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教与自然论笺

“名教与自然”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思想家们常常论及的一个问题,表现在魏晋时期更为突出,照陈寅烙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法：当时“凡号称名士者其出口下笔无不涉及自然与名教”之问题。一、无不涉及名教问题之由来为了说清这点,先从“名教与自然”中的“名教”之含义说起。“名教”从广义上说是指一种由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纲常、礼教道德,如汉魏名士蔡器宗庙之议所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后汉纪》卷二十六）,南朝郑鲜之所说：“名教大极,忠孝而已”（《宋书·郑鲜之传》）。这里的“名教”具有名词特征…     

论魏晋玄学的名教思想

<正>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重要思潮。玄学中的名教思想是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综合,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的重要内容,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揭示玄学的本质。汉代以还,所谓“名教”,指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而“三纲五常”则是其核心,     

玄学的主题:自然与名教之辨

玄学作为先秦老庄之学的继续,其自然和名教具有特定的意蕴。自然是一个本体论范畴,意为自己而然,本来如此,一方面指天地万物的自足无为的本性,另一方面又指人的纯真本性。名教则指用来维护宗法等级制的政治人伦原则,所谓“仁义礼法”或“礼乐刑教”等。自然与名教之辨至少关涉两个问题：其一,名教是否符自然之则而有其价值;其二,在名教中能否安定人的生命而使人的心灵有其自由。汉代提倡名教之治,名教确实起到维系政治人伦的作用,但名教后来发生异化。相当一部分土人把名教当作追求荣名利禄的工具;另一部分上人有感于名教堕落及…     

郭象认为“名教”即“自然”吗?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家们所深为关注的问题。王弼认为“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进而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前人的基础上,郭象对此亦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后人以“名教”即“自然”来概括郭象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认为任了自然,也就遂了名教,尽了名教规定的义务,亦尽了自然之性,并指斥他以此为腐朽的门阀士族制度辩护。对此,作者不敢苟同。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进行论述,以就正于方家。一、名教乃自然之迹所谓“名教”,就是将符合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     

自然与名教关系的重建:玄学的主题及其路径

三国两晋之世,自然与名教产生了严重的分离。这种分离,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病,它体现着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道德、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如何调整或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使双方获得协和与统一,成为玄学的中心课题。在玄学乃至先秦老庄那里,自然与名教之辨具有特定的意涵。自然是一个本体性范畴,意为自然而然、本来如此,一方面指天地万物的自然无为的本性,另一方面又指人的纯真本性。名教则指用来维护宗法等级制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所谓“仁义礼法”或“礼乐刑教”。自然与名教之辨至少关涉两个问题：其一,名教是否符自然之理想…     

《魏晋名教与自然之辨的伦理意义》

本文是从伦理学角度研究我国魏晋时代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全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魏晋名教与自然之辨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名教之“名”,指名分、职分,即人们在社会政治伦理关系中的地位、名分！名教之“教”,指教育、教化、感化。名教就是以名为教,即对社会各等级的人们所实行的安于自己名分和职位的教化,其主要内容就是由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政治规范、各种礼义制度以及关于这些规范、制度的理论。“自然”,原是先秦道家的用语,在魏晋玄学家那里,自然与名教相对,其主要含义是人性的“自然”     

作为"名教信徒"的李贽

李贽一直被视为所谓"名教罪人"的晚明伟大思想家,他以其对自己身前身后名的无比看重和自觉实现,而堪称中国古代"名教"的至为忠实的信徒.而李贽所重之"名",并非一种被缚于世俗名缰利索和等级秩序中的他者之"名",而是一种作为个体生命象征的"自己"之"名".他一方面以其亲身和亲体而具有鲜明的存在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又以其"家族类似"而具有突出的家本主义特征,从而其不过是对人类生命谱系中的"典型"的指称.这意味着,李贽的立身成名的人生之路,既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权力话语统治体系的激进反叛,又从中体现出对整个族类生命的不朽记忆的不懈追求.     

谈谈玄学中“名教与自然”问题和“有无”之辩的关系

五月暮春在太湖之滨,我有幸参加了海峡两岸学者的谈玄会。会上围绕着玄学的主题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辩。一种意见认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主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有无之辨是玄学的主题。我在会上支持了后一种意见。会后回到了学校,一面忙于教学,一面又在脑海中经常思考着这一问题,总感到这一问题十分重要,且又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两种意见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在《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一书中,也已提出了玄学“以辩论‘有无’问题为中心课题”的思想。同时又肯定了玄学“以讨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     

论王弼自然与名教之辨的基本义蕴及理路

论王弼自然与名教之辨的基本义蕴及理路高晨阳魏晋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之辨。王弼在其老学中所进行的其本工作,就是依据他所发明的崇本息末观念,沿着以无摄有的理路,通过创造性地诠释《老子》,打通自然和名教的关系,实现儒道两家思想的综合。具体地说,王弼的基本...     

郭象哲学中以庄融儒的特色

与其他魏晋玄学家一样,郭象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因此,他通过解决这个矛盾来建立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解决这个矛盾时融合了一些儒家思想。郭象通过三个方面来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在境界观上,郭象提出“神人即圣人”思想来融合道家的神人和儒家的圣人两种不同的理想人格;在人性论上,郭象认为“仁义即性”,一方面说明仁义即是人的本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人的本性中自然能够引发出人的仁义道德,从而把儒家的性善论和道家的素朴论融合起来;在政治思想上,郭象通过重新解释道家的“无为”思想来解决儒家“有为”和道家“无为”两种不同政治主张的矛盾。他认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任万物之自性。通过融合儒家思想,郭象对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作出了自己的解决。     

方术迷信的"灵验"揭秘

方术作为中华神秘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既不同于宗教又与宗教有联系的企图借助于“鬼神”等神秘力量来消灾免祸、延年益寿、添财加福的可操作性的东西,如八卦术、算命术、风水术、占梦术、测字术、巫术等。 方术尽管是唯心的不可相信的东西,在历代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和批判,然而为何屡不绝迹,有时甚至风靡一时、影响很大,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市场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人认为方术“灵验”。 方术“灵验”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哪些因素     

处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框架之中的"合理性"和"多种合理性"

价值判断的对象并不仅仅包括各种行为方式,[1]也包括各种语词。“合理性的”这个术语是这样一个语词:具有了合理性的就是善的。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间,作为对所谓的“西方的合理性”的某种反动,人们之所以开始谈论“多种合理性”———这是一种特别被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主张,很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论述导致这样一种主张出现的各种历史发展。我只想使自己限于———在与这次学术讨论的主题有关的各种概念所具有的学术框架之内———详细考察这些概念:这种框架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作为与“古代”、“传统”、“…     

西部大开发与“生存本位”的新发展伦理价值观探究

西部大开发实践活动的展开、深入 ,需要营造一种必要的“伦理化的社会环境”,呼唤一种为西部社会群体所需要和普遍认同的新伦理价值观念 ;这种新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基本精神 (个性追求、内在气质 )和集中表述应该是 :“生存本位”的新发展伦理价值观 ,即 :以发展求生存 ,以发展促生存 ;新发展伦理价值观所包含和要求的伦理规范及其现实践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竞争与合作的良性博弈——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实现机制 ;二是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和谐——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理想目标 ;三是“社会”与“国家”的功能分殊——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根本前提     

"鬼月"话"鬼"

每年阴历的七月,人们俗称“鬼月”,民间至今还流传“七月半,鬼乱窜”的迷信谚语。而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传言更为离奇,据说这天鬼魂全出,人们不可乱走,更忌出远门。倘若碰到鬼魂一年都将不吉利。鬼从何来?其实心理学家早就指出:一般来源于客观事物的突然出现,但却没有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是头脑中所     

The "Natural" and the "Formal"

The paper presents an argument against a metaphysical conception of logic according to which logic spells out a specific kind of mathematical structure that is somehow inherently related to our factual reasoning. In contrast,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always an empirical question as to whether a given mathematical structure really does captures a principle of reasoning. (More generally,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not meaningful to repla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 thing by an investigation of its a priori analyzable structure without paying due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really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thing in question.) It is proposed to elucidate the situation by distinguishing two essentially different realms with which our reason must deal: the realm of the natural, constituted by the things of our empirical world, and the realm of the formal, constituted by the structures that we use as prisms to view, to make sense of, and to reconstruct the worl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vantage point may throw light on many foundational problems of logic.     

论科学之"善"

科学之“善”最深层次的内涵乃是现代科学在本性上所具有的“优越”,而科学的自成目的使一种纯粹的科学活动成为可能,这是科学因其自身而固有的善。科学之“福利”与科学之“德性”(智慧),是在“对人有用”或“令人愉悦”的意义上而成为“善”的。在科学之“善”的概念内涵中有异常明显的两难。只有当我们真实地注意到那在科学的实际进展中愈来愈令人不安同时又是不可回避之物之时,科学才可能是优越的、自由的(自成目的)、有用的、令人愉悦的。     

“淑女之争”与“君子协议”:回眸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论战”

20世纪40年代,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爆发一场影响全世界精神分析学发展的"战争"。以Anna Freud和Melanie Klein各自为首的精神分析师团体围绕潜意识幻想、本能与力比多以及精神分析培训与教学等一系列主题展开激烈争论,即历史上著名的"Freud-Klein论战"。这场"论战"就精神分析培训问题达成协议,并直接导致克莱因学派、维也纳学派和独立学派三"组"鼎立的英国精神分析时局。"论战"促使了客体关系精神分析与自我心理学的分离,推动了精神分析研究从驱力模式向关系模式的范式转变,奠定了后续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格局。     

“另类的尴尬”与“玻璃口袋”——当代宗教慈善公益的“中国式困境”

作为慈善公益组织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宗教慈善组织的主体身份认同的问题和宗教慈善组织的管理问题是始终是当代宗教慈善活动的"中国式困境"。笔者认为在宗教慈善组织主体身份认同方面,可以从宗教慈善的实践模式和文化模式角度来建构宗教性慈善组织的身份认同模式;而增强公信力,形成"玻璃口袋"效应是宗教慈善公益组织最具优势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