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当前,选择超载领域研究的焦点已从验证其是否存在,转向至其何时存在,即边界条件的探讨。本研究基于调节模式理论,分别以决策后悔和延迟选择作为选择超载的指标,开展两个实验探查选择超载存在的调节模式条件及所涉及的内在机制。实验1以决策后悔作指标,运用量表测试法操纵调节模式,初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决策后悔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体验到更强的后悔情绪,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决策后悔无显著差异;实验2以延迟选择作指标,通过任务启动法操纵调节模式,进一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延迟选择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更倾向于延迟选择,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延迟选择偏好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分析表明选择难度可以部分解释这种效应。总之,通过采用不同方法操纵调节模式,选取不同的选择超载指标,数据结果都一致支持：评估模式的个体比运动模式的个体更容易出现选择超载,选择难度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     

调节模式与决策角色对延迟选择的影响及机制:过程追踪的视角

从过程追踪视角出发,运用信息板技术通过3个实验探讨调节模式对延迟选择的影响及信息加工方式(加工时间、加工深度、加工模式)与决策角色在其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调节模式影响个体的延迟选择,评估比运动模式者更倾向于延迟选择;(2)加工时间在调节模式与延迟选择间起中介作用;(3)决策角色分别调节了调节模式与加工时间、延迟选择的关系,即为自我决策时,评估模式比运动模式者的加工时间更长、更倾向于延迟选择,而为他人决策时二者的偏好无显著差异;(4)决策角色调节了加工时间在调节模式与延迟选择中的中介作用,表现为有调节的中介,即为自我决策时,评估模式比运动模式者的加工时间更长致使其更倾向延迟选择,而为他人决策时加工时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对进一步理解不同调节模式个体的延迟选择偏好及机制及如何根据不同调节模式消费者的差异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均有一定启示。     

调节模式对怀旧的影响：反事实思维和后悔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讨调节模式和怀旧的关系,以及反事实思维和后悔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问卷法对39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调节模式对怀旧有负向预测作用;(2)反事实思维和后悔分别在调节模式与怀旧的关系中发挥单独的中介作用;(3)反事实思维和后悔在调节模式和怀旧的关系中发挥完全的链式中介作用。概言之,调节模式能通过反事实思维的单独中介、后悔的单独中介及反事实思维和后悔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怀旧。这些结果对于进一步理解不同调节模式者在怀旧方面的偏好及其内部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认知闭合需要与预期后悔对个体职业决策过程的影响

本研究旨在探讨认知闭合需要(NFCC)与预期后悔(AR)对个体职业决策过程的影响。基于两种预期后悔启动方式,采用2(高NFCC,低NFCC)×2(不启动AR,启动AR)的两因素被试间设计完成了两个单独实验。结果表明:(1)不同NFCC个体的职业决策过程存在显著差异,NFCC高的个体付出的认知努力更少;(2)预期后悔显著影响个体的职业决策过程,启动预期后悔条件下个体表现出更为谨慎的决策过程;(3)预期后悔能有效缓冲高NFCC个体的认知闭合过程。     

情绪、职业数量对不同职业生涯延迟满足大学生职业决策过程的影响

为探究情绪与职业数量对不同职业生涯延迟满足个体职业决策过程的可能潜在影响,分别对40名高、低职业生涯延迟满足倾向的大学生被试诱发正、负性情绪并完成信息板技术模拟的职业决策任务。结果显示:1)高延迟满足个体的搜索深度和搜索模式显著大于低延迟满足个体;2)不同延迟满足的个体在正性情绪或低职业数量条件下都表现出更好的搜索深度和搜索模式;3)在不同情绪及职业数量条件下,高延迟满足个体在不同职业属性间的搜索更多。职业生涯延迟满足倾向作为与未来规划密切联系的概念,揭示了个体职业生涯规划对其职业决策过程可能存在的影响。     

权力对延迟选择的影响

本研究旨在考察权力对延迟选择的影响, 并探讨决策难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及决策过程的中介作用。两个实验均先操纵个体的权力状态, 然后再请被试完成随后的延迟选择任务。结果发现, 决策难度可调节权力对延迟选择的影响, 当决策困难时, 高权力者具有更低的延迟倾向, 当决策容易时, 权力的影响消失。决策过程的加工变异性可中介权力对延迟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 低权力者比高权力者具有更高的延迟倾向(尤其当决策困难时), 不同权力水平者在决策过程上的差异或可部分解释此种现象。     

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调节模式的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反事实思维越多则后悔越强烈。本研究试图通过两项实验分别探讨特质性、情境性调节模式是否影响反事实思维与后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特质性调节模式及情境性调节模式均对反事实思维与后悔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具体来说,针对情境性调节模式而言,运动模式下加法式思维越多则后悔越轻微,评估模式下加法式思维越多则后悔越强烈;针对特质性调节模式而言,运动模式下加法式思维越多则后悔越轻微。     

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对特质焦虑大学生应激反应的影响

研究采用句子整理任务诱发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模拟应激过程,以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对不同特质焦虑倾向大学生在应激状态下的影响。结果发现,自动化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能获得适应性生理反应。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适用于不同特质焦虑倾向的个体。特质焦虑对个体应激反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情绪体验上,高焦虑特质个体更易体验到焦虑情绪。但个体在压力性任务中的生理反应和行为表现不受特质焦虑因素的影响。     

不确定性容忍度对跨期选择的影响及其情景依赖性

采用2(不确定性容忍度：高、低)×2(跨期日期：今天/14天、今天/180天)×2(延迟奖赏值：200元、1000元)混合实验设计,探讨不同任务特征下不确定性容忍度对跨期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跨期日期为180天时,不确定性容忍度主效应边缘显著;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延迟奖赏值交互作用显著：在200元时低容忍度个体对延迟奖赏的折扣程度大于高容忍度个体,在1000元时无此效应;跨期日期为14天时,不确定性容忍度的主效应及其与延迟奖赏值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这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对跨期选择存在影响,但这种影响受到跨期日期和延迟奖赏值的调节,具有情景依赖性。     

执行功能对个体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倾向和调节效果的影响

为了探讨执行功能对情绪调节的作用,通过两个研究分析执行功能对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倾向和情绪调节效果的影响。研究1以100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执行功能任务和情绪调节策略问卷考察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倾向之间的关系;研究2招募了40名大学生被试,采用执行功能任务和情绪调节任务考察执行功能对情绪调节效果的影响,依据执行功能总分对被试进行分组,分析前33%高执行功能被试和后33%低执行功能被试在情绪调节效果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执行功能越低的个体越倾向于选择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执行功能越高的个体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进行情绪调节的效果更好。     

愤怒情绪对延迟折扣的影响：确定感和控制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评估倾向理论, 通过3项实验考察了特定负性情绪(愤怒)对延迟折扣的影响, 并探究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实验1考察愤怒情绪对延迟折扣的影响, 结果发现, 愤怒组被试的延迟满足倾向显著强于恐惧组和控制组。实验2采用实验因果链设计考察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愤怒情绪影响个体延迟折扣中的作用, 结果发现, 愤怒情绪可以有效增强个体的确定感和控制感(实验2a), 同时确定感和控制感能够增强个体的延迟满足倾向(实验2b)。实验3采用中介测量设计考察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愤怒情绪影响个体延迟折扣中的作用, 结果发现, 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愤怒情绪影响个体延迟折扣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 当个体进行跨期决策时, 体验到与确定感和控制感有关的偶然愤怒情绪会增强其延迟满足倾向。本研究对探究特定负性情绪对个体延迟折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不作为惰性的影响机制: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本研究旨在考察前后机会比较对不作为惰性的影响,探索社会比较的调节作用以及预期作为后悔和价值评估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以842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社会比较在前后机会比较与不作为惰性之间的调节效应显著;(2)预期作为后悔和价值评估在前后机会比较与不作为惰性之间起中介作用。(3)社会比较的调节效应以预期作为后悔和价值评估为中介变量。     

偶然情绪对延迟选择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旨在探讨偶然情绪对延迟选择的影响及影响机制。本研究包括两个实验, 在被试进行决策前, 分别采用图片和短片诱发其与当前决策任务无关的偶然情绪, 然后要求被试完成选择任务, 并从决策结果和决策过程两个角度考察偶然情绪对延迟选择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发现, 当可选项中不存在1个优势选项时, 与正性情绪相比, 个体在负性情绪下会更倾向于延迟选择, 而个体对决策信息的加工深度在偶然情绪对延迟选择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正性情绪, 个体在负性情绪下会采用更深入的加工策略, 增加了决策难度, 进而提高了个体的延迟选择倾向。     

薪酬体系框架与考核方式对个人绩效薪酬选择的影响

研究从行为决策视角, 采用情景实验法探讨了薪酬体系框架与绩效考核方式对个人绩效薪酬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个体根据实际收入水平低于/高于内心预期收入参照点将分别形成损失/收益性的预期收入框架, 在损失性收入框架下选择风险性绩效薪酬的几率更高; (2)底薪加提成的薪酬支付模式会让个体形成收益框架, 薪酬打包的支付模式会让个体形成损失框架, 个体在薪酬打包模式下选择绩效薪酬体系的几率更高; (3)与封闭式目标的考核体系相比, 企业采用开放式目标的绩效考核会抑制预期收入框架和薪酬支付框架对个人绩效薪酬选择的影响。     

抑郁倾向对个体情绪调节目标的影响——来自事件相关电位的证据

目前抑郁症情绪失调的研究主要关注策略的选择和应用, 但是对于情绪调节目标是否异常及其背后的电生理基础尚不清楚。情景选择是成熟的情绪反应产生之前运用的一种调节策略, 可以反映情绪调节目标。本研究要求抑郁倾向被试与控制组被试观看并选择快乐、中性和悲伤场景图片, 同时记录事件相关电位(ERP)和主观情绪偏好。结果发现, 抑郁倾向组悲伤图片的LPP波幅显著小于健康控制组, 并更多地选择再次观看悲伤图片。此外, 抑郁倾向组对于悲伤情绪的偏好显著增加, 对快乐情绪的偏好则显著降低。结果提示抑郁倾向个体对快乐刺激的趋近动机和对悲伤刺激的回避动机都降低, 从而使得抑郁倾向被试的情绪调节目标为更多地体验到悲伤。     

金钱崇拜对个体跨期决策偏好的影响

采用经典跨期选择任务范式,以个体的金钱喜好差异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为实验考察金钱崇拜对个体跨期决策偏好的影响。结果发现:(1)个体的金钱崇拜水平与其跨期折扣倾向显著负相关;(2)无论跨期决策任务的难易和兑现时间的长短,高金钱崇拜者更倾向于选择较大的延迟奖赏,而低金钱崇拜者更倾向于选择较小的即时奖赏;(3)高、低金钱崇拜者的跨期决策反应时没有明显的差异,但二者的反应时都明显地受到任务难度的影响,即在容易条件下的反应速度显著快些。结果表明,个体的金钱崇拜水平在跨期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致使高金钱崇拜者更愿意等待延迟大奖赏的到来。     

睡眠剥夺与购物后悔：来自大规模个体层面数据的证据

睡眠剥夺正在成为人们面临的一种普遍问题,但是已有研究很少将睡眠剥夺与消费者行为联系起来。本文采用真实购物情境下的大规模消费者个体层面数据(N=1625472),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来研究睡眠剥夺与购物后悔的关系。结果表明,睡眠剥夺显著地增加了消费者的购物后悔倾向,具体在行为上表现为增加了商品的退货概率和加快了商品的退货速度。此外,商品的价格正向调节了睡眠剥夺对购物后悔的影响,而促销优惠金额的比例则负向调节了睡眠剥夺对购物后悔的影响。     

权力感对个体的影响:调节定向的视角

采用4个研究探究了权力感对调节定向的影响。研究1通过测量被试的特质性权力感和特质性调节定向初步探索权力感水平与调节定向的关系。研究2和研究3分别通过外显角色扮演和故事回忆法来探究状态性权力感对调节定向目标表征和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4采用身体姿势法启动权力感,进一步探究在内隐层面权力感对调节定向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权力感个体更倾向于促进定向;而低权力感个体更倾向于预防定向,并且排除了其中可能的无关变量(情绪)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整合现有的权力感研究结果,并能预测更多未知的权力感效应。     

晚期正成分的时间-空间迁移模式在情绪调节发展研究中的应用

近二十年,使用认知神经科学手段探讨情绪调节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晚期正成分(Late Positive Potential,LPP)是情绪调节脑电研究中的一个典型成分,在不同的时间窗中分析LPP的波幅的变化及其优势激活脑区的迁移能够反映情绪调节加工过程中个体由对情绪刺激的感知到相应的认知调控过程的转变。LPP的时间-空间迁移模式被应用于情绪调节的发展研究,揭示从童年到青少年再到成年期个体情绪的潜在神经机制。研究者关注幼儿期、童年期、青少期、成人期个体在情绪调节加工过程中LPP波幅的变化及其时间-空间迁移模式特征,把不同年龄段个体情绪调节的发展特点与其大脑关键脑区(主要是前额叶)发育状况进行联系,为儿童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的主题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持。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对LPP在异常发展研究中应用,关注大脑发育与激素变化对LPP变化的影响,并加强对LPP调节效应的个体差异等问题的探讨。     

矛盾视角下调节焦点在领导力领域的应用

根据调节焦点理论, 个体在追求目标和选择行动策略的过程中存在两种调节焦点：促进型调节焦点的个体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倾向用“接近式”的方式达成目标; 防御型调节焦点的个体以损失最小化为目标, 倾向用“避免式”的方式达成目标。近年来, 调节焦点理论在领导力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关于两种调节焦点之间的关系及两者共同作用的研究却十分稀少。在回顾调节焦点在领导力领域研究的应用现状的基础上, 本文指出了矛盾视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并基于矛盾理论, 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