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教为本:论北宋《洪范》学的义理化转向

在北宋《洪范》学上,张景、廖偁、胡瑗、苏洵、王安石、曾巩等诸儒,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以政教论取代汉唐的五行灾异论,将《洪范》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阶段。这种义理化的《洪范》学的兴起,既形成了宋代《洪范》学以义理解经的基本诠释方式,同时也为南宋《洪范》学奠定了以"皇极"为中心的诠释结构。     

惊魄的宇宙之谜──《洛书》之我见

惊魄的宇宙之谜──《洛书》之我见周康龄《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儒谓《洛书》即《洪范》九畴。《洪范》云：“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汉孔安国传：“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汉书》《五...     

《尚书·洪范》时代及思想源流考论

历来对《洪范》的研究重心多放在作者及其著作年代上,鲜有论及其思想来源或原型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研究更为重要。历代学者对《洪范》的作者及著作时代基本保持一致,直到民国疑古思潮兴起,刘节发表《洪范疏证》,重新质疑《洪范》时代,挑战传统说法,遂引起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经过长期论辩,近来学界基本认可了《洪范》作于周初的传统说法。笔者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传世文献、铭文等方面系统梳理各种论点、论据,通过上述"两重证据法"来论证《洪范》作于周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断《洪范》乃箕子所传先王之道,三代治国理政的政治纲领或政治哲学盖滥觞于此,这些内容渊源有自,或可追溯至舜禹时代。     

西周在哲学上的两大贡献——《周易》阴阳说和《洪范》五行说

西周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两个巨大的贡献,一个是存在于周易一书里的阴阳说,另一个是存在于《尚书·洪范》里的五行说。前者代表古代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后者代表古代的原始的唯物论思想。 一、《周易》里的阴阳 关于《周易》成书的年代,《易·系辞传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从本书内有“王用享于岐山”(《升卦·六四》)和“箕子之明夷”(《明夷卦·     

试析《淮南子》关于“权”的思想

《淮南子》受儒家学说的影响,直接引用了孔子论“权”之言,并使其与探究治道之旨相合,将“权”列为圣人治国理民之要术,强调统治者应当具备权衡意识,掌握权变方法。其书阐论了“权衡人事”的立场与方法,表明了对“圣人行权”的设计与期待。     

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已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 《李经》与《缁衣》等四篇好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 《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是 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幸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 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都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 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处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 子思学派论讨的热点之一。     

子夏易学考

据史籍记载,孔子弟子卜子夏学《易》传《易》,并有易学著作《子夏易传》。由于《子夏易传》早佚,以及其他原因,后世很多学者怀疑子夏传《易》之事。文献告诉我们,子夏学《易》传《易》应为事实。而《子夏易传》的一些佚文和其他有关文献,说明子夏易学主要承绪孔子,兼容《易》之“古义”和“新义”的特点。特别令我们注意的是,子夏研习并传授《归藏》,这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在儒家易学的传承中,可能存在同时传授《周易》和《归藏》两大易学系统的传统。而这一点被以前的易学研究忽视了。     

《春秋》“借事明义”说辨析:《公羊传》的传统与宋代理学的新诠

“借事明义”是《春秋公羊传》诠释《春秋》经义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由董仲舒点明,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推阐,而成为贯通《公羊》学“三科九旨”诸说与《春秋》经文的无形脉络.宋代理学化的经学家在注解《春秋》时也自称运用“借事明义”之方,其代表程颐、胡安国以“穷理”统摄《春秋》经解的一切方法,将“借事明义”等同于“格物穷理”,...     

《荀子》与《易·文言》之比较

荀子为传经之儒,他与《诗》、《书》、《礼》、《乐》、《春秋》的关系,经前人与时贤考释,都已略见端倪。然而,他与《周易》的关系仍朴朔迷离,其论《易》、用《易》、阐《易》、传《易》之功,尚未得到彰扬。 荀子,自刘向起就被称为“善为易者”。汪中的《荀卿子通论》和胡元仪的《荀卿别传》在彰显荀子传授《毛诗》、《鲁诗》、《韩诗》、《春秋三传》及《礼》之功后,都曾致力于考证荀子与《周易》的关系,然除重申刘向的结论外,于实证上并无多大进展。     

谈谈大乘行人交友的问题

今年《佛教文化》第二期“菩提一叶”主持人寄语谈到交友的问题,诠释了佛祖在“李经”内对交友的训示,许多读过的人称赞“讲得好”！不过,也有人认为“在与人交往中人我下二没有分别心”这点太难了,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做到。欢喜赞叹之余,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问题集中在大乘行人对于善友恶友应取的态度卜。这使我联想到幼时读《论语》子夏子张论交的一段话,原文如下：“于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于夏云何？对日,于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于张日：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软！于人何所不容？我…     

伦理原则与心性本体——儒家"仁内义外"与"仁义内在"说的内在一致性

郭简《六德》篇讲“仁内义外”,孟子则批评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仁义内在。学者疑之,至有据此否定郭简思想属思孟学派者。本文指出：《六德》篇与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名词相同,但内涵迥异。郭简《六德》篇的“仁内义外说”,讲家族内、外治理方法的区别;告子所持“仁内义外说”,则是由人的情感生活与道德普遍性之割裂,而引生一人性“白板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言治道,表达了儒家的一贯思想,亦为孟子所肯定。但告子“仁内义外说”所表述的人性论,则与儒家尤其思孟一系的核心思想相抵触,故为孟子所驳斥。孟子与告子有关“仁内义外说”的论辩,凸显了孟子人性论的根本特色和精神实质。孟子仁义内在于人的实存和情感生活的性善论,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表达的儒家治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本无矛盾,不能据此而将《六德》乃至郭店儒简排拒于思孟学派之外。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儒(《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张之儒在继承孔子的基本思想宗旨的同时,又对孔子的某些思想作了能动地发展,从而偏离了原始儒学所遵循的精神。本文即根据这一认识,就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继承与偏离的问题作些粗浅论述。     

《文子》与《淮南子》思想之异同

《文子》与《淮南子》都是反映秦汉黄老之学的著作。《文子》的道论偏重于考察“道” 的实体,《淮南子》则偏重于探索“道”的历程;《文子》的无为论着眼于对老子“无为”的改造,《淮南子》的“无为”则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内容;《文子》在融合百家之学方面,坚持以道为主,兼取各家;而《淮南子》则表现了儒道整合的倾向。《文子》与《淮南子》的思想异同,既展示了秦汉黄老之学的演化,又从思想发展的逻辑证明了《文子》的成书年代先于《淮南子》。     

《四库全书总目》所建构的易学诠释边界

四库馆臣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以经学为解释方式,将历代易学派别划分为“《易》之根本”与“《易》之一端”。费直、郑玄一脉的易学和儒理易及“参证史事”派,合于儒家经学的治《易》理路,被馆臣视为“《易》之根本”;孟、京之学入于禨祥,王弼易学“说以老庄”,易图学源于道教,心学易入于禅学,不合于儒家经学的解《易》方式,被馆臣视为“《易》之一端”。馆臣的这种区分及取向,目的在于使学者分清儒家经学视域中的易学诠释边界和解释方式,同时又能为各家各派的易学思想预留一定的诠释空间。但这种本末、主次的区分,不仅加深了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且使儒学内部的汉易与宋易之争走向了更为深入的分裂。     

《乐记》:以治道为目的的音乐观

《乐记》是儒家音乐理论重要的一环。《乐记》开篇立论就将音乐定位于治道这样一个目的,通观整篇《乐记》的论述,可以说都是服务于这一目的,这是对大一统时代要求的鲜明反映。具体来说,《乐记》像《乐论》一样,是从情感问题出发的,但与《乐论》有所区别的是,《乐记》立即明确地提出了针对情感问题的治道理论。《乐记》随后分别考察了乐与礼、德、化、天四个方面的关系,从而使其治道音乐理论得到完整的阐述。《乐记》的理论成为后世儒家音乐观的重要范本。     

《吕氏春秋》的执一统众之术

本文着重探讨《吕氏春秋》一书中为帝王治国提供驾驭臣民、巩固政权的执一统众之术。《吕氏春秋》把用众与慎势作为君王保持至尊权利的根本方法,而把正名审分作为控制社会各阶级、阶层使之安分守己从而达到政治稳定的手段,在用人政策上亲亲与尊贤兼采,在价值取向上重义与尚利并用。《吕氏春秋》从维护君主独裁制度出发,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广泛吸取先秦各家有关治道的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杂家”帝王术。     

帛书《二三子问》“龙之德”之意蕴及忧患意识

帛书《二三子问》作为解经之作,其论述是依《易》之经文展开的。《二三子问》论《易》屡称"龙德",分别从龙与天地阴阳的关系,龙的变化特性,龙之德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三个方面进行论证,表达作者的易学观。在此基础上,《二三子问》的作者通过对卦爻辞的诠释,以阐述施政艰难的方式表达忧患意识,同时通过比较人君、贤者、君子、小人的不同德行,表达重德的核心观念,凸显忧患意识。     

上博竹书《从政》篇与《子思子》

对上博竹书《从政》篇进行分章排比,可以看出其每一段落都应以“闻之曰”起始,“闻之曰”其实与“子曰”相同。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从政》篇都与保存在《礼记》中的《坊记》、《中庸》、《表记》、《缁衣》等子思著作相近相通,也就是说,《从政》篇与史籍著录的《子思子》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孔丛子·公仪》所记鲁穆公与子思的对话,更可说明《从政》篇乃《子思子》佚篇。     

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

《四书》是先秦的历史文本 ,理学是两宋的时代思潮 ,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代的差异。朱熹将《四书》诠释过程规定为 :先达之言→圣人之意→天地之理 ,就是希望通过“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 ,来解决《四书》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差别问题。朱熹的《四书》学诠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理学适应了两宋以后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性需要 ,同时也因为他的《四书》学重新发现了那已经失传的儒学学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