国佛教走向了复兴。之所以能够复兴,这其中既有社会根源、内在思想根源也有时代契机的作用。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佛学研究热潮的带动、庙产兴学背景下的僧教育改革以及传统丛林佛教向人间佛教的转型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