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哲学的畸形和原型——萨特尔批判

本文刊載于日本共产党中央理論政治杂志《前卫》今年五月、六月、七月三期上,全文約有五万多字,共分以下十一节:第一,“薩特尔的复数的‘面孔’和围繞着他的‘面孔’的状况”;第二,“存在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素描”;第三,“‘选择’和‘自由’的虛像”;第四,“与反馬克思主义接触之点”;第五,“抽象的‘异化論’的危险的迷途”,第六,“对辯证法的‘干与’”;第七,“关于‘自然辯证法’”;第八,“关于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第九,“这是‘馬克思的方法’嗎”;第十,“对‘辯证法’的空虛的尝試的根源”;第十一,“亚当·沙夫的論点”。本文力图全面批判薩特尔的哲学,指出薩特尔虽說承认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們时代的哲学”,但在对自然辯证法和唯物辯证法以及历史唯物論的理解上,原則上是同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薩特尔想“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的企图,本质上也不外是想根据存在主义的理解和歪曲来篡改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立脚点仍然是主观唯心論。他的哲学虽然具有存在主义哲学的“畸形”的性质,但是沒有打破存在主义哲学的“原型”。本文前五节着重批判薩特尔的“原型”的存在主义哲学。第一节考察了他二十年来时而“接近”馬克思主义、时而“批判”馬克思主义的經过;指出他每过数年便来一次轉变和动搖,令人很难捉摸他的真正“面孔”。第二节論述了由克尔凱郭尔开始,經过雅斯貝尔斯、海德格尔到薩特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指出存在主义哲学不像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在世界观和方法論的整个領域具有一个統一的体系。它虽然以对于人的資产阶級的抽象的观点和个人主义的基本思想为自己的本质,但却有无神論的存在主义和基督教的存在主义两种。它不仅是与唯物論无关的哲学,与唯物論相对抗的哲学,而且它还具有政治的反动性。克尔凱郭尔就公然发表过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見解,他的思想到了雅斯贝尔斯便直接同反馬克思主义思想結合起来。海德格尔耕耘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土壤,这是众所周知的。薩特尔虽然不能与他們等同,但他的基本哲学見解也具有作为存在主义的本质的共同点。总之,存在主义是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时代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哲学,它的根子是主观唯心論。第三节分析了薩特尔的“选择”和“自由”的槪念,指出薩特尔和其他存在主义者一样,强調“个体”。薩特尔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个体”的选择就是創造,就是“自由”;“自由”就是不受任何束縛的意志的行为,就是不遵从任何历史規律的行为,即“計划”(projet);“自由”是超越所有道德行为的东西;只要是个人“自由”所决定即选择的行为,哪怕是杀人行为、法西斯主义,都可以被肯定为眞理。作者批評說:存在主义的自我决定即选择論,与其說是反道德的,还不如說是对于狼的邏輯的肯定;它的“自由”,是应該加以唾弃的小資产阶級的抽象的“自由”,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对不能肯定这样的“自由”。第四节考察了薩特尔的“自由”、“选择”的观念在日本所产生的影响,指出薩特尔把个体的“选择”、“自由”的观念絕对化了的观点,已經迷惑日本資产阶級社会的一部分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使他們产生这样的錯觉:似乎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統治的条件下,人們即使处在无权的状况下,也能获得“自由”。薩特尔的“自由”、“选择”論,因为对任何“选择”都加以正当化,所以又給了一些“轉向者”(变节分子)以精神上的安慰,使他們把“轉向”(变节)的責任推到“自由意志”上。第五节分析了薩特尔的“异化”槪念,指出薩特尔的“异化”槪念是专用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自己的对他关系中的。換言之,就是当自己成为他人的客体,被他人凝視着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是被“异化”了。作者认为,这样的“异化”槪念即使能够成立,也只能在观念的邏輯上成立,而决不是表現現实矛盾和异化的槪念。因此,薩特尔的“异化”論是与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相对立的。馬克思的异化槪念是說明資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劳动者的状况的,它本身就是反对資产阶級的一种号召,而薩特尔的“异化”論不仅对工人阶級沒有积极的意义,甚至还有反对社会主义的作用。他把反对人民民主和反对資本主义都看作是摆脫“异化”的行为,同样加以正当化和美化。由于这种观点,他甚至把一九五七年波茲南事件的反社会主义現象也看作是进步。由第六节到第十节着重批判了薩特尔的“畸形”的即修正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第六节分析了薩特尔“干与”辯证法的目的,指出薩特尔企图以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資格来“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具体地說,就是企图用存在主义来构成他认为馬克思主义所“缺少”的“历史的人学”,幷且把它塞进馬克思主义里,也就是企图用存在主义的“人学”来篡改和修正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再以此来构成“辯证理性批判”。因此,薩特尔的承认馬克思主义,也只是为了把它当作一个修正的对象来承认的。作者认为,对于薩特尔的干与辯证法,必須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第七节在論述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中,批判了薩特尔的辯证法,指出薩特尔所說的“辯证法”旣不是思維的辯证法,也不是客观的辯证法,而不过是一种“理解”而已。所以,他旣拒絕客观的辯证法,也否定客观的自然。他极力攻击恩格斯的“自然辯证法”,原因即在于此。他說自然辯证法是把“自然拟人化”,是“硬把辯证法适用于自然界”,是“形而上学的假說”,是“独断的辯证法”。他对自然辯证法采取否定的态度,而对历史辯证法却采取“承认”的态度。但是“承认”历史辯证法,也是因为他认为在历史中有个体的“总体化”作用,才予以承认的,而幷不是眞正肯定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第八节在論述了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論之后,具体地分析了薩特尔所“承认”的历史辯证法,指出他所“承认”的历史辯证法是与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关的,不过是他用主观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概念对历史唯物論加以歪曲以后泡制出来的一种东西而已。第九节批判了薩特尔所說的“溯行的方法”。薩特尔以为从个体的欲望、实践即“計划”开始分析,就如同馬克思从商品开始分析那样,可以闡明整个历史的辯证法。他认为这就是馬克思的方法,尤其是《政治經济学》和《資本論》的方法。作者批判說,薩特尔根本不应該把个体的实践即“計划”看作与馬克思的商品具有同样的地位。因为馬克思的商品不是一个超历史的范疇,而薩特尔的个体的实践即“計划”却是一个超历史的范疇,它沒有任何时代性。第十节批判了薩特尔的“被构成的辯证法”的图式,指出他的辯证法是与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相对抗的,是与数千年来貫串在历史中的客观規律背道而馳的,他的辯证法不外是存在主义对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从个体的实践即“計划”出发的薩特尔的辯证法,根本就不是表現历史辯证法的东西。最后的第十一节批判了亚当·沙夫关于薩特尔的存在主义的見解,指出沙夫贊揚薩特尔提出了問題幷且把存在主义与馬克思主义的“不同意見的中心点”归結为“人的問題”这两点,是錯誤的。作者认为,这等于沙夫接受了薩特尔关于所謂“馬克思主义的空白”的說法;沙夫的这种錯誤态度完全出于他的抽象的人观、抽象的人生观。以下摘譯的是作者着重批判薩特尔想“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和曲解自然辯证法与历史唯物論的第六、七、八等三节。     

一种辩证哲学的范围和限度

本文是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G.R.G.謬尔所著《黑格尔邏輯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一书的第二十一章。作者在根本上是站在与黑格尔相同的唯心主义立場来看待辯证法的,他认为“辯证法在本质上就是絕对精神在人的經驗中的自我表現”,认为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辯证地表述这种精神活动”。但他又批評黑格尔和克罗齐,說他們蔑視經驗的东西,提出所謂“經驗的二重性”,认为这是“任何辯证哲学唯一可能的基础”。他认为哲学不能完全超越經驗,这种經驗的二重性就是加于辯证哲学的限度。作者在本文中又攻击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证法,称之为“坦率的經驗辯证法观念”,“是彊死的东西”,說馬克思把黑格尔顛倒过来,因而“否定了黑格尔关于辯证法本质的观点”。他歪曲馬克思主义的决定論,說馬克思“使用三段式公式給于运动以一种頗为虛假的严格必然性的外貌”。本文原有一些脚注,譯时均从略。     

符号学与唯物主义反映論

符号学,这門介于語言与数学之間并跟邏輯学和认識論密切有关的具体科学,过去一直是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专門研究领域。随着控制論和信息論的发生、发展和它們在工程技术中的实际应用,符号学作为一門具体科学起了巨大的作用。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用符号学来“补充”馬克思主义哲学,用符号学的具体科学內容来代替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用資产阶級学者过去在符号学中散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偷換唯物主义和辯証法。克劳斯和賽格特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篇文章在“建立一种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幌子下,把作为具体科学的符号学抬高为馬克思主义哲学,販卖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全文共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抄袭莫里斯的观点,討論思維反映的对象、語言符号、思維反映和使用符号的人这四个因素所組合成的各种二項关系,将符号学分为研究符号和符号的关系的邏輯語法、研究符号和反映的关系的邏輯語义学、研究符号和对象的关系的信号学与研究人和他所使用的語言的关系的语用学四个分支。作者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語言符号及共相互之間的关系、語言符号与思維、客观实在和人的关系的一般理論”,把符号学当作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說什么“我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符号学为认識論的一个分支”。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討論了語义层理論,尤其是它的这样一条原理:一个表达式决不能同时属于两个不同的語义层。他們把这条原理当作哲学原理,說它“无非是一般唯物主义反映論原則的精确化”,并責备馬克思主义哲学家,說“在馬克思主义认識論中各层語言的区分还决不是众所周知的”。在第三部分中,作者討論了符号学的应用,把符号学当作“一种一般的学术批評理論”,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学术批評的准則。作者认为“学术批評确实跟社会状态无关”,可以不联系社会的經济和政治状况,不要阶級分析,而只限于作語法方面的和語义方面的批評。而所謂“語法批評”, 仅仅涉及一种学术理論的“內部結构”,“針对不能允許的語句构成、語詞在語句中的錯誤摆法和語法上的毫无意义”。所謂“語义学批評”,仅仅涉及“語詞、語句等等与它們所表示的东西的关系”,批評“它們沒有妥帖地再现它們所涉及的事态”。作者抄袭資产阶級語义哲学家的观点,把学术批評局限于語言方面,并为这种唯心主义的“內在批評”作辯解,說什么“关于內在批評,常常有一种很不正确的謠传,說它謀求脫离社会批評的科学研究,过象牙之塔中的学术生涯。这种責难是不公平的”。作者还从莫里斯那里剽窃了語用学批評,企图把它塞到历史唯物主义中,說什么“語用学批評是責难一种学术領域的命題或理論滥用詞汇、不熟悉生活、脫离具体社会需要,等等”,是“有哲学的党性范畴的领域,主管語用学的批評領域的哲学领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篇以新实証主义代替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奇文。修正主义者贊赏它,例如米丁在談到达篇文章时說,“克劳斯和賽格特在唯物主义地解释符号学方面作了有意义的尝試”,他們的“論文中所包含的論点是很有意义的”(“馬克思主义认識論与符号和意义問題”,載苏联《哲学問題》1963年第6期)。进步的哲学家反对它,例如岩崎允胤(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批評这种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任意的、主观的,反映了“一种数学主义符号論偏向”(“符号邏輯·控制論·符号学”,載日本《唯物論研究》1964年夏季号)。     

海德格尔哲学

本文是威尔德于1963年12月28日在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学术討論会上所作的报告。报告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紹海德格尔哲学,第二部分是批評海德格尔哲学。其基本內容如下: (1)海德格尔认为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家对于“存在”的高超境界的看法是开朋的,并沒有划分客覌和主覌的畛域。但这并沒有为后世西方传統哲学本体論所继承。“存在”的光要显现存在物却不能不隐蔽它自己。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直到尼采和我們的原子时代为止,西方思想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人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其根源就在于“存在之被遺忘”。海德格尔于是提出了“回到存在”。 (2)海德格尔在《存在和时間》中使用了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他論証了“在世界中的存在”或“实存”,指出沒有不具备一个世界的人,也沒有不具备实存的世界。人的生存和规划决定了一切事物的意义境界。海德格尔描繪生存世界的时間空間是不同于几何学空間和钟表时間的。他反对一种不具个性的人(即所謂“抽象的人”)的作用,认为眞正的个人生存只能由人在面临死亡的恐惧时向抽象的人作斗爭才可得到。 (3)但是海德格尔在后期著作中有了急剧改变,拒絕了那种太过于主覌和以人类为中心的立場,认为“存在”从超越之处规划着世界,而人不过是处于被规划的場地上。他破坏了旧的形而上学,却又发展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他貶低了大众生活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意义;他抬高了思想家和詩人的地位。“存在”和世界分开了,并且絕对地超越了我們,我們不能理解,只能听命于神秘主义。 (4)作者威尔德批評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史的解释过分簡单化,也有一些偏见。他探討生存世界和突变的超越都过于抽象而不結合实际。他的抽象的人的概念会使人感到社会生活不眞实,他脫离了政治和社会問題。他追求一个最高的唯一的世界。他对“存在”一詞有許多怪用法,陷于混乱,又往往把“存在”和“最高的唯一的世界”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使“存在”变成了本体,变成了神話。实际上,除了經由我們人类对世界的有限的“翻版”以外,还找不到达到“存在”的通路。威尔德认为西方思想史的大錯并不是忽略了“存在”,而正是忽略了“最高的唯一的世界”。他主张在早期和后期海德格尔的两种思想极端之間,找到一个第三者。后边还附了德雷法司的一篇《評威尔德論海德格尔》。德雷法司在批評威尔德时指出,海德格尔一貫认为“存在”不能离开人而独立,在晚期并沒有离开自己早期的主覌唯心主义而轉向“客覌主义”。     

西藏所傳的因明

印度的因明大成于法称(約620—680)。他所著的七部因明論书是在西藏佛教后傳的初期(第十一世紀末)經俄譯师(Rnog Blo-ldanses rab, 1059—1109)的努力才翻譯完全,而西藏人自己的因明著作也是由俄譯师的三傅弟子法师子(Cha-pa Chos-kyi-sen-ge, 1109—69)开始。法师子住持桑朴寺十八年,作了法称因明論中要籍《量决擇論》的注解,又著有通論性质的《量論略义去蔽論》(这一“去蔽”yid-kyi mnn sel)的題目,后来即为一般启蒙著作所沿用)。其弟子精进师子(Brtsun-hgrus-sen-ge)更恢宏其說,于是桑朴寺成为西藏研习因明的中樞,而一般因明理論也以法师子师弟之說为准則。但是,实际奠定西藏因明学說的基础的乃是薩迦派第四代祖师薩班庆喜幢(Sa-skya Pandira Kun-dgah-rgyal-mothan, 1182—1251)。他从釋迦室利(Sokyasi-bhadra,1204年入藏)受     

关于意识的几个新问题

本文談了两个問題:一个是关于思維机器問題,一个关于所謂“交感心理学(传心术)”的問題。关于第一个問題,作者对目前反对創造思維机器的可能性的五个論据进行了反駁。作者认为,虽然我們目前所知道的心理都是在生物的、神經动力机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决不意味着通过別的途径創造就不可能。控制論的最重要的成就就在于,它动搖了神人同形說和蛋白质与生命之間联系的唯一性的观念。作者还认为,意識和思維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技术上仍是可以复制的。作者坚决认为,在原則上不能否认能够創造名符其实的思維机器。作者向人們声称:如果人需要控制性装置具有主观性,能意識其存在,那么也能把这类装置創造出来;如果沒有需要就不必模拟。他还說,創造活动并不是人的“私有物”、“垄断权”,机器也是能够創造的。关于第二个問題,作者认为,交感心理学是神經活动生理学的一个正在形成的部門,它研究在相隔一定距离的条件下对人发生思想影响的可能性和基础。长期以来,人們都认为所謂“交感心理”、“传心现象”是一种神秘論,根本不存在。作者却认定它有实在性,反对流行的“偏见”,并要求进一步研究。作者还說,这意味着人們在交往方式上将发生一个巨大的变革。在作者看来,思想先于言語。在“传心感化”中传递的并不是概念,而是“意象”。“意象”的意义不需要言語,不依賴言語的发展。因此作者认为,人的思想沒有詞、沒有言語,在相隔一定距离之下是可以传递的。     

关于“百家爭鳴”

党的領導方面提出在学術界要做到“百家爭鳴”,这是为我國赶上世界先進学術水平創造重要的条件。因此,近来全國学術界人士都感到極端兴奋,这是当然的事情。“百家爭鳴”不用說要大家展开爭論,彼此互相批評,以期能够更接近真理。要做到这个,我个人以为必须     

“两种革命論”是“无可非議”的嗎?——与吉敦諭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1964年第5期刊載了吉敦諭同志的《“两种革命論”是“經济宿命論”嗎?》一文。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进一步闡发并論证“蔡美彪同志所分‘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本无可非議”,因此,在农民战争問题討論中,其他同志对此提出的批評,“其結果是无损于蔡文‘两种革命論’的毫末的”。吉敦諭同志对自己的观点,竟然作出如此自信的断語,把一切批評商榷的意見,都拒之于千里之外,借用他自己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一文简介

《江汉学报》1964年第4期发表張立文《論“治統”与“道統”的关系》的文章,对馮友兰去年发表的《关于孔子論仁的思想的一些补充論证》(《学术月刊》1963年第8期)《再論关于孔子討論中的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题》(《文汇报》1963年10月8日)《关于孔子討論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三篇文章中提出的“君师分开”的說法,提出批評。作者把馮友兰的观点归納为以下两点: 第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論的,有所謂治統和道統,君就是封建社会中政治统治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統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級制造幻想的思想家,是屬于道統这一方面的。孔子是为中国封建統治阶級     

基督教徒对辩证法的态度

本文摘譯自西德新托馬斯主义者卡里什(Rudolf Karisch)的著作《基督教徒与辯证唯物主义》一书。这本书是从新托馬斯主义立場攻击辯证唯物主义的一本反共哲学著作,在西方頗有影响,仅在1953—1961年間就再版四次之多。全书共分八章,即:一、辯证唯物主义的实踐政治意义;二、哲学唯物主义的論点;三、基督教徒对唯物主义論点的态度;四、辯证法的体系;五、基督教徒对辯证法的态度;六、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論点;七、基督教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八、总結。这里譯出的是第五章。在这一章里,作者从攻击斯大林所提出的辯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着手,攻击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证法,并宣揚新托馬斯主义的所謂“現实主义的辯证法”。这一章分四节,即:一、世界事物的联系性;二、世界事物的变化;三、論由量到质的突变;四、論矛盾的斗爭。作者在这四节中提出的基本論点分別为: 一、他誹謗說,辯证唯物主义尽管强調各种事物的联系性,但也走向片面化的道路,把人、世界同上帝分开,看不到家庭、教会、人民和国家共同体中的个人,剝夺了个人的尊严。反之,基督教徒則是在上帝和宇宙的联系中进行思維的。誰否认或忽視同上帝的联系,誰就不能正确认識內在世界的联系,而为自由主义的或集体主义的片面性留下余地。二、他承认自然界中的变化是事实,但认为自然界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不变的結构成分(普遍原則、法則、不变常数),它們是由上帝这个不变的原始因所附加的。基督教徒决不能承认唯物辯证法关于物质的自我运动来自它自身的观点。三、他坚决反对辯证唯物主义关于量变轉为质变的原理,而认为质变不单純是量变的結果,而是质的漸变的結果。他說,基督教徒也承认飞跃,但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唯一的物质发展原則,也不是看成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轉变,而是把它看成上帝在存在层內的創造行为,看成任何一个存在层內按照上帝的設計发生的发展阶段。四、他反对辯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原理,认为論断和判断才能相互矛盾,而事物是不能相互矛盾的。事物可以相互对立,但不能相互矛盾,它們本身也不包含矛盾。他污蔑說:辯证唯物主义者所采用的矛盾一詞,既含含糊糊,又自相矛盾;共产党人提出矛盾理論,只不过是企图为他們的革命和暴力手段找借口。他以說教的口吻說,一个社会制度內的紧張关系,只能在保存現有制度及其統治者的情况下,通过演变、通过意識的形成来加以解决,战爭和阶級斗爭都是可以避免的。最后,他宣称,无論是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证法,无論是黑格尔含义的唯心辯证法,只要它合有存在一元論的內容,基督教徒都必須加以断然的否定。基督教徒只能承认所謂現实主义的辯证法。     

狄德罗的美学理論

狄德罗的艺术理論,虽然就它的本身来講,其意义比在他的作品中出現的活生生的艺术要小一些,却也有它的極大的历史重要性。他把美学創造成一种科学或科学的尝試,他又建立了艺术批評(“沙龙集”)和戏剧批評。和他的哲学理論一样,狄德罗的美学理論归結为一个他所不能解决的問題,以一个矛盾告終,从而展开了一些远景,并提出了一些我們今天还沒有解决的問題。他根本沒有     

梅劳-庞蒂在哲学中的地位

这篇文章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瓦伦斯为悼念梅劳-庞蒂逝世而作的。作者为梅劳-庞蒂吹噓道,“梅劳-庞蒂的思想,和通常发表的恰成对照,绝不合有什么从头开始的暗中摸索,絕不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来和某种先前的理智上的定論作斗爭”。作者认为,虽然胡塞尔在《行为結构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黑格尔在《知觉现象学》中“成为中心”,但是,梅劳-庞蒂不論是对胡塞尔或对黑格尔,“都毫不动搖地保持着自己的立場”。作者詳細地說明了梅劳-庞蒂怎样从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出发,而又离开他們,达到自己的带有經驗主义色彩的主覌唯心主义結局:“整个的存在物都是生根于知觉之中,以知觉当作它的泉源和出发点”。瓦伦斯說,梅劳-庞蒂所談的乃是“一个人性問題,正是这种人性創造了这个唯一可能的世界。人是唯一能够揭示一些东西的存在物,而一切揭示——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这种揭示才得以出现——乃是来源于我們和事物的实际共存状态”。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为梅劳-庞蒂的主覌唯心主义作了許多吹捧和宣揚之后,紧接着就竭力歪曲和攻击馬克思主义哲学。瓦伦斯一方面强調“梅劳-庞蒂和馬克思取得一致的一些論点”,胡說什么“象馬克思一样,梅劳-庞蒂在实在的各个平面上都闡明了并且强調了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发展并确立起来的那些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辯証結构”,认为“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工作之中”,企图以存在主义曲解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瓦伦斯則大力发揮梅劳-庞蒂反对馬克思主义的論点,誣蔑馬克思主义是“荒謬的”,說馬克思指望人民群众自觉地創造自己的历史而达到无阶級的社会“这种希望是会落空的”。     

卡尔·雅斯贝尔斯及其哲学

本文是雅斯貝尔斯的門徒赫尔什为紀念雅斯貝尔斯80誕辰而写的。譯者刪除了他吹噓雅斯貝尔斯“伟大”、“天才”的部分,而只譯出他談到雅斯貝尔斯哲学的三个基本概念——“生存”、“眞理”和“自由”——的部分。作者說,对个人来說,生存就意味着:“利用种种机会来获得知識和了解,来使他自己被了解;利用种种时机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利用种种机会去爱和作斗爭;利用种种可能去工作、去从事創造性的活动;利用种种时机去崇拜;利用每一机会去获得对于可能的生存能提任何希望的自由”。关于眞理,作者說,“眞理是存在的界綫”,“一切有关客体的知識都导向于并力求达到这一眞理的界綫”,只有当我們的对眞理的向往麻痹了的时候,“我們才可能会将这种知識誤认作眞理”。关于自由,作者說,“自由必須不被任何一种制度窒息或减損”,这就是雅斯貝尔斯反对“极权制度”的根由。但是,他維护“形而上学的自由”,因为“人类社会中的沒有权威的自由是会导致自由的自我毁灭的”。     

黑格尔对历史的骑墙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近几年来,資本主义各国的新黑格尔主义日益活跃起来,与其他反动哲学流派一道,猖狂地反对馬克思主义。1962年在西德成立了“国际促进黑格尔硏究联合会”。在1956年設立的“黑格尔协会”(在奧地利)中,也有一部分新黑格尔主义者参加。本刊去年譯載的克罗納的《今日的黑格尔》,反映了現今的新黑格尔主义槪况。一般說来,现今的新黑格尔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新黑格尔主义所有区別,因此这里称它为当代的新黑格尔主义。本刊现在又选擇了下列五篇有关新黑格尔主义的論文:(一)費薩的《黑格尔对历史的騎墙态度》,叙述了黑格尔从青年时期“面向未来”到老年时期“面向过去”的轉变过程,胡說馬克思主义沒有解决黑格尔的历史发展方向問題,认为存在主义也沒有解决这个問題;費薩最后披着黑色的袈裟出現,提出一个“综合”黑格尔、馬克思与克尔凱郭尔的神秘的“意象”——“現代十字架上的理性的蔷薇花”。(二)繆勒的《辯证法与敎育》,一方面从神秘主义的立場出发断言全部物质世界归于“神”,另一方面从存在主义的立場出发主張“人的存在”是全部物质世界的中心,說“人的生存的一切可能性都是在活动的、互为补充的敎育整体中受到培育的”。(三)繆勒的《黑格尔的“正反合”奇談》,不顾客观事实,說黑格尔用“正反合”三段式构造自己的体系这个提法,是馬克思从一个資产阶級哲学家手里“摭拾”来幷加以傳播的一个“最有害的奇談”。(四)西伯格的《精神的发展和自由》,从壟断資产阶级的立場出发,反对劳动人民爭取自由的斗爭,擯棄資产阶級的自由主义,主張个人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服务于反动的国家。(五)阿万(氵曰工)賴的《黑格尔思想中的战爭問題》,否认黑格尔的反动的战爭理論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說黑格尔虽然“贊揚战爭槪念”,但幷“不願意把任何具体战爭现象神圣化”。     

关于在墨西哥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哲学大会的总结

去年九月在墨西哥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哲学大会,会上主要討論了“人的問題”和“我們时代的批判問題”。苏联派出了以費多謝耶夫为首的代表团去出席会議;回国后,費多謝耶夫、米丁和康斯坦丁諾夫分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紹会議情况,吹嘘苏联代表团的“成就”。这里譯出的是其中报道最为詳细的一篇。米丁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就“人的問題”評述了法国基督敎存在主义者G.馬賽尔、西德托馬斯主义者F.林捷連、西班牙哲学家A.M.阿隆索、意大利唯灵論者M.沙克等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同时也闡述了他們自己的观点,宣揚所謂“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其次,作者就“时代批判”問題評述了墨西哥哲学家协会主席、托馬斯主义者F.拉罗依奧、美国哲学家H.施奈德尔、反共主义专家G.維特尔等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同时也鼓吹他們自己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賽的修正主义論点。此外,还报道了在“哲学的人本学”、“哲学史”、“法律哲学和政治”、“美学与艺术哲学”、“文化哲学”、“自然科学和精密科学的哲学”等分組会議上討論的情况。米丁在本文中大肆吹嘘苏联代表团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而資产阶级哲学家則說他們在大会上采取“独断”态度,“胡言謾罵”,“力图排斥‘異己思想’”,“拒絕討論由苏联目前的发展所引起的主要的道德問題”。为了反映資产阶级对他們的評論,特将美国資产阶級哲学家G.L.克萊恩的《第十三届国际哲学大会上的苏联哲学家》一文譯載于后。     

再談心理学底对象与性質

心理学的对象是什么?这个老問題又在我們面前提出来了。在去年教学改革运动中,不少人,特別是青年同学們对于心理学教学中由于教师們底資产阶級立場,观点与方法所造成的錯誤与缺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評,应該說,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后来也引起了     

评M.维雷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宗教》

这本有趣的著作的序言,只簡单的几行,就对我們說明了作者的意图:馬克思主义者并不滿足于否认宗教,而是要了解它。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教徒的存在又怎样解釋呢?……既然宗教是一种錯誤,那么,凭自己的力量去抵抗历史的信仰,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提出这种問題与不相信上帝是一样的。所以馬克思主义的无神論要     

湯一介等著文批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工论”

湯一介、庄印、金春峰在《論“道統”与“治統”》(《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2期)一文中,对于馮友兰提出的“君师分工論”、“治道对抗說”,进行了批評。作者认为,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君”是指統治阶級在政治上的代表,即从事政治經济的人物;而“师”是指统治阶級思想家,即著书立說的人物。大体上从孔子时代起,“君”和“师”就作为封建統治阶級两种密切联系着的代表人物出現。一般地說,他們在共同为本阶級編造各种各样的幻想,为本阶級服务。像董仲舒和汉武帝共同为本阶級編造幻想的事,决不是个别的。汉宣帝的“石渠閣奏議”,汉章帝的“白虎观奏議”,梁武帝之与肖琛,魏太武帝之与寇謙之,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汉武帝的“問策”和董仲舒的“对策”說明他们所考虑的都是其整个阶級利益。像馮友兰所說     

关于教条主义的一些意见

作者在本文开头說,列宁早已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同机会主义和左傾敎条主义这两条陣綫的斗爭中前进的,从而企图反駁我們《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中的一句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就是在战胜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爭中不断前进的”,然后,他給敎条主义下定义說,它不仅是“頑固地保卫旧的过时的观点”,而且还“肆无忌憚地……宣布和規定种种任意的新論点”。接着,他在全文中引申其教条主义定义的第二个含义。在通过一大堆认識論方面的論证之后,他說:“仍有这样一种彻头彻尾的敎条主义,它以主观为依据而不加严肃分析地提出这样一个新的論点,說什么今天的世界上基本矛盾不再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間的矛盾……这就是修正主义敎条主义的典型例子”。接着,他說斯大林的敎条主义最突出之点,乃是任意的革新,因而他分离了辯证法規律与历史的关系,否认否定之否定,无視斗爭中对立的統一等。这种任意的革新亦即修正,在斯大林那里,从哲学上一直发展到政治上,“例如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設时期阶級斗爭不可避免的尖銳化这个論点”。紧接着,作者就歪曲与誣蔑說:“現在如果相信中国共产党領导人,那末連共产主义建設时期也是这样了”。最后,他作結論說:“教条主义不仅表現为厌惡或者无力修正应当修正的东西,……而且还表現为……任意修正毫无实际根据可修正的东西”。     

获得真理与获得智慧的差异

这篇論文旨在辯明一个不幸为人久已忘記的哲学的功用。我是为哲学工作中无所依傍、独抒己見的解釋辯护。坦白說,我的論辯是一个打破偶象崇拜的解釋者的論辯,而不是現象論的經驗主义者的論辯。要为事物和理論作解釋,不能仅仅提出有关它們的、可以由公众证实的知識,还必須宣布它們对你个人独有的特殊的內在意义。当哲学家作为解釋者时,他的解釋是以客观真理为基础的,但他也要重视“存在于他內心的真理”。換句話說,进行解釋的哲学家只有当他在个人的兴趣、灼見及理想的烛照之下能評价、吸取他所知道的东西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