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与中文圣经翻译

马礼逊（RobertMorrison）是基督教（新教）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于i807年9月6日抵达广州,开启了基督教近代在华传播的历史。     

内地的新教赞美诗史略

以中国基督徒作词、作曲或用中国民间曲调加以改编具有民族风格的赞美诗问世,是基督教赞美诗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伦敦福音会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随后新教的各国教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带来各自编译的赞美诗,以供本教派在中国内地的教会使用。至清末民初,新教及其他教派编辑刊行的赞美诗集已不下百余种。     

晚清传教士韶波《儒教衍义》中的耶儒关系探微

对于历代传教士而言,如何基于《圣经》和基督教信仰来评判儒教及其义理是他们要面对和处理的一个重大问题。韶波所著的《儒教衍义》在晚清新教传教士与儒家对话的历史中具有独特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确立了一种"以耶判儒"的典范,该著对于我们思考基督教的中国化和儒教的自我更新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     

侨居者与文化适应：考察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一个视角——以福建地区为例

考察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一个重要视角是传教士“侨居者”的角色与身份,这一长期在学界研究中处于“隐形”地位的现象从另一层面反映基督教在区域社会传播中呈现的常态化的表征。通过以福建地区为中心的考察,阐述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多个方面适应于中国地方社会活动与发展的需要,提醒我们在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中,应积极关注基督教全球地域化过程中所不可忽略的地方“情境化”之现象。     

晚清传教士的台湾原住民观及其影响

提要:晚清在台传教士的宣教重点曾发生由汉人向原住民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中,传教士在观念上对基督教传统人种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产生了可以将原住民培养成为"上帝优秀子民"的思想。同时,对原住民的处境既感同情,又加以批判,形成了颇为矛盾的原住民观。基督教在原住民中的传播,加快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亦造成原住民在文化上的变迁。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传教士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造成台湾基督教长期分化的格局。     

领事、教士及教徒:晚清美国驻闽领事与地方基督教关系初探

美国驻华领事官员与地方基督教是学术界较少涉及的研究领域,以往论著集中讨论传教士对美国、对华外交的影响及美外交当局利用教案扩大在华利益等问题。上述内容难以完全呈现美国驻华外交官与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复杂关系。本文尝试梳理晚清美国驻闽领事馆档案,分析地方基督教与外交体制相互渗透、传教利益与外交、商务利益相互角力以及领事对待华人教徒的矛盾心态,初步探讨晚清美国驻华外交官与基督教间的互动关系。     

晚清来华传教士与穆斯林的相遇与对话

新教来华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而又独特的穆斯林群体,并对其历史与现状做了诸多调查研究.本文从宗教相遇与对话的视角出发,把晚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认识与互动做了史实上的梳理与分析.这一时期是传教士向中国穆斯林开展传教运动的准备期.传教士、穆斯林在相互认识方面尽管都有基于自身立场的偏见或误解,在交往对话中有时也是针锋相对的辩论,但这一切都是在平等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展开的,并没有升级为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进化论

文章认为,近代来华传教士主要是从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的基本理念出发来分析和批评进化论,目的在于维护基督教信仰,其中多数传教士是怀疑和否定进化论的,但也确有少数传教士持欣赏和肯定的态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批评和反对进化论的意见当中存在一种趋向,即企图在基督教与进化论之间找到契合点,并利用进化论的理论要素来构成进化有神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对于多数来华传教士而言,在宗教与科学的天平上理性逐渐成为重要砝码。     

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传教历程及其影响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与其形成的负面形象同步而行,在西南边疆的云南省亦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已进入云南传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随着美国势力的深度介入,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活动更加活跃,成为推动云南基督教发展的主要力量。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传教士在滇传教活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传教伊始聚居在边境沿线,然后逐渐向内扩展,同时加强在省会昆明的活动。在1950年之前,美国传教士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滇西、滇西北等地,最终与其他国家传教士"二分天下",这一格局至今仍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回应“和合本圣经的特色与修订浅见”一文

<正>在晚清国势风雨飘摇之际,多位来华传教士及华人同工们,都曾以圣经翻译成中文为上天所托付之使命和首要任务。因此,自马礼逊来华后的一个世纪,新教传教士在中文译经上都曾作了众多尝试,包括把圣经翻译成文言、浅文言和官话,以及在中国东南地区通行的方言译本。不过,正由于在译经上百花齐放,反而有碍不同地区的华人教会合一,并有碍福音     

"先入之见"与"自以为是"——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与传播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引人注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于清前期西方来华传教士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尚有探讨余地。当时,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均是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进行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中国人与西方人而言,他们所认识的对方文化,实质是间接的即经过传教士诠释后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传教士决定了东西双方的相互看法。这样,作为文化中介,传教士对双方文化的诠释便变得尤为关键。以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为例。传教士对于中国人,程朱理学对于西方人,均构成跨文化的对象,而传教士肩负的传播天主福音的使命更增强了跨文化…     

“三自”是中国基督教本国化的重要经验

“三自”是中国基督教本国化的重要经验徐如雷按照我们的经验，基督教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简称“三自”）是本国化的重要途径。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的基督教虽然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可仍然是一个“洋教”。１９０７年，来华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百周年大会。...     

传教士与中国绘画

伴随明末清初及晚清第一波、第二波“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的科学文化开始导入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欧美来华传教士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导入西方文化的主要媒介。“乾隆朝,北京有着南堂、东堂、北堂、西堂4所天主堂,居住在南堂、东堂的是葡萄牙系统的     

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北大核心CSSCISSCI

丛曙光、邱兴旺在2006年第2期《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上发表文章《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妇女》。文章认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初期,以当时中国受压迫最深的妇女阶层作为突破口,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她们地位的活动,如创办女子学校、提倡女子天足、支持中国女子反对中国传统的婚姻形式和惯例、帮助一些农村妇女识字读经、医治某些妇女的病痛等等。     

晚清德国来华传教士花之安的宗教经济观简述

花之安是晚清时期来华的德国传教士，他将经济实践视为宗教文化传统的映射，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宗教经济观。他强调，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中的“节用”思想有利于国家富强，而“厚古薄今”“重农抑商”的传统则不利于此。晚清政府在“节用”不足的同时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因此无法走上富强之路。在这种宗教经济观下，花之安进一步从理财、通商和实业教育三个方面为清政府提供了政策主张。由于花之安的宗教经济观及其政策主张根植于晚清的文化土壤并具有一定的现实说服力，一些知识分子、商人和西方来华人士受其影响，广泛探讨了各种经济现象，这为西方经济理论的在华传播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初广学会文字出版事业方针的转变

上海广学(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的重要文字出版机构之一。自1887年创办(初名同文书会)至1951年与其它基督教出版机构合并，历时六十四载。对于早期广学会，学界已有较多的相关研究，但进入20世纪之后广学会的活动尚未受到广泛重视。本文主要考察辛亥革命前后广学会在文字出版方针上的调整，再现这一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基督教出版机构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所做出的回应。     

19世纪美国传教士中国观建构之文化心态论析

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建构中国观的背后,呈现着多元复杂的文化心态,蕴含着"东方主义"思维模式下将中西文化作二元对立的视界分野;在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张浪潮下的文化霸权心态;基督教"普世主义"思想与实践过程中的"救世主"心态以及为了国内舆论宣传鼓噪而建构"异教"形象的思想动因等,深刻反映近代中国在西人思想观念与文化语境中被肆意"他者化"的特质。     

以教引实--从中西神性思想看晚明基督教入华

中西神性思想的相通之处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为部分晚明学人所接受,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决定了基督教东传的种种曲折与反复,决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明学人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学术传教"①,而后者则重在"以教引实".     

加拿大传教士古约翰在中国

20世纪60年代"全球史""跨国史"兴起,史学家逐渐将研究视野投向非国家行为个体。就中国近现代史基督教研究而言,来华学习语言、建立传教站、传播基督教,不断适应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与中国社会互动,是"跨国个体"的典型代表。传教士的经历与记忆既是连接中西的纽带,也是传教士属国与中国的共有记忆,是"共有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章以"共有记忆"为视角对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遭遇义和团运动、与冯玉祥关系的建立及疏离、东北传教等个人经历进行梳理,讨论其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互动与联系。     

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

本文研究了近代新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历史,分析了他们的西学传播活动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与贡献,并对传教士与新疆社会民族矛盾进行了剖析。传教士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传教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近代新疆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