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子兵法》蕴涵的精英战略思维

孙子是战略研究的鼻祖。孙子关注精英在政治、军事领域中的活动。《孙子兵法》蕴涵了独具特色的精英战略思维。孙子精英战略思维的主体主要有九个可操作性策略构成；第一，误导敌之精英决策层；第二，拉拢和控制敌之精英；第三，腐蚀敌之精英；第四，疲扰敌之精英；第五，离间敌之精英；第六，争夺敌之精英；第七，妖魔化敌之精英；第八，破坏敌之精英心理；第九，敌之精英逆我者亡。孙子的精英战略思维可以创造一种优良的战略态势。     

民本与人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

学界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释义渐有趋同之势，但仍有分歧。实际上，“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当作“知晓”解，不宜破读。此“知”字之意涵和《墨子·经上》对“知”的定义相同，在与“民可使由之”相对立的语境中，“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含有采取强力手段或空洞说教使人知晓的含义。“民可使由之”句肯定了民智足以知“道”、人性之向善，“不可使知之”句若含有“民愚”之义，则与之矛盾。因此，此章反映了孔子基于民智与人性的深刻治国思想，与孔子的民本思想一以贯之，既无“民愚”背景，也无“愚民”思想。     

独留情义落江湖

近日重读李元松之著作《现代人如何学禅》，曾经熟悉之文字重现眼前，亦勾起对李元松老师无尽之怀念。 禅宗自达摩初祖传布东土，经历代祖师之弘传，兴盛于唐宋年间，祖师辈出，五叶流芳，后经千年之流变，虽影响至巨，然至清末已是徒具形式!而禅宗对于佛教之地位正如太虚大师所言：     

永怀感恩心

四年前偶然结识了《思维与智慧》，便再也无法割舍，对她总蒙绕于心牵挂难舍。每新购一本在手，总是如获至宝，以虔诚之心，细品每篇佳作，感恩每位作者倾心之作，可谓：思之深，思之透，悟之彻。她总给人以彻底的顿悟，让己如同涅檠，心里印记了太多的作者名字：     

《易经》之知识论

《易经》之求知，乃以实际之事务为基准，最富科学之肯定精神。故知识论实为《易经》精神之所在，盖以理智代迷信之为用，必有相当知识为基础，而后足以解决事物之疑难。《易经》之基本目的，在于深切认识事物真谛，以作言行之依据。故《系辞》曰：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彰往察来”乃推知之方法，“显微阐幽”乃知识之作用。吾人运用其知识，则天下之志可通，天下之业可定，天下之疑可决，其重视知识有如此者。《说卦》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昔者圣人之作《易…     

论“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吴飞商榷

“天地之心”是《礼记》与《周易》中的一个概念。唐文明在近期的一系列论文中证明，天地之“心”是一个最高的主宰者，能够创生天地。吴飞反驳了唐文明的观点。回到经典中，详细考察经典中的“天地之心”,可以发现，在气论的背景中，天地之心是指人在天地之中的地位，即人得天地之气最清，所以贵于万物。在传统思想中，圣人德合天地，圣人之“心”,便是“天地之心”的体现。同时，圣人制作六经，使人贵于万物，而又敬畏天道，合于自然。在中国文明史上，正是因为“六经”的尊崇地位，中国文明始终在不断重新理解自然，并且在不断保持一种超越自然与回归自然的张力中前进。     

借力现代科技的审美教育——人性回归之路的可能性

在社会失衡、人性失范等重重社会问题凸显的今天，既有政治制度的寻求解决，亦有信仰观念的解决之路探索，更甚有法治的解决不断完善，纵观所有解决之径，却不见对于人性的拯救。人性之所失，乃社会之祸。唯有先正人性，后才有社会之清明。美是世间之永恒，审美更是人性之使然，提升审美，对于提升个体人生观、价值观有重要作用，正确的借力美的力量，能够在当今科技发达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人本主义在抗震中张扬

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造成数万人罹难，数十万人受伤，一场国难，让山河为之呜咽，草木为之哭泣，举国为之悲痛，世界为之震惊。在抗击这场天灾中，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用生命至上、人性至尊，向人类递交了一份答卷。     

铭言如镜照人生

人生，也是一种风景，入得其境，方能领略那无限的风光。明人吕坤《呻吟语》有一段写照：“泰山乔岳之身，海阔天空之腹，和风甘雨之色，日照月临之民旋乾转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临深履薄之心，玉洁冰清之骨”人生至境，真可叹为现止。八面风光，构筑起一个大写的“人”...     

青的颜色

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与色彩有了许多的接触。了不得，原来色彩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其渊源之深，学问之厚，原理之奥妙，真不是只言片语可以尽传的!     

伊斯兰六书（续二）

伊斯兰六书（续二）达浦生著第三章伊斯兰教训第一节伊斯兰教训两大纲领教育与教训，抑有别乎？欲知此两名词之别，必先知其两定义──教育者，助人类之发达，以适于世界进化之一种作用也。教训者，变化人类气质，使之趋于合理途径之教诲也。教育是侧重人类之智能，教训是...     

读船山先生《周易大象解》

船山先生认为，《周易》有两方面的学问，一是占筮之学，一是如《大象》的纯乎象理之学。占筮之学是知天以俟命而立命之学，即若能理解其中包含的阴阳消长“天化物情之变”的天道原理，对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象理之学是以提高人的德智修养为直接目的的尽人事而求合乎天德之学。两种易学途径有别，然实亦殊途同归。于两者之中先生推《大象》之学为圣人之学，是以象理之学为学易主要途径。象理之学的目的是达到主客观的统一，方法是体悟易道而达到“反诸诚之通”的境界。宋明以来的思想大师皆以易学为教，并皆发挥复明良知之义，是皆以易学为德性修养之学，皆以人的理性自觉为道德修养成功之关键。     

佛教信仰介绍──地藏菩萨

地藏，梵名ksiti—garbha，音译作乞叉底苗婆。地，住处之义；藏，含藏之义。因“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故名地藏。另有地藏为伏藏（埋藏在地中之宝藏）之义；以地中之伏藏喻显“如来藏”。另由于地藏菩萨愿力特别深广，所以又称大愿地藏。地藏菩萨曾受释尊之咐嘱，于释尊圆寂后至弥勒菩萨成道间之无佛时代，自誓度尽六道众生后，始愿成佛。其实，据佛经载，地藏菩萨久远劫前，早已证人十地果位，但为教化众生，仍在声闻、辟支佛地，而不愿成佛。捍《大方广十轮经》卷一序品·占察善恶业报经卷上载，地藏菩萨由过去之…     

传经与传道：孔庙从祀制度与经学变迁——以董仲舒从祀孔庙为例

孔庙从祀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政教制度之一。这一制度起源于周代四学之释奠礼。孔庙从祀自东汉明帝发端，以七十二弟子从祀孔子，可谓传经与传道的合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尊孔揖颜，以颜回配享，开始重视传道之儒。唐代孔庙从祀正式制度化，并确立“传经之儒”的主导地位。自北宋开始，“传经之儒”地位逐步动摇，传道之儒兴起，而至南宋理宗起，孔庙从祀逐渐以传道之儒为主。元代确立朱子之极高历史地位，科举考试亦以朱子理学思想为准绳，重视传道之儒。董仲舒于元代从祀孔庙，固然与时儒的鼎力推荐相关，而与朱子理学宰制有元学术支配权关系尤为密切。董仲舒于明洪武年间复祀孔庙，包括后来嘉靖改制，贬抑汉代传经之儒，而董仲舒未受影响，以及其位次于清代有进一步提升，皆与明清二代重视传道之儒密切相关。     

佛言祖语

来此施主及徒众，汝等决心学佛耶？深山生起净信耶？若欲信心不退转，应思此歌之权教，心自思维深忆念。我今引用外境喻，宣解诸法无常义：金色绘画之佛像，碧绿如玉之鲜花，高谷汹涌之涧流，谷底稻田之米实，长匹丝织之锦缎，贵重价昂之珠宝，初三上弦之新月，心所厚爱之幼子，以此八喻说无常。昔日无人做此说，故应细听善思维，否则不能解其义。金色佛像终消裉，此即无常之表征，诸法幼儿不可持，念此心自向佛法！绿色鲜花似碧玉，终被寒霜冻折死，此即无常幻化征，念此心向佛法！高谷流涧浪汹涌，流至平原缓无力，此即无常幻化征，念此心…     

菩萨顶碑文

菩萨顶碑文弘历盖闻青鸳建刹，须弥垂兰若之规。白马驮《经》洛下，记伽蓝之始。演龙华于印度，轮转峰台。广象教于阎浮，灯传鹄苑。矧擅神皋之名胜，尤瞻佛地之崇严。五台菩萨顶者，叶斗标灵，阳结秀。王舍城之宫阙，白玉为阶。给孤独之园林，黄金布地。溯化城之初启，...     

三王四事与周公集大成——《孟子·离娄下》第20章的道统论解读

《孟子·离娄下》第20章具有厚重的道统论内涵。从具体内容看，前四句言说禹、汤、文王、武王，后两句言说周公；从思辨环节看，各句分别呈现禹的好恶之辨、汤的操纵之辨、文王的缓急之辨、武王的亲疏之辨、周公的兼施之辨与思行之辨；从核心观点看，“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四事”指禹、汤、文王、武王的事业，入出之辨妙于一盛之辨，周公在孔子之前可谓集大成；从基本精神看，此章与前一章、后二章均为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篇什，并与一般所说揭橥道统论先声的《孟子》末章一脉相承。     

伊斯兰六书（续一）

伊斯兰六书（续一）达浦生著第二节伊斯兰盛衰与教育之关系夫宗教之盛衰，全在教胞之强弱，而教胞之强弱，端赖教育与文化水准之高低。昔阿拉伯半岛人民，于伊斯兰未降临之前，是半开化之民族，能读书写字者，寥若晨星。迨穆罕默德圣人，于伊历纪元前十有三年（公元６０９...     

净业三福融圣道 了他即自享佛果——略述净宗信愿行之四

净宗念佛法门，由弥陀愿力、名号法力与行人自功德力之因缘和合，显现临终弥陀圣众接引之盛况，诚为不可思议之妙因妙果。他力果觉，胜异方便，迥异自力修因证果之通途法门。然净宗亦与通途法门相资互成。释尊一代时教，其行法略分五宗，即律、教、禅、密、净。律者佛身，教者佛语，禅者佛心，密者以陀罗尼加持身口意三密相应。律为教禅密净之基址，不持戒律，则教禅密净之真益不得；如修摩天大厦，地基不坚固，则未成即坏。净为律教禅密之归宿，不念佛求生西方，则律教禅密，皆难究竟。是故《华严经》中，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尚复以十大愿…     

朱子设教思想在士庶中的一贯性——以义利之辨为角度

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