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及医学在福柯权力分析中的作用

身体与医学在福柯权力分析中具有重要的角色作用。身体在福柯权力分析中一方面作为权力的实施对象出现,为权力的刻画提供了可能,反映了权力技术的运行;另一方面又蕴含着反抗权力的可能性,是寻求自由的潜在领域。同时,知识为权力刻画和支配人的身体与生命提供了合理性支撑,而医学作为与身体和生命紧密相关的知识领域,在"知识—权力"分析中承担了作为现代知识典型代表的角色,被福柯用以描述"话语—知识"、"身体—知识"、"知识—权力"的关系,揭示了人的身体及生命如何被纳入到"知识—权力"的领域,并成为规训技术与调节技术的对象。     

从“真实的话语”到“知识”——福柯论古希腊“真理”之转变

福柯认为,公元前6世纪前后,古希腊"真理"的性质和内容发生了变化:"真实的话语"本身不再具有真理性,不再与权力行使相联系,取而代之的是所谓"求知意志"。通过一系列碎片化的历史事件,福柯对"正义-真理的联结"与"知识-权力的断裂"展开分析,并最终指出正是这一双重过程使得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从此被模糊。而这一研究本身亦同时展现和逐步确立了不同于福柯此前考古学研究进路的新的"谱系学"方法论。     

福柯政治历史主义探究

"主体""历史"和"国家"是福柯思想中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论题。福柯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决定了其采取政治历史主义立场。此种政治历史主义不仅实施"区域批判",构建"反科学"和"反历史",以拯救"边缘知识"和"被征服的知识",还依据战争图式来探索历史-政治场域内权力关系的运作,阐发了以布兰维里耶为代表的、不同于以往哲学-法律话语的历史-政治话语,勾勒了西方生命权力形式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近现代演变史,展现了福柯政治历史主义之反普遍主义、反主体主义、反柏拉图主义、反霍布斯主义、反卢梭主义和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理论实质和思想创新。现代性批判的重点主要因福柯的思想工作而从19世纪的经济关系转移到20世纪的权力关系。     

米歇尔·福柯的技术本体论

技术是福柯哲学无法还原的始基,权力—知识、话语实践乃至主体等福柯思想的核心概念都是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之上的,理性话语霸权的核心是控制,权力—知识实施的关键在于技术,在控制与技术的统一中隐藏着现代性的全部奥秘。福柯哲学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在技术中产生和发展,并在新的技术中走向消亡的。     

福柯与《临床医学的诞生》

《临床医学的诞生》是20世纪法国著名学者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主要从空间、语言和死亡三个方面探讨了现代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诞生的可能性条件,兼具历史与批判的性质。它揭示了隐藏在医学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反映了福柯瓦解传统、颠覆理性的新型历史观。     

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关系:辨析与反驳

在1960年代的早期考古学研究之后,福柯引入了"系谱学"概念。国内外学者认为从1970年代开始福柯的研究方法发生了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的重要转变。但是通过考察福柯"考古学"方法的康德来源以及福柯"系谱学"概念的尼采来源,我们可以看到福柯的考古学中包含着系谱学问题,福柯所理解的系谱学中也体现出考古学主旨;通过反思和反驳福柯从结构主义到解释学、从研究知识话语到研究权力实践、从进行批判分析到进行因果分析的这些表面转变,则可进一步表明福柯的考古学与系谱学并不是简单的转向和替代关系,而是补正和深化关系。     

“关心自己”的主体——福柯晚期伦理思想及其女性主义应用

通过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重要伦理思想——"关心自己",福柯提炼出一条与现代主体形成模式完全异质的主体化模式。在其中,个体能够通过改变自身,获得关于与其所生活世界之关系的"精神性知识",并根据这种"知识"进行开放式的修身实践。同时福柯结合现代人的境遇,提出现代个体能够通过持续批判自身与由知识—权力机制组成的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属于现代人的修身实践。当代女性主义充分吸取福柯晚期伦理思想,提出性别研究也应积极地回到女性经验构成的历史中,持续批判女性与男权权力机制之间的关系,并藉此塑造基于女性现代体验的开放的修身实践。     

“人之死”——《词与物》的主旨及其哲学意蕴

"后现代"并非福柯的语汇。批判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主体哲学,是发生于19世纪中叶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福柯在《词与物》中通过"人文科学考古学"预告的"人之死"更是把批判的对象延伸至胡塞尔、萨特的现代主体哲学。无论是先验主体哲学,还是经验主体哲学,只要始于意识并把"人"作为研究对象,都是福柯话语考古学所要加以拒斥的。"人之生死"是"人文科学考古学"所揭示的既作为客体又作为主体的"人"主要在19世纪科学话语中所经历的命运。现代知识型之后并无后现代知识型。通过阐发福柯"人之死"在主体观、历史观、方法论和哲学观四个方面的哲学意蕴,本文坚持一个观点:《词与物》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著作。     

凝视的智慧:福柯对临床医学的哲学诠释

在福柯看来,医生的任何行为包括观察和诊疗,都会受到因时代变迁、社会变化而革新的知识结构的制约。凝视伴随着不同时代知识类型的变化,历经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大革命时代的医学梦想,国家权力对医学的监控,社会的变革催生了现代临床医学的话语,使凝视成为了"他者结构的功能",同时,也使现代医学的凝视迥异于古典医学的观察。临床医学的凝视是智慧之爱与智慧之思的交融,既有科学的情结,又有哲学的玄思。临床医学将所有社会成员作为凝视的对象,实现了国家权力对身体与生命的管治。     

主权权力的悬置和复归——论福柯和阿甘本对霍布斯“利维坦”概念的分析

福柯的主权权力学说是晚期福柯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发展了福柯的主权权力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和他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牲人(Homo Sacer)联系在一起。福柯通过对霍布斯《利维坦》的解读,指出了霍布斯主权学说中主权权力作为一种代表权力和作为一种战争权力之间的张力。在具体历史进程中,作为战争权力的主权权力悬置了主权的代表功能。主权者以种族战争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为借口,将种族斗争话语转化为了一种种族纯洁话语,而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话语就滥觞于此。阿甘本却认为,恰恰是主权权力的战争功能实现了主权权力的代表功能,主权者以保护全体公民的生命权为借口,剥夺一部分公民的生命权,使之成为牲人,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彰显自己的正当性。     

生态哲学研究的一个向度——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

河流生命一词,多见于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拟人化手法比喻河流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与"陈旧的,僵死的"相对.河流生命作为科学概念,即生态系统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提出,既来源于全球河流生态危机胁迫产生的河流危机意识,[1]也直接来源于我国黄河管理过程中构建河流生命伦理实践的迫切需要.[2]河流生命有其自然与文化两种存在方式,本文旨在探讨河流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重点对其出发点、立论基础和评价标准做出阐释.     

《淮南子》的学习心理思想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淮南王刘安编著。唐刘知几说：“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其广博的内容中蕴含有颇为丰富的学习心理思想。本文即拟对此作一探讨。     

逻辑哲学研究的新标识--《逻辑哲学九章》述评

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逻辑产生以来,逻辑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可说是方兴未艾。与之相伴的是逻辑哲学研究也在 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开展得如火如荼。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我国学术界自 20世纪 30年代始,在金岳霖、牟宗三、沈有鼎等先生的努力下,逻辑哲学研究逐步得到展开,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后,在一大批逻辑学者的努力下,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逐渐形成繁荣之势。王路、李小五、张清宇、张家龙和邹崇理等合力完成的《逻辑哲学九章》(张清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以下简称《九章》)则将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     

关于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若干问题的评估意见

2004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医患关系-医疗诉讼-医患维权”的学术研讨会,就这个《评估意见》进行了讨论,现在发表的是依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的文本。我们认为,建立医患之间的诚信关系,正确处理和协调当前医患间的一些纠纷,在如下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是有意义的。     

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价值相对主义的理论失误和实践危害,使大多数价值哲学论者都力图克服之。新康德主义的形式先验主义的思路,舍勒的实质先验主义的思路,布伦坦诺的经验直觉主义的思路,培里的现代经验主义的思路,都是克服价值相对主义的不同尝试,都有其合理因素。但由于它们各自理论的缺陷,使之难以真正克服价值相对主义。我们认为,以实践为基点去理解价值的本质,应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说明价值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才能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tional mechanism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rats. In two experiments,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s were trained in which selections of one lever in one external stimulus and a second lever in another external stimulus were reinforced with food.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scrimination was acquired more rapidly when one choice was reinforc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food pellets and the other with a smaller number of pellets than when other configurations of reinforcement magnitude were provided.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reversal of a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 was found to be facilitated by prior exposure of the animals to the revers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ternal stimuli and magnitudes of reinforcement. Thes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predictions from a stimulus or associative view of anticipatory processe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