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有鼎研究先秦名辩学的原则和方法

沈有鼎先生（1908－1989）从3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晚周辩学，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没有停止在这个领域里的探索。他出版了《墨经的逻辑学》，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墨经》、《公孙龙子》和古代辩者的论文，还多次为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讲授先秦名辩思想的课程。沈先生在先秦名辩学研究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推动了这个领域研究的进步。进入90年代，我国学术界开始回顾本世纪以来的中国逻辑史研究，特别是反思百年来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的得与失。在此，探讨沈先生研究先秦名辩学所遵循的原则和所运用的方法，也许是有意义的。沈先生引…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新探索——评介1988年南开大学逻辑学专业的几篇学位论文

1988年南开大学哲学系逻辑学专业研究生提交的学位论文中,有五篇论述了中国逻辑史的内容。这五篇论文是:傅永庆的《先秦语言逻辑》(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温公颐教授)、李卒的《中国逻辑史中的谬误理论》、杨哲昆的《公孙龙子名辩思想与名辩方法分析》、赵继伦的《论<墨辩>的逻辑类型》、颜华东的《论王充关于论证的逻辑思想》(后四篇均为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崔清田副教授)。这五篇论文经国内同行专家的审阅鉴定,以及由李先焜教授和蔡伯铭教授分别担任主席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持下的认真答辩,被认为在中国逻辑史     

《弘明集》推类思想探析

南朝梁僧祐编撰的《弘明集》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护法弘教的文献汇编,收录了东汉至南朝齐、梁五百余年间阐明佛法的各种护法论集57篇,在其“弘道明教”的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其中既有对先秦以来推类方法工作机制及功用性的认识,也有类似于先秦惠施有关推类的界定以及对于“譬”的方法论效用的的认识。不仅于此,在整部《弘明集》中对先秦以来的推类方法的认识和运用比比皆是。而在同时期的佛教文学作品《百喻经》中,也能处处看到庄子式的寓言说理的结构式和墨子式的因果性类事理联结词。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几百年间,它们所辑录的东汉至南朝齐、梁的各种护法论以及以寓言譬喻大乘佛法,无一不是在自然选择着传统政治伦理传播活动中的“谈辩–用辩”方法,表达着对先秦以来传统推类思想及方法的传承。对《弘明集》以及《百喻经》的推类思想及方法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在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宏观定位研究与微观个案分析互动融贯的基础上,继续发掘、扩展更多的文献史料;同时也可以为当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传统逻辑课程的教学讲授,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案例素材。     

名学、辩学与逻辑

中国古代有名、辩研究之实,而无“名学”、“辩学”之称。自我国近代学者开创以西方传统逻辑参证中国固有名、辩的研究模式后,“名辩”遂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实际上,所谓的“名辩逻辑”是从来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从一些研究者所勾勒的“名辩逻辑”体系来看,其所描画的概念论、命题论、推理论等主要内容,都不是真正的类似于西方传统逻辑那样的逻辑理论,“名辩逻辑”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创立,主要得益于古希腊数学方法的借鉴,古希腊的语言学研究也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提供了有益、有力的支持。而在中国古代并不具备创立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样的条件。中国古代的科学基本上停留在经验领域,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科学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的几何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字几何,缺乏严格推理的手段。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语言的特点,也不利于逻辑科学的建立。然而,否定“名辩逻辑”的存在,并不等于否定“名辩”的理论研究价值。中国古代的“名”是指事物的名称,名学是中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名实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事物名称的思想理论。中国古代的“辩”即论辩,辩学是中国古代以辩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论辩原则和论辩方法为核心内容的论辩理论。名学不是辩学,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是不能相互替代、也是不能相互包容的。在中国古代,不存在既非名学、亦非辩学的“名辩学”。     

试论先秦儒家对逻辑正名理论的发展和贡献

文章以整个先秦名辩逻辑的发展为背景,比较具体地探讨了先秦儒家在名辩思想特别在正名方面提出的理论见解及其贡献,并分析了先秦儒家未能在正名和名辩方面全面继承、发展名家和墨家逻辑思想成果的缘由。文章认为,孔子是儒家正名思想的开拓者,他最先揭示了名实必须一致的正名原则,突出了“思”的作用,提出了“举一反三”、“能近取譬”等推类方法。孟子也承认自己“好辩”,但又对名辩采取否定态度,因而很少有所建树。荀子是儒家正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正名思想,而且在某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名家和墨家的正名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正名逻辑体系。其中尤以“制名之枢要”最具有创见的理论价值。文章最后指出,先秦儒家虽然为开拓我国古代的正名逻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终因坚持排斥名墨的错误立场,未能对名家和墨家在名辩学说上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作出全面的继承,特别在命题和推理形式方面显得极为薄弱和不足,未能使先秦的名辩学说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中国逻辑史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

中国逻辑史于1988年7月中旬在四川成都召开了第5次学术讨论会。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端、中国逻辑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如何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及如何改善中国逻辑史的教学和普及工作等问题。关于中国逻辑思想的发端问题在已经或即将出版的中国逻辑史著作中,不少作者把邓析列为先秦名辩逻辑的开拓者。会上则有人提出,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应以《易经》为开端。因为,(1)《易经》是一部思维工具书,是一个符号系统,有一系列推演规则,而且     

中国式数理逻辑象数推知法研究

《周易》是我国古代一部以阴阳八卦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的重要著作,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是我国创立象数推演逻辑的重要著作。西汉杨雄和宋代邵雍都曾对《周易》的象数推演法作了一定的研究和发挥。但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注重于《周易》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对于《周易》及后来扬雄、邵雍的象数推演逻辑却很少作认真的探讨。1983年11月,中国逻辑史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上,温公颐先生和陈正英同志分别写出了《扬雄的数的演绎逻辑》和《试论邵雍的象数推演逻辑》,第一次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古代的象数推演法,陈正英提出了“象数推知法是古老的中国式的数理逻辑”的重要论点。     

闻一多的《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

在20世纪《周易》历史学研究领域,闻一多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周易义证类纂》、《周易杂记》是关于《周易》的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周易新论》是为《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做时代背景、理论方法上的准备;《周易字谱》、《周易分韵引得》是关于《周易》用字的分韵长编,是为《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做文字音韵训诂语义解释方面的资料准备。闻一多的《周易》研究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史料学基本体系和内容。同时,由于他综合运用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追求文献史料的真实性,对《周易》符号学、《周易》解释学、《周易》语义学和《周易》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台湾易学著作与易学家

1.高仲华精通易学高明,字仲华,江苏高邮人,历主师大政大国文研究所,著作满家,于易有《连山归藏考》、《易图书学溯原》、《读易随笔》、《易学史》上篇、《五十年来之易学》、《周易研究》、《孔子的易教及易象探原》,其论易则博综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随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国以来之易字。皆探其赜而研其精,蕴百家之精义,述一己之所得,以易为推天道以明人事之书。故象数义理不可偏废,据象数于易之本经本传,而务求归本于人事之日用,以指明内圣外王之道为极归。其学易之方,以为宜自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之《周易注疏》李鼎祚之《周易集解》及程子《易传》三书读起。 2.林尹以为“易道初生源于阴阳终于开物成务”     

《周易》阴阳观与和合文化论析

《周易》阴阳观与和合文化之间的关联应该得到系统揭示。《周易》阴阳观由阴阳交易观、阴阳分判观和尊阳抑阴观三部分有机构成,和合文化的特点可概括为同一性、差异性和主导性。《周易》阴阳交易观与"和合文化"强调交流互鉴的内涵相契合,阴阳分判观与"和合文化"尊重差异性的内涵相契合,尊阳抑阴观则与"和合文化"的主导性内涵相契合。植根于《易》学文化基因的和合文化欲在世界文化发展潮流中起到其应有的重要作用,须立足于中国古代逻辑的本土特点,而《周易》阴阳观作为中国传统推类逻辑的基本前提之一,对基于广义论证的中国古代逻辑将是深度的揭示和研究。     

与时偕行趣时变通--《周易》"时"之观念析

本文围绕着<周易>经传中关于"时"的观念问题进行辨析,综合考察了易学史上对"时"之观念进行象数模拟和义理思考的主要形式与内容,并分析了<周易>"时"之观念的现代启示意义.     

论《周易》中的"德"

德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周易》经传中有许多关于德的论述,例如盛德,指日日维新,与时俱行,所谓自强不息即是盛德。又如厚德,指包容万物,自求于己。另外还有至德、文德、懿德、崇德、居德、育德、俭德、龙德、君德、天德等,研究这些资料,对于理解《周易》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再论退溪易学

文章辨析了退溪与朱熹在对待《周易》“经传关系”问题上的差异,特别强调:退溪并不尊崇朱子 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他坚定的实行经传合观,也与朱子在经传分合上犹疑不定的态度大相径庭。朱子 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在当时或以后并未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论《周易禅解》的思想创新

明末高僧(?)益智旭,通过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禅学解释,在理解易佛关系问题上勇于创新,比较系统地构建了独特的禅易相通思想理论．本文以《周易禅解》文本内容为依据,结合《灵峰宗论》中与易学相关的内容,从“易即易理贯彻始终”、“易理即自心之易理”、“易理即无住之佛理”等方面深入分析,揭示出“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是智旭的一大创新思想。     

《周易》的智慧

《易经》和《易传》是《周易》中不同的两个部分。《易经》的产生 ,与上古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密切相关 ,是当时天与人、因与果、天命不易与靡常冲突融合的产物。《易经》中最具特色的是辩证的变易观。《易传》实现了由《易经》卜筮向义理的转化 ,“太和”是其人文精神的精髓。《周易》智慧对中西方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提出《易》之本义为卜筮的见解,由此对程颐易学和义理学派提出批评。朱熹主张区分《周易》经传,提出易学发展阶段说。通过比较《周易本义》和《周易程氏传》,可见两者之异同。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把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统一起来,从而发展了宋代易学。     

上博馆藏楚竹书《周易》初析

本文是最近面世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的初步研究成果.本文认为:1.从"数图形卦"分析楚竹书<周易>的卦符,由于这卦符纯以一与八这两数来表达,体现了与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周易>同类的历史、人文水平,而稍晚于阜阳简本<周易>;2.楚竹书<周易>所以有"经"无"传",是因为尊"经"贬"传"的缘故;3.楚竹书<周易>的"同卦同类符号"即首符、尾符相同的文本现象,并不能证明"对立与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符号匚也不是楚竹书<周易>具有"上、下部分"的证明.本文对以上见解进行了有据有理的分析.     

《周易》与《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周易>经传及<易>学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对其中主要的研究论著作了回顾和评述,并对"<周易>与<文心雕龙>"研究的前景进行探索.     

中国古代逻辑方法论的源头——《周易》逻辑方法论探析

《周易》的卦爻符号系统及其语义说明,已经使用了一定的逻辑方法．建立在阴阳两爻这种初始语言上的符号系统,有一套自定的格式语言和规则．《周易》中的其他逻辑方法,如关于“象”的方法,关于“辞”的方法,关于“取象比类”的方法,都有其正确、合理的方面,但也都有随意性的缺憾．这些逻辑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源头基础,应当成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个课题．     

20世纪的《周易》法律文化研究--以中国法学文献为中心的实证考察

在《周易》经传的文本里,记载着大量的法律现象和法律思想,并对古代法制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在已经成为历史的20世纪,经几代法学研究者不懈努力,《周易》的法律文化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怀疑到肯定、从注脚到正文、从零碎到系统的发展过程。本文回顾了20世纪有关《周易》的主要法律文献,认为我们对《周易》的法律文化的研究已渐入佳境,给法学研究和《周易》研究都带来了清新气息和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