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葛瑞汉和陈汉生先秦哲学“理性”的考察

运用“理性”概念来诠释先秦哲学的确有助于揭示中国思想的特点,但同时也揭示不同学者对此概念运用的任意性。无论是葛瑞汉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存在理性论辩的宣称,还是陈汉生对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理性”概念的断言,都仅仅从两个不同角度说明西方对“理性”的传统定义并不能完全概括东西方的相应经验。这一解释模式所揭示的,不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而恰恰是西方概念体系的局限。     

古代儒学精神及其发展

从逻辑发展和中西哲学观念比较的角度考察古代儒学,阐明了传统儒学精神的实质和特征。西方哲学把人的主体意识理智化,导致抽象分析的思维方法及哲学精神与宗教精神的对立。儒学则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的存在。因而儒学是人学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统摄理论理性,在对人的整体理解中确立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念、直觉整体思维方式,把宗教建立人存在根据的功能内在地包容于哲学,并提升为哲学精神,这是儒学人学体系的总体特征。儒学体系的逻辑内容主要是“性与天道”。这两个方面在儒释道合流过程中逐步得到明确和澄清,宋明儒学对它作了系统发挥。宋明儒学的理论贡献是:把“气化”观念引入本体论,揭示了道作为道德形上学本体的整体性、创造性、超越性的意义;把气质观念引入人性论,确立了心、性为一的人性整体的概念。     

“人为”与“情理”──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特征初探

西方哲学传统在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鲜明地体现出两个基本特征,这就是重“认知”和扬“理性”。正是从这种“认知理性”精神出发,西方哲学传统对各种哲学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建构起了它自身很有特色的理论体系。自上个世纪末“西学东渐”以来,人们常常以西方哲学传统的这种认知理性精神作为典范模式,考察中国哲学传统的思想内容和精神实质,结果往往使后者的本来面目处于某种扭曲之中。其实,中国哲学传统在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体现出来的是两个与西方哲学传统很为不同的基本特征,这就是重“人为”和杨“清理”。也正是由此出发…     

道德与自然:"形上之道"与"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

在中国传统“形上之道”与西方“Metaphysics（形而上学）”两者都是对超经验的形上事物的研究,但是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可通约的区别：“形而上学”是着眼于从认识论求“真”的角度来研究的关于自然本体论的“知识”,即“自然形而上学”;而中国的“形上之道”更多地表现为求“善”的内心体验式的对道德境界的追求和精神寄托,即“道德形而上学”。产生区别的内在原因是传统西方以“主客两分”为特征的理性传统与传统中国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德性传统的不同。     

"'理性、信仰和宗教'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办,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理性、信仰和宗教’全国学术研讨会”于8月3~6日在贵州贵阳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名代表参加,提交论文及摘要50余篇。这次会议的基调是“对话”,哲学与宗教的、理性与信仰的、多元文化下各宗教之间的对话。1.哲学和宗教的对话作为人类的两大精神体系,哲学和宗教,理性与信仰的对话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信仰寻求理性的理解,理性也从信仰中获得支承。与会者从人类世界图景的角度出发,或以哲学的角度来解读宗教,或对哲学体系中的宗教意义进行阐释。关于德里达…     

以生命的精神价值为中心——方东美论中国哲学的“通性与特点”

方东美认为 ,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家、道家、大乘佛家三派哲学的相互贯通之处 ,既是中国哲学的通性 ,又是中国哲学的特点。笔者分析了方东美的论述 ,并指出 :他关于“旁通统贯论”、“道论”、“人格超升论”的阐述 ,实际上表明了他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的理解 ,表明了他如下的观念 :中国哲学是以人的生命的精神价值为中心的哲学。本文认为 ,方东美的论述作为对于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一种阐释 ,尤其是其中对于中国哲学基本价值取向的理解 ,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     

意识哲学,还是身体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范式的重新认识

在当代西方哲学面临从意识哲学向后意识的身体哲学的理论转型之际,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范式提供了契机。一种对中西传统哲学的深入比较将使我们发现,与传统西方哲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与其说是坚持一种“反思”的取向,不如说是坚持一种“反身”的取向;与其说是具有一种“祛性”的特征,不如说是具有一种“尊性”的特征;与其说是以“还原论”为其原则,不如说是以“系谱学”为其原则。凡此种种,都使中国传统哲学在其理论范式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而非意识性哲学。故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古人不仅坚持“即身而道在”把身体提升到“道”的高度,而且还使该“身道”一以贯之地贯彻在诸如宇宙论、伦理学以及宗教观等中国古代的理论之中,使之成为通向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神的真正的不二法门。     

知“道”,成“道”与行“道”——对《郭店楚墓竹简》儒家“德”论的一种解说

哲学的使命决不仅仅是认识和把握形上之理(所谓知“道”),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形上之理转化为人的内在之性(所谓成“道”),并在此基础上把掌握于人的形上之理对象化于人的实践活动中(所谓行“道”)。因此,知“道”、成“道”、行“道”,是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三个基本环节。但是,并不是所有哲学都能自觉地意识到和处理好这三个环节之间的关系。《郭店楚墓竹简》儒家诸篇对这三个环节的处理和把握,对我们颇具启发意义。《郭店楚墓竹简》儒家的著作分别是《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     

“挺身于世界”的中国古代哲学—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中的身体之喻

张再林先生在其《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中，从身体的视角对中国古代哲学做了一种崭新的阐释。这种阐释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从意识哲学的视角不可能揭示出中国哲学的真正面目；这种阐释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中国古代哲学在宇宙观、宗教观、伦理学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彻底的“身本主义”特质；这种阐释给我们的当代启示，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不是“隐身于世界”而是“挺身于世界”的哲学，其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身道合一”的宝贵思想资源。     

论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特征与现实意义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分析哲学运动被称作“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风潮”。这场运动为哲学研究引入了“高度严格的标准”，它的主要特征在于“与理性精神和科学的结盟，并致力于推翻思辨的形而上学和消除哲学上的神秘性。在方法论上，它是与新的逻辑作为哲学洞见之来源相关联的，并且后来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与主要地和细致地关注语言及其用法相关联...     

胡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拓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谱系的关键之维，近年来受到学界密切关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解读关键理论家的相关思想成果，从而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研究主题以具体规定性，是将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必要环节。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创造性、自主性和继承性三大理论特征。其创造性体现为对“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性区分，对“两个决定论”的创新性解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系统性阐释。胡绳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两种身份”,前者为在中国传播的“一种理论”,属于一个“历史事实”;后者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方案”,属于一个“历史事件”。其中所蕴含的独立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意识、对教条主义束缚的破除、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释，均体现了胡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特征。其继承性体现为这一新知识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五形态论、生产力发展论、社会进步途径、人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深刻理解，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一脉相承，共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认知架构。     

“做中国哲学”中的经典与文明——读赵汀阳先生《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

赵汀阳的《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对当代中西方哲学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并基于“第一哲学”的追求,对“中国哲学”的特征进行阐述。其中,赵汀阳对“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批评,事实上是对两种经典观的批评,指向的是当代的经典研究中的问题。对今天“做中国哲学”而言,经典意识与文明意识非常重要,经典意识意味着回到本源性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经典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基于现实生活经验进行哲学创造的资源。文明意识意味着,在文明立场中保持哲学面向本源问题的普遍主义品质。经典与汉语,构成中国文明的主要形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做哲学”,其表现形式事实上便是“做中国哲学”。     

我们在真正的理解时,可以称什么为哲学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逻辑》中将哲学的学术概念同哲学的世界概念区分开。但是,这两个概念都以相同的方式隶属于哲学:世界概念表示那种必定引起所有人兴趣的事物;而学术概念仅仅对学哲学的学生们的狭小圈子才具有意义。按照学术概念,哲学最终应该是“哲学认识的体系,或者是由概念组成的理性认识的体系”;相反,按照世界概念,哲学则是关于人类理性之最终目的的科学,并由此获得它的“地位”和“绝对价值”。学术概念的哲学旨在建立一个“理性认识的丰富库存”,并使这些认识“在一个总体的观念下”形成体系的关联。这种哲学最终成为得到证明的形而上学。     

科学地认识历史何以可能——《费尔巴哈论》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从两个层面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一是在具体哲学层面,恩格斯剖析了费尔巴哈哲学所具有的思想解放作用及其局限性,阐释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二是在一般哲学层面,恩格斯强调真正推动哲学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日益迅猛的进步,自然科学和大工业的发展不仅终结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进程,同时也造就了历史领域由思辨哲学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何以能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论证,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对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驳“马恩差异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庄子》对“理”的揭示及其所反映的哲学思维嬗变

本文通过析理《庄子》诸篇中“理”字的不同内涵,旨在论证老庄和庄子后学在道论、认识论和修养实践论三个层次上对“智”的不同态度,从而揭示出战国中晚期道家哲学的思维特点和思维嬗变.在道论上,庄子和老子都是可知论者;在认识论上老子“容智”,庄子“弃智”;修养实践论上老庄都主张“弃智”.庄子部分后学在三个层次上都主张绝对“弃智”,认为道是不可知的,比老庄更绝对化;部分后学在三个层次上都“容智”,其中吸收儒家和黄老之学的一部分后学转变为“主智”派,庄学特征已淡化.庄子后学对“理”的关注,表现出战国中晚期理性高扬的时代风貌和道家哲学由神秘主义向理性主义演化的思维运动规律.     

论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价值取向

儒家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门派 ,其内容博大精深 ,影响广泛而久远 ,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可归纳为“内圣外王之道”。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阐释在古代和近代有所不同 ,涉及内修与外用、中学与西学等关系。“内圣外王”作为价值观 ,其本体论依据为天人关系论中的“天道”或“人道”本体论 ,其认识论依据为内在超越思路和“知行合一”观念。     

走出虚无主义的幽谷——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辨异

本文不赞同某些研究者片面地强调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同、相通之处,而闭口不谈两者之间在内在精神上的实质性差异,指出:中国哲学精神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哲学精神,中国哲学传统是一种理性的理想主义传统,此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不安、躁动、无所归依、平面化、虚无、非理性等等,不可同日而语。文章特别深入探讨了它们有关语言与存在之关系的不同认识,指出:尽管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都十分注重语言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但西方哲学自现代而后现代,是不断地走向语言自身,最终把语言上升为本体,凸显语言形式本身的创造性;中国哲学则注重语言与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关系,旨在肯定“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的前提下,寻求一条通过语言而又超越语言的道路,以期最终实现对理想人格和理想境界的追求。作者认为,中国哲学统一了理性与理想、真理与价值的“中道”智慧,将对于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和理想主义的重建产生积极的影响。     

哲学的“霸道”与精神的“分裂”——读尚杰《精神的分裂——与老年德里达对话》

哲学讲的是“大道”:在哲学看来,其他所谓之道只是“小道”,哲学乃是决定其他“小道”的方向与命运的终极至尊之“道”;哲学总是力图将其他各类之道归结于自己的门下,受制于自己——哲学在这一点上看有其独特的“霸气”,更表现为专有的“霸道”。如果说哲学之“道”的精神展开过程就是哲学的内在历史命运的话,那么由哲学之“道”展开的路径,对哲学之“道”的理解、诠释、反叛和重新梳理,进而把握哲学之“道”的精神运行轨道,就成为理解不同境遇下的哲学规定的一个重要维度或视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尚杰先生所著的《精神的分裂——与老年…     

走向伦理精神

在精神哲学意义上,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遭遇三大问题:道德僭越伦理,理性僭越精神,道德理性僭越伦理精神;相应存在三大病症:无伦理,没精神,道德理性泛滥;必须进行三大回归:伦理回归,精神回归,伦理精神回归。三大回归必须探讨三个前沿性课题:在人的精神发展和精神世界中,到底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伦理道德到底期待理性还是期待精神?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到底是"道德理性"形态还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是人类的家园和"安宅",精神是回归家园的达道。伦理与精神既是中国基因和中国传统,也是中国话语,"走向伦理精神"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之路,它期待两个哲学觉悟或哲学革命:由"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意识向"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意识的革命;由只是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意识论"向主体建构的"精神论"的革命;简言之,"伦理"革命,"精神"革命。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植根中国传统、针对现代问题、追求伦理理想和伦理信念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形态,是伦理道德发展的现代中国精神哲学形态。     

“理性”的诞生:重探1920年代梁漱溟的心理观念之转变及其政治意涵

梁漱溟于1920年代中前期发生了一次关键的思想转变:他关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从“本能-理智”转变为“理性-本能-理智”。哲学上的这一转变也紧密联系着梁漱溟在政治思考上的推进:经由这一转变,“理性”、“民族精神”以及乡村建设理论等梁漱溟的核心思考得以最终生成。梁的这一转变来自当时思想论争、时代困局以及自身理论的内部矛盾的催迫;以“理性”为核心的新框架,为一系列难题与矛盾提出了解决方案,也使梁摆脱愁闷、走向乡村。梁的“理性”是一种“主体”哲学,也是一种包含着普遍性色彩的政治伦理——它不但针对“中国民族自救”,更包含着克服西方现代危机、再造未来新文明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