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墨子“尚同”、“尚贤”的政治主张

墨子云：“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以（同已）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引自《墨子》，以下凡引自该书不另加注）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乱，生于无正长。”…     

朱熹的天下理念——以易学诠释为中心

“平均如一”与“各得其分”构成朱熹天下理念的规范性主张。朱熹易学对“称物平施”和“各正性命”的解读,是对天下理念的进一步说明。天下秩序是包含差异性的统一秩序,处于秩序中的万物将复归其本然的理想状态。天下理念承认万物理想状态的差异性,认为个体在实现其理想状态的过程中不应限制他者的实现。天下理念的当代价值在于尊重不同文明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要求自身的实现不应阻碍其他文明的发展。     

论汉儒对帝、王之别的构造

郑玄在注解《礼运》时,将“大同”“小康”分别对应于五帝和三王时代,并明确认为五帝与三王之治存在高下之分,这一说法为汉儒“帝王之德有优劣”观念之表现,其原因与意义都值得深究。一方面,汉儒对帝、王的区分与先秦儒家对天子与王之别的建构一脉相承,可视为汉儒对秦汉以来畸变的“天下”与“天子”观念的重塑;另一方面,汉儒借助对五帝至三王的线性历史叙事,表达对汉帝国的自我定位及其历史使命的思考。     

《管子》中“王、霸”说的战国特征——兼论《管子》并非管仲遗著

《管子》书中有关“王、霸”之说的词语甚多,如“帝、王、霸”联提(《乘马》、《幼官》、《兵法》)、“王、霸”并提(《五辅》、《霸言》、《重今》等)、“王天下”(《形势》)、“争天下”(《霸言》)、“正天下”(《七法》)、“服天下”(《重令》),“制天下”(《事语》),从而“可以为天下王”(《轻重甲》、《戒》),称为“帝王”、“天子”(《枢言》、《五行》、《轻重己》)。如此等等,《管子》全书竟有数十处之多,我们概括称之为“王、霸”说的词语。这么多的“王、霸”,说词语,以科学态度研治《管子》全书,不能不实事求是地探讨其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     

从“天子僭天”到“君天同尊”——何休删削《公羊》发覆

今本《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家驹有"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一句,《周礼·考工记·画缋》郑玄注引,则多了"天子僭天"一语,此当为何休注《公羊传》时所删。何休删削"天子僭天"一语,盖欲与《左传》"崇君父"争胜,并得以构造"君天同尊"之新经义。追踪《公羊》"天子僭天"之旧经义,是以天子为天所囚禁,不得僭越于天。"天子"为爵之一位,有职有责,倘若天子背弃职责,以位足欲,役天下以奉天子,即是"天子僭天"。汉儒明确将诸侯贪、大夫鄙、庶人盗窃之乱象归因于天子僭天,故"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本义,当为"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然自武帝尊崇《公羊》时起,经师已讳言此义,至何休删削,遂致斯义湮灭。后得清儒之力,"天子僭天"一义方重见天日。     

齐桓公主盟及其历史作用试探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时期。周天子虽为“天下宗主”,但已名存实亡。“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诸侯国相互兼并,连年征战,陆续出现大国,打破了王室独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诸侯国间在频繁的战争中举行会盟成了春秋时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相当令人注目的特有现象。     

论中国哲学没有“人类中心论”

目前学界主要依据三类命题判定中国哲学有“人类中心论”:一是“人为天下最灵”,二是“人最为天下贵”,三是“人者天地之心”。“人为天下最灵”的观念出现很早,《尚书·泰誓上》中就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的话。“人最为天下贵”的说法,更为常见。《孝经·圣治章》记孔子之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王制》更明确认定:“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东汉王充则从知识、智慧的角度立论,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论衡·别通》)“人者天地之心”的说法,出现得最频繁。《礼记·礼运》最早提出…     

陈齐六冢的年代与墓主

临淄齐都故城南郊的鼎足山和牛山上,分别有两个一组和四个一组的高大坟墓,被称为“山上之山”。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冢”和“四王冢”。《说文》:“冢,高坟也。”高坟虽然也可以称为“陵”,但那是汉代以来对天子坟墓的专有名称。《水经·渭水注》:“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文选·西征赋》注引《三秦记》曰:“秦名天子冢曰长山,汉     

西王母的源变

西王母事屡见于《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庄子》、《荀子》《穆天子传》及汉魏典籍。在人们的印象中，保留得更多的是《穆天子传》中西王母的形象。穆天子在瑶池大摆宴席，宴请西王母，二人酬答赋诗，互相祝福，惜别依依。无怪陶渊明在《读山海经》里写道：“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观宇宙，不乐复何如？”在这则神话传说里，穆大于为神化的人，西王母为人化的神，我们看到一位雍容和平的西王母的形象。其实，这并非西王母的初型。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自云：“徂彼西山，爱居其野，虎豹为群，放（乌）鹊于处，嘉命不迁，我…     

天下名山僧开多的历史考察——以明末清初云南名山僧开多作典型例证分析

a最近,在网上拜读了同仁以“天下名山僧建多”为题发表的两篇佳作以及一些采其观点的另题文章,一反流行的“天下名山僧占多”之俗说,既有先得吾心之点,同时亦留有很多余地可资继续探讨。故笔者斗胆从史学研究的新角度作新的考察分析,草撰此“续貂”之文,以就教于方家。     

温家宝总理与史晓风先生关于黄宗羲思想的通信

史晓风先生将新版《黄宗羲全集》赠送给温家宝总理,在附信中说:“吾乡浙江余姚先贤黄宗羲先生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一册《明夷》三页);‘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十页);‘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五页)。诚为石破天惊、醒世骇俗之论。阁下就职演说中曾及‘黄氏定律’,黄氏之学术成就,毋庸赘述。本书主编沈善洪、吴光先生,虽未谋面,夙知均为笃学之士;浙江古籍出版社曾出版拙作《恽毓鼎澄斋日记》,以严谨称。故虽未细阅,已能判定其为赏心悦目之书,用敢割爱奉赠。如荷置之书斋,于宵旰勤政之余,浏览赏析,则不独先贤及今之有关诸君额手,仆亦感同身受矣。”     

"得荃忘鱼"、渔父哲学与当代道德"救亡"

明末顾炎武曾把易姓改号称为“亡国”,而把道德沦丧称为“亡天下”;清末严复写《救亡决论》一文,为民族救亡大声疾呼。今天中国虽无“亡国”之忧,却有“亡天下”之虞,“得荃忘鱼”的病象,“渔父哲学”的盛行,厚黑之道的猖獗,使“道德救亡”已成为当前中国最迫切的现实课题,中国不应回避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对待这个问题,只有清理历史传统、改造社会生态才是“道德救亡”的唯一出路。     

论周人“德”观念的繁复性

周人重德，其“德”观念主要运用于政治领域，功能是要维护周的天下能够永久延续下去，因此，“德”观念在周人心目中体现出一种繁复性，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天德、王德、臣德、民德。周人的“德”观念可以视为一个结构系统，而“一个结构可以定义为成分间或基本过程间的一个关系网”（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页）。在这个网络中，各种成分互相制约，而四种“德”又以“王德”为中心，因为“王”（君主）有德就可以得到上天的护佑和臣民的拥戴，周朝就会延续下去，所以天子之德是最重要的。“臣”处于“王”…     

诸子百家与儒道佛三教的社会文化功能

1.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要是儒、道、佛三教,然而儒、道、佛三教这种格局,又渊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统一中国后,天子衰微、诸侯力政的局面改变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于此相适应,中国的思想文化亦出现百家归一统之势.首先是自商鞅变法以来“为秦开帝业”的法家学说当令,“言无二贵,法不两适”,“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秦始皇实践法家的文化专制思想,焚《诗》、《书》,明法令,将统一的秦政和“言无二贵”的法家学说     

程颢程颐的辩证法思想

<正> 理学奠基人二程,在他们的形而上的理学体系中,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值得批判地吸取和正确地阐发。程颐指出:“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待,生生之本也。”(《伊川易传》三)这是程颐对辩证法思想的纲领性的阐述。“天下无不二者”,言“天地间皆有对”(《遗书》十五),即天地间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阴阳”或两种对立势力,说明矛盾的普遍性。“一与二相对待”,是说统一物中的对立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相辅为用的。说明统一与对立的相互关系。“生生之本”,指对立物中的阴阳对立及其交感作用,是生生变化的源泉,说明事物的内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二程对辩证法的主要贡献,阐述如下:     

自任以天下之重

以天下为己任是原始儒家的核心精神 ,孔子给士人规定的大任是“修己以安百姓” ,孟子也说 :“圣之任者 ,……自任以天下之重。”传统的“天下”有其独特的内涵 ,它既有别于“国家” ,亦不指纯粹的空间地理 ,而是与一种大公与民本观念相联系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在这种天下观的影响下 ,腐朽的王朝被一次又一次的推翻。凡是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 ,皆不斤斤计较于个人的鸡虫得失 ,不汲汲于个人的功名富贵 ,他们倡导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观念 ,他们呼唤和恪守社会的公正道义 ,自觉的把个人与国家、天下…     

天下名山僧建多

谢重光先生是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以一位身在佛门之外的学者身份,他认真地分析了到底是“天下名山僧占多”还是“天下名山僧建多”,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娓娓道来、层层深入;将这一“历史冤案”辩得十分清详。特别是他不抱成见、不存偏见,可谓仗义执言! “天下名山僧占多”的不实之词是古已有之,这类论调尚不止此一句。由来已久却并不一定就正确,谢重光先生的论析便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因此,举凡在三教相争之中、在儒教高压之下形成的对佛教的一些扭曲的看法,都有必要一一澄清。澄清的目的在于了解什么是好传统,哪些精神要弘扬光大。“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读了谢先生的文章,会感到“满目青山照眼明”的。     

中庸之道：和谐通达之道

《中庸》作为儒家经典,其思想核心是“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理论主旨在于倡扬和追求方法与本体的圆融、人道与天道的贯通、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彰显的是和谐通达之道.     

略论荀子的法治思想

荀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年甫十五就游学于齐，齐襄王时，“最为老师”，“三为祭酒”，成为稷下学宫著名的学者。战国末期，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长期兼并战争，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趋于形成。他的学说特别是“一天下”、“立君势”、“明礼义”、“起法正”等思想...     

《庄子·天下》篇成文于西汉说质疑

《庄子·天下》篇是一份重要的学术史资料,历代对它讨论颇多,不少问题至今尚未达成共识,确有继续深入探究的必要.最近,李叔华同志在其所撰《〈庄子·天下篇〉的主旨和成书年代新探》(载于《哲学研究》)1995年第5期,以下简称《新探》)一文中,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前人的某些观点,明确提出《庄子·天下》篇“其具体写作时代在西汉文、景之际”,还认为:“《天下篇》首开尊儒之风,并希望用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来统一思想.”综观《新探》全文,所可商榷之处甚多,现只就其关于《庄子·天下》篇成文年代的论述提出质疑,以申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