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在华传教士金尼阁墓志考

传教士金尼阁在明末天主教对华传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教会档案与其中文墓志所载事迹颇有出入，以至学术界有人将其作法国人，又有人将其作比利时人。关于金尼阁卒年中外文资料的差异更使中国研究天主教史权威方豪教授也为之存疑。本文就金尼阁的身世，包括国籍、首次来华时间、主要事迹以及卒年进行了考析。旨在弥补金尼阁研究之空白，也希望对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教史的某些时间问题提出富启发性的看法     

传教士与洋中医：胡美在华邂逅中医

医务传教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常用的传教手段。胡美来华传医,既有受雅礼会派遣的官方目的,也有为实现个人理想的私人动机。1905年,胡美来到中国长沙后发现,当地人十分信奉中医治病。为了更好地传播基督福音,也为了建立西式医院医科大学,胡美有意地学习中医和中华传统文化。胡美学习中文并且有目的地阅读中华文化经典。然后,胡美开始一面学习中医诊疗,一面利用中医为患者诊病,并将所见所感记录下来。胡美是在中国医务传教的践行者,也是近代中西医学交流的一个亲历者,更是中西文化碰撞的见证者。

     

美国传教士毕德辉在华卫生传教活动探析

美国传教士毕德辉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他在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下,为进一步拓展传教的途径,在中国各地开展了公共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毕德辉以公共卫生为媒介,与知识精英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不仅引起了官绅对公共卫生的注意,也为传教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但是,毕德辉的卫生传教策略,也受到了外界的质疑,这使得毕德辉的传教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以鸦片战争时期来华美国传教士为例

政教分离是美国的立国原则,但只是指宗教机构与政府机构的分离,决不是指宗教与社会和政治的分离。本文以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传教士就鸦片贸易和不平等条约签订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论述,以期阐释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为英军侵华服务的德国传教士

19世纪鸦片战争发生之前,大清帝国名义上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一个国力枯竭、危机四伏的封建王朝,在广州十三行云集着英国一本万利的鸦片走私商人,从西方(以英国为首)派来了59名传教士,只因清政府严厉“禁教”,只有19人以其他职业为掩护驻在广州,其他传教士都待命南洋地区(包括马礼逊)。     

侨居者与文化适应：考察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一个视角——以福建地区为例

考察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一个重要视角是传教士“侨居者”的角色与身份,这一长期在学界研究中处于“隐形”地位的现象从另一层面反映基督教在区域社会传播中呈现的常态化的表征。通过以福建地区为中心的考察,阐述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多个方面适应于中国地方社会活动与发展的需要,提醒我们在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中,应积极关注基督教全球地域化过程中所不可忽略的地方“情境化”之现象。     

西方传教士在一九○○年

1990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义和团运动和残暴的八国联军入侵。至今一百年了，还值得我们从各方面追寻史实，以求明辨是非。那一年事儿多了，本文只追述一些基督教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以示一斑。不过，事情还得有个头，那就是西方传教士如何进入中国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清政府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订立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外国差会乘机派遣一批又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特别是1858年订立《天津条约》时，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WWilliam）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条约，传教士们更以征服者…     

晚清传教士对孔子的认识——以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为个案

孔子被历代中国人称为"圣人"。及至西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把耶稣的福音传到了中土,打破了中国人心目中已有的观念,究竟是应该"心归孔子"还是"心归耶稣",成了中国人几百年来心中萦绕的难题,也成为儒家与基督教两种文化较量的核心议题。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以儒学经典为基本依据,特别对孔子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提出不仅"孔子是上帝赐予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先导者",而且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有相通之处,还担负着传布上帝福音的重要使命。     

谭树林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活动研究(1834-1857)》

<正>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300千字,328页,定价28元。该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六章:伯驾奉派来华、传教士:伯驾在华的宣教活动、医生:伯驾在华的医疗事业及其影响、翻译家:伯驾译介西方国际法及其影响、最后两章外交官:伯驾在华的外交活动。本书试图通过对伯驾在华活动进行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揭示其对早期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     

“传教士”在胡庄的罪行

胡庄是山东省平阴县城南的一个山庄。全村一百八十七户,约七百八十余人,都信奉天主教,共中大多数是贫下中农,也有十几户地主、富农。该村原名安兴庄,1920年,帝国主义分子强行改名为胡庄。据说远在1604年,原籍平阴县石硖村的天主教徒胡月言由北京迁居该村。他是胡     

加拿大传教士古约翰在中国

20世纪60年代全球史跨国史兴起,史学家逐渐将研究视野投向非国家行为个体。就中国近现代史基督教研究而言,来华学习语言、建立传教站、传播基督教,不断适应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与中国社会互动,是跨国个体的典型代表。传教士的经历与记忆既是连接中西的纽带,也是传教士属国与中国的共有记忆,是共有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章以共有记忆为视角对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遭遇义和团运动、与冯玉祥关系的建立及疏离、东北传教等个人经历进行梳理,讨论其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互动与联系。     

洛可可在中国清廷宫殿建筑中的应用

从洛可可艺术到洛可可风格建筑及装饰,给人们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从洛可可的诞生,在装饰上的应用,再进一步到对我国清朝时代宫廷建筑的影响来阐述其发展历程。     

长征路上的传教士

长征路上的传教士这是发生在６０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的奇特故事，主人公是被红军队伍俘获的英国传教士，他信仰上帝，不理解中国革命，但他却对那群有信仰的中国人产生了好感……这位传教士的中文名字叫薄复礼，原名阿尔弗雷德·勃沙特，瑞士人，１８９７年生于英国...     

画耶稣的几位画家

杰出的罗丹和法国画家鲁奥尔特(1871-1958)都画过耶稣;法国雕塑家罗丹的画集《草图》第三册中就有耶稣像。因为他画得非常生动逼真,所以使人以为他曾经亲眼见到过耶稣。怪不得人们都说:“圣泰莱萨·蒂阿维拉能画出耶稣的双手;而罗丹却能画出耶稣的面庞。”鲁奥尔特画的耶稣像,题为《天父啊,求你怜悯我!》     

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传教历程及其影响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与其形成的负面形象同步而行,在西南边疆的云南省亦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已进入云南传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随着美国势力的深度介入,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活动更加活跃,成为推动云南基督教发展的主要力量。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传教士在滇传教活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传教伊始聚居在边境沿线,然后逐渐向内扩展,同时加强在省会昆明的活动。在1950年之前,美国传教士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滇西、滇西北等地,最终与其他国家传教士"二分天下",这一格局至今仍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传教士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字创制活动

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滇、黔、川边活动的传教士为了便于在少数民族中传播教义、教理,在少数民族信徒的帮助下,先后创制和推广了几种少数民族文字。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创制了老苗文;英藉内地会传教士富能仁和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巴东创制了老傈僳文;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库森、欧.汉逊等创制了景颇文;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永文生创制了拉祜文、佤文;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张尔昌等创制了黑彝文。这些文字对基督教的传播和少数民族的生活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法国传教士倪德隆在四川藏区活动考述

法国传教士倪德隆在四川藏区生活60余年,先后在巴塘(Batang)、磨西面(Mosymien)、打箭炉(Tatsienlou)传教,担任西藏教区代牧主教达35年之久,为天主教在藏区的传播做了很多工作。他在传教生涯中历经多次教案,在藏区举办了文化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历史影响。     

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

正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面对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全军将士不怕牺牲、英勇战斗,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以特有的精神魅力,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成为突破时代和国界的伟大事件,在世界上广为传扬,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许多国际友人都对长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中有著名的领袖人物、军事统帅,也有专程来中国采访报道的记者、作家,更有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体验长征精神。而在80年前,就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汉学素养探析——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书目为中心的探讨(1928-1941)

学界普遍认为,传教士汉学是西方汉学的奠基石,其代表人物可以追溯到明末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刘东在《美国汉学的传教之根》一文中指出,来华传教士的认同滑移导致了追求知识客观性的美国汉学的产生[2J.传教士与汉学的关系既渊源有自,又不断传承和演进.已有的关于传教士和汉学的论著为数众多,这些论著或介绍了传教士的汉学著作,或描述了传教士对汉学发展的贡献,但它们很少论述传教士群体的汉学造诣.本文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的"书目"(Our Book Table)栏为基本史料,探讨该杂志所评介的汉学著作,进而展现作为撰稿人的传教士群体的汉学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