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定法官到选择法官--台湾地区民事诉讼合意选定法官制度论析与启示

为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和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台湾地区制定了<民事诉讼合意选定法官审判暂行条例>,从而修正了传统的法定法官原则,确立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意选定法官审判的制度.这一制度对于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度、疏减讼源、减少讼累、促进司法的民主化都有重要意义.台湾地区的当事人合意选定法官制度的背后,隐含着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及程序选择权的尊重.这一现代司法理念是值得我国大陆在民事司法改革中借鉴和吸收的.     

民事诉讼当事人陈述独立证据价值之否定

当事人陈述具有悠久之历史,也曾在民事诉讼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增强,其所具有的证据价值正在减退.就我国而言,民事诉讼新证据规则的出台,确立了当事人自认制度,导致当事人陈述与现代诉讼模式的不适应性日益凸现,当事人陈述作为独立证据种类的存在应予否定.     

论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缺席审判制度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制度,各国的民事诉讼法对此问题都有规定.但是,由于各国文化传统、诉讼理念的差异,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各不相同.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规定立法观念陈旧,技术落后,而且存在法律盲区,没有体现平衡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精神;实践中缺席审判制度的运作也处于混乱状态,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极为不利.本文分析了我国缺席审判规范和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立法建议.     

大陆法系当事人主义程序理论溯源——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基本思想与程序理论研究

法国1806年的<民事诉讼法典>,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仅充分体现了当事人主义的特征,而且也是在当事人主义程序理论的指导下制定的.这些基本的程序理论是:"讼争一成不变理论"、"程序合同理论"和"程序所有权理论".从当事人主义程序理论历史发展的角度,追本溯源,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探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是有益的.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证明权:以实定法基础为中心的考察

法治社会中,司法公信力在个案中的实现有赖于对当事人程序权的充分保障.在现代民事诉讼中,证明权是当事人程序权的核心,而证明权生成的实定法基础也只存在于近代之后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历经改革的中国民事诉讼制度与证明权相契合,既具备了证明权生成的实定法基础,也亟待证明权的有效配置以提升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     

论人民陪审制度功能的异化与回归

人民陪审制度功能异化是该制度不能有效运作的首要原因。人民陪审员弥补法官知识缺陷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但必须充分认识到人民陪审制度在司法民主和监督司法方面的本体性功能。在立法上理顺人民陪审制度本体性功能和工具性功能的正确定位,再通过构建公共领域与合理、自治的陪审制度等才能实现有效陪审的制度目标。     

社会组织参与和人民陪审制度改革

从价值论角度看,人民陪审制度不仅具有实现司法民主的政治价值,而且具有促进公正公信的诉讼价值。在我国从乡土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人民陪审更多体现的是公民的个体参与,而组织化的司法参与无论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社会组织参与司法,无论对于彰显人民陪审的制度价值,还是解决实践中"陪而不审"的困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人民法院应当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司法,让社会组织在人民陪审制度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论仲裁过程中当事人的变更

仲裁当事人制度是仲裁机制中的基本制度，确定合理并行之有效的仲裁当事人变更制度，对于仲裁制度的发展具有先决作用。本文通过对仲裁当事人的概述以及当事人理论的阐释，分剐探讨了几种仲裁过程中当事人变更的情形，并进行了分析。     

人民陪审员参审情况的调查分析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审判制度 ,但实际运行中这一制度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对南京市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情况所作的实际调查分析 ,指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并提出了完善这一制度的若干建议。     

论人民陪审员的职能及其实现——对于“陪而不审”批判观点的学理审思

历史分析我国陪审制度的基本功能,体现司法民主应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陪审制度的司法民主功能集中体现在司法的人民性、陪审员的代表性和司法的公开性.当前,制度设计过于注重陪审员的裁判职能,并以陪审员的知识化为完善进路,致使陪审制度仅剩司法民主的象征意义.基于人民意愿、人大作用、陪审员心态、法院目的、配套制度状况及陪审制现代化等要素的分析,理性要求实现陪审员职能的现代转型,在退出裁判领域的同时,强化陪审员在审判、执行、调解和信访领域的监督、调解与劝导职能.通过人民陪审宪法化、理顺人大与法院的关系、制定人民陪审工作法、改革一审合议庭组成等方式,确保在陪审员履职过程中充分实现司法民主核心价值.     

民事诉讼目的论之分析

通过对民事诉讼目的论发展过程的分析,厘清了目的论的主流为当事人权利保护说、法律秩序维护说、纠纷解决说之争。在追问民事诉讼目的论的阶段性和地域性问题后,表明民事诉讼的目的具有跨越历史与地域的特性。分析民事诉讼的起源及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可以证明解决纠纷仍然是最恰当的民事诉讼的目的。     

论离婚案件中的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之一,公告送达是在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或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用公开告示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在离婚案件中,对公告送达的适用,更应持慎重态度,并应进一步完善公告送达程序,注意多种方式相结合,规范公告送达内容和具体方式,以保证离婚案件的正确处理,防止家庭矛盾演化为社会矛盾.     

心理测试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价值

基于心理测试技术本身的不断发展,学界对心理测试符合鉴定结论的证据属性的观点予以认可,但法律制度对民事诉讼证据法律属性的规定却是具体而明确。由于民事诉讼的心理特点表现为应变性、反复性等,因此对心理测试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价值,应在完善其法定程序、形式的基础上,发挥其在心理上有助于当事人化解纷争的积极作用。     

当事人的投入:概念、测量与影响因素

当事人的投入是其从心理咨询与治疗中获益的基本前提,它是指当事人为了实现改变的目标,在咨询或治疗过程中主动参与、不懈努力的心理和行为过程。目前对投入的研究主要考察了行为表现,包括出席会谈、会谈中的投入和会谈外的投入三个核心成分,对应有不同的测量方法。与投入有关的因素包括当事人因素、咨询师及互动因素、家庭和社会文化因素、其他客观因素等,其中当事人的认知动机因素对投入有重要影响。未来研究应继续探讨当事人投入的成分、动力性和影响因素,完善其评估方法及增强当事人投入的干预方法,并进一步检验当事人的投入与咨询效果的关系。     

论民事诉讼法上的协议管辖制度

论民事诉讼法上的协议管辖制度刘敏协议管辖又称合意管辖,是指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或纠纷发生后,依照法律规定协商确定第一审管辖法院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协议管辖制度因其适应商品经济需要,早在古代的罗马法中就已确立。其后,这一制度被近现代世界上大多...     

当前医患纠纷解决模式的法律与道德评价

我国医患纠纷的最终解决是通过传统的民事诉讼途径,然而,这种模式并不符合医疗案件本身的特点.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而言,我们必须对医疗诉讼的制度设计重新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变革.     

执行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及理论、实践探讨——来自基层法院的粗浅认识

民事诉讼法在民事诉讼的最后阶段,规定了一种确定权利义务关系得以实现的程序,即执行程序。执行程序又称强制执行程序,是指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人民法院根据另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以国家强制力强制其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所适用的程序。作好执行工作,对于制裁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宣传法制,教育群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民政府审级制度析论

审级制度的设计,必须有效平衡诉讼效率与诉讼公正的关系.国民政府实行三级三审制度,虽然改变了民国以来审级制度上的混乱状况,但由于在最高法院的规模控制、不同审级之间的职能分工方面缺少相应的技术规范,审级结构内部又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以致法官的敷衍和当事人的滥讼均无有效的制度约束,形成上诉率居高不下,案件拖延积压严重的状况,既丧失了诉讼效率,也没有真正实现诉讼的公正.     

“检审一体化”:论民事检察监督的边界

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呈现出"检审一体化"的现象。从立法发展来看,民事检察监督从"概括监督"、到"具体有限监督"、再到"强化监督",对我国司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民事检察监督权应当在尊重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基础上,对民事诉讼起到例外性的监督作用。然而,从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来看,检察监督权的边界存在监督对象扩大化、监督范围无限制与监督程序"超职权"的弊端,且检察监督程序在证据调查权与听证程序的设置上具有"诉讼化"的倾向。只有保障法院的独立审判,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明确民事检察监督的边界,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民事诉讼监督制度的完善。     

当事人的投入与会谈效果、咨询效果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探索了当事人会谈时的投入与即时会谈效果的关系;当事人咨询初期的投入与整体咨询效果的关系。结果发现当事人会谈时的投入与即时会谈效果、在咨询初期的投入与整体咨询效果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当事人在咨询初期的投入与整体咨询效果呈现正U型的偏态分布,少数投入水平最低的当事人获得中等水平的咨询效果,中等投入水平的当事人咨询效果最差,投入水平最高的当事人的咨询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