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青陈庄出土引簋中“俘吕兵”为“俘莒兵”说

高青陈庄遗址中的引簋意义重大,其中“俘吕兵”一语,本文认为是“俘莒兵”,即俘获莒国的“兵”.在此理解是,本文讨论了引簋对于认识西周时期周人在东方的封建殖民情形及齐人向鲁东南地区扩张的意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评估——以江苏省海安县为例

阐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本制度规定,包括资金来源、办理程序、就诊规定、补偿办法、组织机构以及基金监督,并在制度的框架内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行了评析,通过对152名农民的问卷调查,了解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本评价,对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吸引和排斥因素进行分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评估——以江苏省海安县为例

阐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本制度规定,包括资金来源、办理程序、就诊规定、补偿办法、组织机构以及基金监督,并在制度的框架内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行了评析,通过对152名农民的问卷调查,了解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本评价,对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吸引和排斥因素进行分析.     

曲城齐仲簋与“丁公伐曲城”——兼说铜资源与齐国强弱的因果关系

山东招远曲城遗址出土的齐仲簋,是姜齐太公之子丁公吕伋作器。齐仲簋的年代应属周昭王时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西周齐国铜器。《晏子春秋》有"丁公伐曲城"的记载。齐仲簋在招远曲城出土,与齐丁公伐曲城有关。《晏子春秋》的记载多属寓言故事,学界一般并不作为史料引用。曲城出土丁公所作的齐仲簋与《晏子春秋》的"丁公伐曲城"的记载暗合,证明《晏子春秋》一书并非都是向壁虚造,也应折射出一定的史影。包括齐仲簋在内的西周齐国铜器,既少又小,与宋代临淄出土的大气磅礴具有四五百字铭文的叔夷钟、镈,无疑有着天壤之别。主要原因是由于西周齐国铜资源匮乏。临朐泉头村春秋墓的发现证实临朐嵩山七宝山是齐国拥有最早的铜原料产地,为齐桓公称霸奠定了物质基础。战国时代齐国灭莒并占领莱芜,又把这两大铜产地揽入怀中,为战国时代齐国称"雄",甚或一度称"帝",奠定了物质基础。     

初论神学院校管理理念和制度建设

神学院校的管理模式应是制度化、法律化与灵性化、道德化、人性化的有机结合。在遵循与一般大学相同的管理规律的同时,神学院校要以神学理念为基础形成相应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在校长领导下,教务长要组织管理教学工作,领导班主任工作,负责教务管理工作等,使得教书育人相结合,在灵、德、智、体、群等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要牢固树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加强师资的培养,加强神学学术研究,对学籍、课程及课外活动管理要科学化和规范化,推进神学思想建设。还要加强行政和后勤管理,探索后勤社会化,将圣经中的管理理念与现代化管理理论和方法相结合;加强制度建设,并运用监督和评估机制促进神学院校的管理,使教学、行政、后勤几方面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制度是如何封闭的?--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运行为例

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给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社会保障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与制度文本发生偏离这一社会事实本身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更重要的,乃是以此为个案,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揭示出造成这种偏差的结构性原因之一:制度的封闭。“制度的封闭”指的是,由于针对特定群体的特定制度的设计者与目标群体之间的空间里产生出种种阻碍因素,从而使得制度的目标群体无法实现有效的制度参与并最终被抛出这个制度的运作过程之外;这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制度的执行路径”上的各个代理人对制度的细化、重新阐释和变通,部分在于代理人的缺席和沟通的封锁,但更重要的,却是因为制度的封闭本身乃是更为宏大意义上的“封闭的社会”在机制上的具体体现和逻辑上的必然衍生。无论是制度执行的代理人还是制度的目标群体,只有共同致力于建设一种“开放的社会”,才能够开通出一条人人受益的权利之路。     

告子人性论思想新思考——以卢梭人性论思想为参照

人性论的研究有两条进路,一是从自然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另一是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孟子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而告子属于前者。从自然的层面研究人性并不意味着肤浅。例如,虽然告子的人性论思想往往被理解为材质之性,但实际上告子的人性论思想远不仅此,告子的人性论思想是复杂且深刻的。通过阅读卢梭对于人性的理解,我们发现卢梭与告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卢梭的人性论思想为参照来理解告子的人性论思想,不仅可以加深对告子思想的理解,同时,卢梭的一些观点也是对告子思想的一种解释或者补充。     

历史上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组织制度与社会组织制度之互动——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为例

南传上座部佛教自传入中国云南境内后,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体系,有着不同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乃至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地方性"特征。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组织制度与傣族社会组织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托的,通过神圣化的仪式和突出等级职责的宗教行为,为世俗社会组织和制度提供着神圣的合法性与政治认同,而世俗社会的组织制度则从政治法律支持、经济支持、信仰支持等方面来维系和扩大佛教的发展。     

以西释中,还是以西化中?——以康德自律道德哲学为参照

康德道德哲学被称为自律道德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律道德哲学通过理性意志自我立法的学说,对道德哲学的几个关键问题:道德的基础、道德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道德义务的绝对性、道德行动的动力等作出了系统而有创意的回答。然而,康德自律的道德哲学并非凭空提出,而是要回答近代西方道德哲学所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现代中国的某些学者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将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也说成是康德意义的自律道德哲学,这种以西释中的结论忽视了中国古代哲学特殊的问题语境和切问思路。本文在梳理了康德自律学说的基本原理和立场之后,将儒家哲学与之比较对照,证明将传统中国哲学说成是康德式的自律道德哲学是郢书燕说,不能成立的。以西方现代性哲学来包装中国传统哲学,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有创见和有普遍意义的贡献被遮蔽和歪曲。     

中原地域文化影响下历史街区建筑景观保护——以洛阳市老城区为例

历史街区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性的民居建筑形态和景观面貌,其建筑特征和形态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色彩和韵味。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历史街区的传统文化痕迹逐渐被弱化。中原地域文化对民居建筑景观的影响和价值有着深远的研究意义,能够推动城市地域文化历史的延续与保护,促进当地经济不断发展。     

论韦伯的中国研究——以文化论与制度论的统一为视角

韦伯对中国进行过系统研究,在近代西方思想家中殊为难得。其中国研究是在文明比较视野中的理念型探索,根本特点是坚持文化论和制度论的统一,这种视角成为了各大文明比较研究的典范。韦伯从制度论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传统主义特征,但他认为,文化论角度的儒家和道家才是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韦伯的论证构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理解系统,但并非无懈可击。今天,从文化论与制度论统一的视角来回顾、反思韦伯的中国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生命权视域的农民工职业健康权制度伦理构建——以云南水富县农民工为例

农民工作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受职业病危害最严重的群体,其职业健康权益的维护应引起高度关注。从生命权的视角分析职业健康权的主要内容。以水富县农民工为例,揭示农民工在无害的作业环境中劳动目标无法全面实现,以及在患职业病后难以获得及时的医疗救治。在对影响农民工维护职业健康权的主要因素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提出在政治高度和战略高度确保社会权利平等实现,赋权于民,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完善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加强职业健康维护监管,最终实现农民工职业健康维权常态化目标。     

触觉与空间——以心灵哲学为参照的一种现象学进路

触觉与空间在心灵哲学和现象学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议题.关于二者的关系问题,可以分成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一是触觉是否具有空间性的问题,这在心灵哲学中形成了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内在主义认为触觉是纯粹内在的心灵状态,外在主义声称触觉在物理性身体上有一个空间位置;二是对空间的触感知问题,这在心灵哲学中形成了表征主义与反...     

儒家的不朽观及其限度——以基督教的永生观为参照

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是人这个有限存在者不得不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儒耶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备具特色的表达,在儒家可谓现世不朽的追求,即通过功德言的历史性影响进入历史记忆,借助血脉相传构成子孙万代的生命延续,和宇宙万物一体实现天人合一的无限境界。这一不朽观具有道德人文性、自然人伦性、审美存在性,其根本特质在于非个体性和历史此在性,包含着儒家思想的卓越和限度。在基督教可称作天国永生的盼望,它既是立足于个体的,也是超越现世的,但要通过信仰的途径,在儒家经验理性之外提供了一条可资参考的支援路径。     

山东老字号企业继承与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以扶兴和笔庄和万成公食品厂为例

一、研究背景 老字号品牌是我国商业文化中的宝贵财富。老字号品牌都是具有独特工艺和经营特色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它们取得了社会广泛认同。在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洋品牌的强大攻势下,中华老字号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一部分老字号仍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宛如老树发新枝;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老字号却在竞争中节节败退。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遇见主——纪念母校山东神学院建院20周年

悠悠岁月,我们在其中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有谁会全部的将它们留在记忆之中.     

论程颐“以公言仁”的政治向度——以王安石公义政治观为参照

程颐通过“以公言仁”将“仁”与“公”直接关联起来,以“仁公”取代“义公”,以“仁”摄“义”,取消“义”对“仁”的支配性。这重建了“仁”尤其是“亲亲”之公共性和根本性,改变了旧有公私话语中公义的主导地位。这也决定了其家国论的构建不同于王安石的公义政治观：第一,家而非国才是共同体秩序得以生发的根本,是以组织家国之法在于以宗法联合万家,而治国之方则是修德而后“由身及家而治”;第二,国家干预私家之行为必须以维护家庭人伦和谐为目的才具有合法性;第三,在处理家国冲突时,要兼顾忠孝恩义,并以门内人伦为重。     

学校社会工作:从项目试点到制度建设——以四川希望学校社会工作实践为例

内容提要希望学校社会工作在三年项目制服务的基础上,已经具备了向制度转化的条件和时机.但是学校社会工作的制度建设,首先要解决好理念、组织和规程三个方面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理念方面的问题是:在与学校教育制度衔接时,到底是维护还是变革现行教育体制的缺陷；组织方面的问题是:学校社会工作的岗位设置,到底是在学校内部设岗还是由外部机构派驻；规程方面的问题是:对于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专业方法,到底是因循照搬还是结合本土文化进行创新.文章结合四川灾后重建的经验对于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     

制度创新的社会现实制约--以农业灌溉用水管理为例

我国的社会经济转型以自上而下推进的制度创新为特色。这是一种快速、有效的社会变革方式 ,却又伴随着特有的问题 :忽视了来自社会现实的制约与障碍 ,容易导致新制度的扭曲或失败。本文以中国农村水资源与水利设施领域内的管理制度改革为例分析了导致制度扭曲与失败的可能因素 ,它们是社会传统文化、既存的社会利益结构、社会变化的规律等。文中针对于此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