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伦理学之后"的"三玄"

《周易》《老子》《庄子》号称"三玄",三者共同创立了中国古代"伦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易传》展示了形而上学超越于儒家伦理之上的实践哲学本质;《老子》的"道论"将实践哲学纳入类似于康德的实践"模型"的隐喻之中,建立起天之道、圣人之道和处世之道三者上下贯通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模型;《庄子》的"至人"理想则通过诗意和寓言的方式在高悬的天道与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某种可以凭想象来把握的纽带,为道家的"伦理学之后"开辟了 一个看起来充满"至乐"和"天乐"而值得追求的审美维度,但也终究没有摆脱自欺和自我麻醉的幻觉.     

佛教的"我"与"无我"

佛教以"无我"观念区别于其它宗教,通过提倡"无我"消除人们对两种自我的执着人我与法我,最终实现人的"真我",而把世间公认的人格我称为"假我".     

环境的"法治"与"德治"

本文的第一部分概述了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我们必须动用看得见的法治(制)手段,纠正由"市场失灵"导致的环境问题,但这种强制性的"他律"亦有其缺陷;第二部分论证了环境问题为什么同时又是一个道德问题,以及环境道德的评价和绩效;第三部分强调只有配合以道德"自律",德法兼备,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环境治理.     

"新"亦或"心"——浅析艺术创作的"创新"与"风格"

创新实质只是艺术家对新的世界、新的环境和新的思潮,有了一些新的体会而已。艺术家只要把这些真心体悟表达出来,就是创新。创新与风格的联系是一种内在联系,风格仅仅是创新的外部表现形式,这种形式不是以新奇为标准,而是以是否符合艺术家的心境为标准的。     

论"新潮"小说"文本"和"文体"的融合

“新潮”小说创作以“先锋”、“实验”的姿态进入文学领域时 ,一个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便是创作的“文本”意识和“文体”观念。“文本”意味着以文为本 ,以人与故事为结构基础 ;“文体”构成的基本层面和实存状态是一种话语方式。在作家的具体写作行为中“文本”和“文体”应该水乳交融 ,因为“文本”的意味只有在“文体”的抖露中才能有效地呈现     

"象思维"视野下的"易道"

"易道"的根本在于,观物取象,并进而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洞察出卦象,由卦象以尽意."象思维"的本质在于"非实体性",而这种非实体性使<周易>的象思维具有"原发创生"性,并且表现出与西方实体性的概念思维本质不同.从原发创生的视角观之,历史上和今天关于卦爻之象数与卦爻辞哪个根本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原发创生的"筑象"过程."原发创生",就是无极而太极之生,是"无中生有"和"有中见无"之生.     

"全球伦理"与"文明的冲突"

自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塞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引起人们高度兴趣。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之间的冲突真的难以化解吗?汉斯.昆的“全球伦理”观点对此提出挑战。本文将浅析一下“全球伦理”,及其化解“文明冲突”的可能性。     

"正是者"的"思"与"爱"

本文分析奥古斯丁三一神学中人的“是”的来源、方式、内容和品质。(1)人的“是”来源于创造主,上帝作为“我正是我所正是”的“正是者”,创造了人的“是”,故而人的“是”是“正是”。(2)由于上帝是一而不是多,上帝有其固有的“同一性”,故而人亦有其“同一性”。(3)但由于人不是上帝,而是介于上帝与虚无之间,因此人“是”的方式不是“永恒”,而是作为“永恒”尘世形象的“时间”。(4)人的时间之“是”中,集中体现了上帝形象的,乃是“现在”或“正是”,作为“活生生的现在”,“正是”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将来的现在”统一在一起,构成人的活生生的同一性。(5)奥古斯丁对“活生生的现在”分析是与意识分析结合在一起的,过去一记忆、现在一理解、将来一预期。(6)人“正是”的内容主要是“思”。(7)决定“正是”的品质的,是与“思”紧密连结在一起的“爱”。     

论儒家的"忠恕"与基督教的"宽恕"

真正、本源意义的恕是一种创生力量,这一创生力量使被恕者从过与罪的萎颓中毅然决然地抽身而返,返至一种中正、至善、洁静的创化中.无论儒家"恕",还是基督教的"恕"都具有这一力量.二种文化恕的方式与路经不同,但殊途同归,儒家与基督教的恕皆能使被恕者劈碎自己生命中的嚣浮不实、剔除内心非诚、非仁、非智的虚伪蔽障,从而过一种真切笃实、修德进业的生活.     

阴阳家邹衍的"天人合一"思想--"阴阳"是开启"五行"的钥匙

邹衍在稷下学宫创建了阴阳五行学派,邹衍的主要思想,反映了阴阳家试图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而做出解释。     

"大勇"与"小勇":孟子"勇"观念的哲学分析

"勇"作为一种道德内驱力,对个体道德人格的养成有提撕作用.孟子区分了大勇与小勇:小勇是驱动性作用,聚焦于外在目标,体现于生理、情绪的变化,着眼于个体实践行为的展开,可通过自身的修养加以调整;大勇是保护性作用,聚焦于内在目标,采取理性、道德的特殊形式,着眼于高尚的品格和人性的完善,是道德主体战胜困难、臻于理想人格的基础....     

说"天宫"与寇谦之的"静轮天宫"

本文从“天宫”一词入手,讨论了该词在不同语境下的运用,辨析了“天宫”一语在文献及出土文字材料中的不同意义,文中并对寇谦之“清整道教”活动中所建立的“静轮天宫”的佛教背景作了讨论,指出寇谦之造“静轮天宫”的立意应该是来自佛教的影响。     

走出"伪君子"与"真小人"的怪圈

中国古代儒家崇尚人的德性,本想以德性约束强权;但儒家与君主专制的结合与相互利用,在扩张了德性之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了虚伪的流行。道家对虚伪道德做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主张回归本真。但具有真诚之德性的,正是儒家的真君子,而非道家的“真人”。在中国历史上,虚伪与赤裸裸的恶、伪君子与真小人相生相伴,形成一个个怪圈。要走出这一怪圈,当从确立真诚之德性始。而要确立真诚之德性,必须回归于德性自律,并以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形成互补。     

中国"大一统"的"三时一贯"论

中国"大一统"的观念并不仅仅是自秦至清的帝国时代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政治文明中的一源远流长的根本传统,它"一以贯之"地存在、而又显现为"三时"即三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形态--王权时代的大一统、皇权时代的大一统和民权时代的大一统.     

论"孝"与"仁"的关联维度

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孝”与“仁”之间具有深层的关联维度。“血缘亲情”是二者关联的现实起点,“人性本善”是价值基础,“能近取譬”是思维方法。“孝”与“仁”之间的层级性的差异与连续性统一,生成一种认识、价值与实践层面的必要张力。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与孔子的"德"之比较

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将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的伦理概念arete译为"德性"、"德"、"德行"、"美德"、"品德"、"优秀"等等.亚氏的arete指人时意思是人的理性的特长、功能.它分为两类:"理智的德性"和"伦理的德性";后者与理性密切相关,显示了亚氏伦理学的理性主义特征.孔子的"德"与亚氏的arete较为相似.孔子的"德"包括才在内,指人的道德.这或许可以叫做道德理性.孔子的"德"包涵内在的与外在的两个方面.在内为个人修养,外化为德行,二者密不可分.具体言之,即修己与安人.比较这两个概念,有助于理解这两位东西方大师的伦理学说.     

"灯塔经济"与医改的"穷人经济学"

我国卫生改革一开始就缺乏伦理基准,医疗服务过度市场化倾向、政府责任不到位和伦理缺席已将卫生改革引向功利主义的死胡同,使得卫生改革背离了公正目标.在今后的深化改革中,必须强调医学目的,贯彻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加大政府的投入,围绕公正目标,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制.     

"八荣八耻"的道德哲学

“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把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聚焦到荣辱观,集中点击人的良心,可谓四两拨千斤;“八荣八耻”督促人们作出善恶选择,启迪了个人的道德自觉、自主和自律,同时也强调了公民的道德权利和义务;“八荣八耻”的落实重在修养和践行,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了精神条件。     

《易传》中"命"对"生"和"性"的统摄

就同一理论维度论,<易传>认为"生"、"性"同源于"命",即在"生"和"性"之间,"命"成为连接二者的契合点,"生"经由"命"转化为"性".<易传>讲"生"是基于阴阳"转易"的,由此出发则使"生生不已"成为"命"的基本内涵,而讲"性"则是基于"命"向万物之"顺承"的."命"的"生生不已"促成了"性"的积极有为,进而引领出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经教"、"波斯经教"是"景教"的别名吗

长期以来,学术界根据唐代的两则诏令,一直认为经教是景教的别名。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发现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七月诏令远将经教中经教与《景教碑》远将经像中经像构成异文的语言现象,结合唐代经教、经像的使用情况,确定其意义应该是一个中性名词,即对某一宗教经典典籍的称呼,儒道释教均可称呼本教经典典籍为经教。因此,景教称呼本教经典典籍为经教也在情理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教是景教别名的可能,纠正了前人对于景教名称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