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礼学的新发展——以二程的礼学思想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讲到宋代礼学时说：“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也认为宋代礼学“掊击古义,穿凿浅陋,殊不足观。”若从传统经学的立场来看,皮锡瑞与刘师培一主今文,一主古文,二人对经学史的判断、评价有许多看法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     

论莫尔特曼的时间观

莫尔特曼的时间观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他认为“创造”基于“救赎”的目的,有了创造便有了时间.时间的流变表明“起初的创造”并不圆满,世界具有无限进步的可能.在以将来为远景的盼望下,时间由暂时性向永恒性过渡,并在上帝临在的同时性与全在性中圆满终结.时间与永恒不是截然对立.时间进入永恒,也就是永恒进入时间.莫尔特曼强调时间中的永恒,俗世中的盼望.俗世之重要,自然之珍贵,价值之永存,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     

初论《老子》与礼学在思维谱系上的家族相似

本文从天地、三才相参、道的内涵、圣人无为等环节比较了老子和礼学家的有关 论述。对二者在多方面的相似性尝试提出了解释。这种解释是通过讨论先王之道即三代礼 文明的思维原理给出的。三才相参的思维原理来源和巩固于礼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之中。 这个思维原理优先于中国先秦思想而决定性地成为中国早期思维的相当普遍的模式。老子 归根结蒂是受此模式影响,老子与儒家礼学及非儒家礼学是同一思维谱系中具有家族相似性 的不同思想形态。     

“中和”:理性与价值相统一的“合理理性”

儒家的“中和观”主要有三层含义 ,即 :一是表征事物存在状态适中、合适、合理的观念 ,二是关于人之行动的方法 ,三是关于人之道德价值取向。其实质在于张扬了一种理性与价值相统一的“合理理性” ,即“中和理性” ,并在今天仍然具有可供开掘的思想价值     

《五方便念佛门》解读──智顗净土思想之研究(二)

念佛一门,依佛之三身,依行者之身口意,即相应成三。依理法念佛法身,即法身念佛;依心法念佛之相好功德,即观想念佛;依口念佛名号,即称名念佛。念佛基本之理,即此三者。然后世请师,又将念佛之法,依不同之标准,详加分类;或依不同之侧重,而一门深入（如净土宗之侧重称名念佛）。 其中天台智者大师所撰之《五方便念佛门》一文,详开念佛之五门及入方便之次第,融天台教理与念佛之法于一体,独树一帜,极具代表性。 一、五门禅观与观相念佛 五门禅观,是行者由浅入深之五个次第。智将其与观相念佛相结合,从而阐发了观相念佛之浅深…     

试论礼与乐的关系

三代以来以礼乐、"三才"与阴阳所构成的宇宙观和社会人生观是古人文化视野中最大的解释系统,广泛地闪现在古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并贯通于古人关于天、地、人三界的理解中,成为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与信仰体系的核心所在。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清理了礼与乐不同的质态特征与精神品格,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与普遍联系,以及在"六艺"传统中的价值与地位等基本问题。     

礼与法——荀子与法家的根本差异

荀子的礼与法家的法看似接近,都具有制度化、成文化的特征,实则非常不同。荀子的礼治仍是在孔子的思路上,即良治是按照周朝的制度遗存进行改良,而且其礼学的关注点是普遍的人。法家的法治则认为周朝的礼制已经不适合新的政治形势,所以要用君主集权的法治来统治社会,而其法学正是为此而进行的特殊性思考。这种差异决定了法家之学具有的是特殊的时代价值,而荀子的礼学则更具有普遍性意义。     

就“礼”而言

“礼”在汉语中,本意指敬神,后引申为表示敬意或隆重而举行的仪式。中国历来重“礼”,有“礼义之邦”的美称。“礼”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料后来却全盘脱胎换骨,截然不随人意了。     

文质论视域下的大同与小康——以王夫之为中心

面对《礼运》中大同与小康关系的内在紧张，学者们多采取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取舍，而难以将二者的历史性与价值性统合起来。王夫之则在宋人的基础上，利用文质论的两种构造，将大同与小康的关系分为历史状态与政治法度两种层面。这一做法不仅在最大程度上弥合了大同与小康的差异，还将二者分别代表的“礼之质”与“礼之文”相结合，创造出新的社会理想——大顺，并以“仁”代“礼”成为新法度的核心。     

《管子》、商鞅两大学派经济政策比较研究

战国中晚期,中国大地的东西两端形成了两个大的学派,西部地区是以商鞅为代表的商鞅学派,其思想反映于《商君书》和商鞅及其后秦国推行的政策制度之中,东部地区则有集中反映于《管子》一书的《管子》学派。《韩非子·五蠹》曰:“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足见此二学派影响之大,作品流传之广。在先秦诸子中,这两大学派最重视现实经济问题,比较研究他们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其     

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仁且智”与孟子的理想人格论

以崇高化取向为旨趣的孔子圣人观,也因固有的神秘化取向而存在一定的理论缺失。对此孟子扬长避短,认为理想人格之于每一个道德实践主体都有着逻辑的与现实的普遍平等性,而且内在根据即是作为仁义礼智四德之浓缩与升华的“仁且智”。就“仁且智”如何促成理想人格来说,孟子针对一般人在心性修养过程中懒于自我反思,所以特别强调了智之于仁的扶持作用,同时针对一般人在人伦实践中喜欢同流合污,所以将“仁且智”视为对理想人格的哲学界定。不是孔子的神秘化取向,而是孟子的普遍平等性,范导了中国古代儒学进程中的圣人观;更为重要的还有,对于现代人不懈努力的“仁智双彰”的哲学模型,孟子“仁且智”的理想人格论亦不无借鉴作用。从而,将“仁且智”的理论贡献还诸孟子,并使之发扬光大,就有着重要意义。     

方以智自由观探析——兼论如何实现儒家政治自由

方以智提出以"心即是矩"、"不自由即非礼"为中心的自由观,是对孔孟以来"从心"、"率性"之道德自律的创造性阐释。他本着"圣人不废庸众之法"的外王信条,力求将儒家抽象的自由概念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希望"中下者"能够循"礼"而动,但又深恐"假仁义"者"以礼作刀"的误用。这种类似于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可以为当前民主政治建设提供诸多启示。     

荀子“礼”论的审美意蕴

以往对于荀子美学思想的探讨多是从其“乐”论出发,而对于“礼”论中隐含的审美思想发掘不够。实际上,荀子的“礼”论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意蕴。首先荀子将“礼”奠基在人的丰富感性基础之上,将生命本身的存在作为价值建构的原点,表现出对于生命存在的关注和尊重;其次荀子认为与“礼”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是以具体而物化的形式恰当地表现了人存在的各种生命情态,具有一定的审美效果,是对于人类生命情感的美化和装饰;最后“礼”的最终的目标和价值在于通过“行义之美”,构建一个“美善相乐”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不仅具有伦理和谐的意味,还具有审美大化的韵味。荀子的“礼”论不仅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设仍具有启发意义。     

“起礼义,制法度”——从“礼”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荀子对法家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荀子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法理论,但并不必然导向法家学说。他一方面接纳与改造了法家之法的客观性与公正性特征,强调了礼的"法度"标准之功能,另一方面借鉴法家之法的人为性特征,建构起礼的起源理论,把礼从个人规范扩大到治国方法,形成独具特色的"礼治论"。"礼治论"具有二元化的治理结构:"礼"之功能为建构秩序,其实质在于定"分",其目标在于"治";"法"则有别于"刑",主要是指官僚所应施展的各种规定。在"天-地-人"三才架构中,齐朝廷用"礼",以礼为标准来发掘和选拔人才,并将秩序与和谐普及于下层社会;正官僚用"法","法"之运用,便成为"礼"治的一环。荀子"礼治论"的擘画与先秦法家有着相当的距离,却成为自西汉以后社会政制架构的基础。     

论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

唐君毅的伦理思想至少具有自我伦理、文化伦理、境界伦理三重向度。在自我伦理中，唐君毅以“道德自我”之建立来抵抗内外诸恶，销解“自我中心”主义；以儒家的心性修养论作为自我疗愈的重要途径。在文化伦理中，唐君毅为人类各种文化活动奠定一道德基础，同时强调应以仁、义、礼、智之伦理原则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会通。在境界伦理中，一方面人之精神、心灵境界随九境之转呈升进最终成就一真实之生命存在；一方面“心灵九境”框架本身具有重要的伦理判教功能和方法论意义。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之间通过“道德自我”来贯通，它们在逻辑上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并且都分别指向了儒家的精神及价值立场。     

“道”、“礼”之辩——庄子礼学研究

三代以礼治天下,礼治是其基本的治国模式。春秋中后期以来,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儒家试图恢复礼治,重树礼的权威,论证礼的价值,从正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道家则反思礼治传统,揭露礼治弊端,从道的高度批评和解构礼,由此而从反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在道家学说中,庄子的礼学思想最为丰厚,甚至可以说,庄子礼学即是道家礼学的代表。一、以道批礼:礼是乱之源道家以道为宇宙的本原和最高主宰,视道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总规律,列道为治理天下的唯一准则。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老子》六十章),即是要求圣王遵守道的原则,无为而治,顺应自然。…     

人类普遍价值标准刍议

是否存在人类普遍价值标准？普遍价值标准如何才是“普遍有效的”？这问题涉及对普遍价值标准论证。有三种方案：本体论、现代科学范式和生活世界。本体论是西方传统哲学对普遍价值标准进行证明的一种典型形式。它属于一种依据先在的预定本质论证价值物之普遍性或终极性的思维形式。本体论对“是”的思考设置了某种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标准,终极存在被说成是最高价值。因此,本体论更多地是“承诺”而不是“论证”。它不可避免地将人的思维陷进两个基本困境之中：第一,自我中心困境。本体论以“承诺”为前提进行最高价值的普遍性论证,实质…     

孟子的多维度价值域及其证成——以“圣”观念为核心的讨论

在儒家所设计的人间秩序中,圣、贤、君子、仁（者）、士、大人、成人都具有理想人格的意义,圣人是最高理想人格,君子是次级理想人格,其余则反映了成就理想人格过程中的不同侧面和程度,故而理想人格也属于一种价值体系,具有多层次和多维度的结构。孟子的“圣人”观,整体上属于儒家的范畴,但亦表现出注重差异和多样性独特面向,这点可由孟子对“四圣”的评价、作为理想人格普遍化的“君子”所反映的不同人群的价值差异以及“圣”之不同层次区分等三个方面加以体现和证成,由此孟子寄寓在“圣”之理想背后的精神实质上是平等与超越并存。揭示这一张力,有利于开显孟子哲学尤其是与其有关的人或“自我”观念的现代性。     

《周易》三才之道的神话意蕴

“三才”一词始见于《易传》,但“三才”观念在远古神话就已诞生,从原始墓葬可见之．三才之道中数字“三”具有“圣数”(Sacret Number)或“神秘数字”(Mystic Number)之属性,“三才”之“才”则代表着原始、初始之意．“才”又有“存在”之意,天地是一个存在的“场”,人是“在场”之物,人生天地间,必有内忧外患,故《周易》一书饱(?)浓重的忧患意识．古时王者多具有巫师的职能,巫是沟通天人之中介,故从贯通三才之道的“王”入手,揭示王/巫合一的神话属性,从而阐发天、地、人生生不息的“三才”观之神话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