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中的官僚主义

苏共27大指出:“党应该坚决、无情地开展一场反官僚主义的战争。列宁认为,在由一种管理体制过渡到另一种管理体制时,在需要最大限度的求实、高速、热忱的转折时期,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尤为重要的。当前,官僚主义已成为完成我国主要任务——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及与此相关的加速根本改造经营管理机制——道路上的严重障碍。”(《苏共27大资料汇编》,1986年,第83页) 为了把斗争引向胜利,必须揭示我国社会官僚主义存在的根源。直到不久前,官僚主义还被认为主要是前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的“胎记”。实际上,官僚     

道德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道德

本文是作者在意共葛兰西研究院于去年5月下旬举行的“道德和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发表于意共《马克思主义评论》上。这篇译文的二、三部分,有所删节。在本文中,作者以历史唯心论和人性论为指导研究道德问题。并且在道德研究的幌子下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恶毒地诽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第一部分中,他讨论了道德研究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认为这是国为马克思主义给它“规定了某些框框”。他说:当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时,“他们却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用辩护学说代替批判”。他号召人们“逾越哲学基础本身的局限性”,从“人的理论”出发,从人类固有的矛盾出发研究道德问题。在第二部分中,他讨论了作为道德研究出发点的所谓“人和体系的矛盾”,“内心和外表的矛盾”。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关系的思想,虚构了所谓“道德与经济的矛盾”,认为道德要求人们行善,但是经济使人们在孬夺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权力中,把人看成“竞争者和强大的敌人”。由于这个矛盾,人们都以两面派面目出现,因市形成了“内心与外表的矛盾”。以这些谬论为基础,他一方面为资本主义辩护,认为人们不幸的根源不在于剥削和贫困;另方面,又竭力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特别攻击“政治委员”制度,说:“政治委员”是同“善良的灵魂”对立的,这种对立“表明道德主义与a利主义的矛盾”;“政治委员”制度使“人们严格地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集团”;“‘政治委员’代表着从革命家转变为官僚的过程的一个阶段”。他为那些受到人民制裁的敌人伸冤,叫嚷说,这种“历史审判”决不是基督教的“最终审判”,一定会“受到以后历史阶段的修正”。在第三部分中,他更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过去人们把善和真理的胜利寄托于宗教信仰,现在人们把它寄托于未来。但是,未来只是“虚构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本身被剥夺了意义,人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绝对的淡漠”。他还咒骂说:“把属于阶级的东西从属于全人类的东西中分割出来,导致宗派主义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官僚式的歪曲”。最后,科西克号召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用“人道化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实即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在“血和汗之中”实现“属于阶级的东西和属于全人类的东西”的统一。     

论中国古代官僚制的基本价值特征及其制度性缺陷

中国古代专制官僚制是建立在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形态,作为国家组织结构和形式,是人类社会在农业文明形态下最严密的统治和行政体制。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官僚阶层的“阶级伦理”,与此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古代官僚体制所独具的基本价值特征：适应现世的世俗理性主义精神;合法化基础的价值一元倾向、“官本位”的价值追求。同时,也形成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阻碍社会发展的制度性缺陷：国家制度民主的荒漠、体制的形式合理性缺乏。     

结构主义批判——后结构主义述评

哲学的生命力在于批判。任何哲学,都是在对传统思想的批判中形成的。然而,从未有一种哲学只是批判的主体,而不是批判的对象,批判的武器自身也必然要遭受被批判的命运。曾经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理论也同样如此。结构主义的批判者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理论思潮。     

从现实的技术爆聚中逃脱

导言许多当代作家都在断言,社会正在迅速地变得死气沉沉。然而,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新颖。在上一个世纪,象迪尔凯姆和马克思这样两位截然不同的批判家却作出了同样的观察。总而言之,他们指出,由于工业化所致,社会关系正开始恶化。实际上,当时对社会分裂和官僚制的出现已是怨声载道。简单地讲,公民正开始感到无能为力,颇有被其制度压倒之感,最近,鲍德里拉德称此感觉为“异化的黄金时代”之征兆。[1]但是,他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比上个世纪所经历的危机更为深刻。其实,鲍德里拉德认为,如果人们只是单纯地被异化,那么…     

论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人学的批判

对传统形而上学人学的批判,是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从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的产生和整个发展过程来看,他对传统形而上学人学的批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对“人是理性动物”观点的批判,二是他对“人不是理性动物”观点的批判。本文将阐述和分析这种批判的具体内容,指出这种批判的合理性及问题所在,以便客观地确定这种批判的历史地位。一、对“人是理性动物”观点的批判在海德格尔看来,把人规定为理性动物,是传统形而上学人学的核心思想。因此,对“人是理性动物”观点的批判,是他对传统形而上学人学进行批判的一个基本方…     

《上帝是幻觉》

该书批判了宗教教条、历代对上帝存在的一些论证，试图为无神论建立一个科学框架。该书认为“上帝假说”同任何假说一样，应该受到人们怀疑性分析和批判；驳斥了“没有上帝，人们就没有道德”；并肯定了美国哲学家R·Pirsig的观点：“当一个人出现一种幻觉的时候，叫做精神失常；当许多人出现一种幻觉的时候，叫做宗教。”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理论概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端于本世纪20年代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和传播。目前,它不仅流行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它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紧紧抓住了科学技术日益成为首要生产力这一时代特征,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和批判。表现出了一种积极的批判精神。现将其批判性理论概述如下: 一、对“技术理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必须作具体分析,它不仅是人类控制自     

从穷途走向末路——对希特勒性格的分析

半个世纪以前,一个人的名字巨烈地震撼着全世界;50年后的今天乃至有历史的人类就永远不会忘记那“条”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痛苦的日耳曼“狼”——阿道夫·希特勒。在我们这个时代,毫无疑问,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残酷地毁灭了如此众多的生灵和招来如此大的仇恨。在其追随者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一个救世主,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希望和理想。而在其他人的眼里,他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无产阶级要求什么样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重要议题。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根基，它同无产阶级要求的国家存在着本质区别。从现代国家到国家完全消亡的历史演进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或“(半资产阶级)国家”、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四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以彻底打碎传统国家机器为首要条件，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推动实现人的解放的政治形式。“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在狭义上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的制度形式，在广义上还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形式。《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对于我们准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继承性和超越性、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历史方位和制度特征，以及充分发挥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所有制上的优势特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休谟想象学说的内在张力

该文通过对休谟的“想象”概念的含义、特征和功能等三个方面的分析,论述了他的想象学说的内在张力及其深刻意图——对长期以来极力贬低想象的西方理性主义提出尖锐的批判。     

试论孔子儒学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与逻辑终点

逻辑起点、逻辑终点和逻辑中介是一门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元素。从逻辑起点出发,经过逻辑中介演绎,最终到达这门学说的逻辑终点,形成这门学说体系的基本结构。孔子的儒学体系是从对人的关怀出发,以“仁”作为其逻辑起点,通过积极人世的“伦理批判”以及“道德实践”中介,成就了“仁人”这一理想人格,从而走进了逻辑终点——“大同世界”。孔子对人性的深切关怀、积极向上的道德批判和社会改造精神,人性与制度的双重提升的社会理想,使儒家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桥梁与现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制度向度

以往学界对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研究多偏重于其发动群众运动、开展思想教育方面,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制度向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着眼于防范和克服官僚主义,推动创立干部参加劳动制度,探索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代替一长制,对干部等级工资制也有独特的批判性思考。要客观评价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制度向度,必须正确理解"制度"概念的层次性,正确看待运动治理与制度治理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之间的关系。     

陆希声的《道德真经传》(二)

一、“以道为体，以名为用”的政体设想对于任何一种政治哲学来说，政治体制都是一个必须面对而又复杂难解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尤其如此。中国自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就以官僚组织的形式建立起专制专政的政治体制。然而，也就在秦始皇行使专权，巡视天下以耀武扬威的时候，一...     

学术界展开对馬寅初“团团轉”理論的批判

自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出版以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师生先后举行多次座谈会予以批判,同时,据不完全的统计,“光明日报”、“经济研究”、“教学与研究”、“新建设”等报刊已发表了批判论文30篇,作者除教育、理论工作者外还有学生和工人在内,形成一场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声势浩大的激烈战斗。这一批判涉及马寅初综合平衡论、新人口论、道德决定论和他的基本哲学思想——“团团转”的理论。现仅就有关“团团转”理论的批判情况综述如次:     

情感和认識能脫节嗎?——对“試論情感的阶級性与实踐性”一文的一点疑問

在“试论情感的阶級性与实践性”(《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四期)一文中,朱本同志论述了情感的本质、情感和认识的关系,批判了王启康同志的所谓“情感的特殊起源”,说。对这篇文章我们反复学了几遍,收获不小。但在学习过程中,我们有一个问题还搞不太清楚,在这里提出来,就教于朱本同志。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谈到情感和认识的关系问题时,朱本同志说:情感和认识“是不同质的两个过程”。有时“认识跟不上情感”,有时“情感落后于认识”。这种矛盾现象“是     

龚自珍的美学目的论

龚自珍的美学目的论,是我们对他一系列思想的总结。它由三条线索组成:哲学上对“我”的图腾崇拜般的强调;美学上对情的价值和作用的尊崇;政治历史学上对人才的重视——对戮杀人才从而盛产“百不才”的专制制度的批判、把人才作为实现改革的力量等等。三者都体现着一个主题:对人的价值的弘扬。有一个共同特征:以主体为本体、为目的。这是一种主体哲学的草创。     

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关系

批判哲学有一个实质性的内核,这个内核在单独考察《纯粹理性批判》时不受注意。但正是在举办《纯粹理性批判》庆祝活动时我希望能想到这个内核,特别是康德所提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联系具有最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人们常常坚决要加以证明的康德的“严格主义”,使人们有可能不断地考察《纯粹理性批判》“本身”。当利特(Theodor Litt)说下面一段话时,他确实是对的。他说:“事实上的‘伦理要求’几乎从来未曾这样严峻地同一切和谐的伦理理论对立过。道德哲学家数百年来就以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鸣

我国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介绍已有十余年的历史,但长期以来基本上是持批判的态度。近年来,不少同志开始就“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评价。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股客观存在的思潮?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我国可以说是形成了三派主要观点。 1、“客观思潮——非马克思主义”说。徐崇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具体特征:反对教条主义;存在两种相反的倾向,各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的一面或科学实证的一面;强调利用资产阶级思想的伟大成就;脱离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彼此缺乏联系和交流。并且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思潮,这股思潮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近年的争论中,徐进一步强调和发挥了上述观点,     

列斐伏尔与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

列斐伏尔的《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一书,是他从马克思哲学观点出发．批判现代消费社会的一本重要著作。在这本书中,列斐伏尔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被控消费的官僚社会,这是一个风格消失、意义走向零度化的社会,日常生活世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共谋者。从日常生活批判出发,以文化革命日常生活中的异化现象,构成了列斐伏尔的理论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