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与元伦理学

伯纳德·威廉斯对于伦理客观性的探讨多有创见,但其主张在当代元伦理学版图中难以定位。本文试图阐明威廉斯对于伦理客观性的看法及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定位其元伦理学立场,进而指出威廉斯的元伦理学主张并不能完全符合某种主流的"主义"。他对于使用厚概念的伦理判断持认知主义的看法,却对于使用薄概念的伦理判断持非认知主义的看法;他反对个人主义式的主观主义,同时也拒绝做一个道德实在论者;他否认客观道德价值的存在,同时拒斥错误理论;他承认相对主义中蕴含着真理,却不愿全盘接受相对主义。     

元伦理学中的寂静主义实在论:解释与定位

最近二十年来,有一批道德实在论者声称,道德实在论无须应对规范领域外部的挑战,尤其是形而上学挑战。这一立场可称为元伦理学中的"寂静主义实在论"。虽然这个立场已经引起了一些注意,但它尚未得到清晰界定。这一立场可以归到"非自然主义的道德实在论"阵营,其特殊之处在于,它认为实在论的主张只能在一阶的道德视角中得到阐明和辩护。寂静主义实在论背后蕴含着对"方法论的自然主义"的抵制。     

动物权利论的疑难与美德伦理学的启发——兼与李剑研究员商榷

动物权利论认为动物拥有权利,因此人类有道德义务回应动物的权利。但权利论缺乏足够的依据支撑自己。李剑等人的“弱权利论”没能很好地论证动物为何拥有权利,雷根等人的“强权利论”则过于极端地主张动物与人类的道德权利平等。实际上,不必依赖对动物权利的证成,人类也有道德的理由保护动物。从行为者美德出发提供道德规范的美德伦理学,能为动物伦理学的工作带来许多有益启发。借助“距离相对主义”和“人类物种身份”的思想,动物美德论能够回应它所可能面临的道德相对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批评。     

人类物种完整性的道德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完整性"开始成为生命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人们常常通过"完整性受到破坏"这一判断,描述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那种无法借助原有伦理学概念进行充分说明的伤害。物种完整性是"完整性"概念最核心的含义,为理解科学技术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保护人类物种完整性与保护人权共同被视为尊重人的尊严的道德要求。人类物种完整性所具有的规范性可以通过人权理论得到清楚论证。人类物种完整性的道德意义,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于新技术可能持有的立场,也决定了我们对于权利、尊严和道德地位等重要概念的理解。我们能否为"所有人类物种成员平等拥有道德地位"这一观念作出成功论证,也取决于人类物种完整性能否得到保护。     

内在理由和理由唯我论——对威廉斯理由内在主义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一种理由内在主义,他认为一切理由都是内在理由,而欲望是行动理由的唯一根据。威廉斯得到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动机内在主义,即认为当行动者相信其有理由做某事的时候,他必然也有一个相应的行动动机;而具体的论证策略则是将规范的理由还原为解释的理由。威廉斯的论证策略或许可以解释人们的行动机制,但却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甚至会取消规范性本身。因为理由内在主义是一种理由唯我论,无法保证理由之规范性的普遍性要求。     

道德倾向主义

道德倾向主义通过一种回应依赖的倾向特征为道德提供了一种泛自然主义的道德实在论解释。然而,这种观点遭到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源头肇始于道德性质和第二性质的类比。正是在道德性质和第二性质的类比中,道德倾向主义遭遇了相对主义和揭露理论的挑战,面临着双重条件解释、循环性解释和统一性解释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些困难,道德倾向主义必须通过溯源我们的日常生活,把道德置于一种广泛的自然主义立场中去寻找答案。只有通过人类日常生活中个人习惯和传统习俗形成的探索,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道德作为人类主观心灵的一种倾向特征是如何把人类生活和客观世界关联起来的。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     

道德自然主义面临的挑战与回应

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飞速发展。元伦理学家们也开始青睐各种道德自然主义的立场。一种非还原的道德自然主义立场不仅可以保证伦理学形而上学层面的客观性,还可以良好地解释道德现象,尤其在面对道德怀疑主义的挑战时,道德自然主义的回应一方面重新审视了自身在认识论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还有效说明了道德知识存在的可能。     

物种之本质与其道德地位的关联研究

物种是否具有道德地位以及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地位与物种是否具有本质以及具有什么样的本质有关。"物种个体论"是不成立的,由此,物种不具有如生物个体那样的道德地位。"物种多元论"否认物种具有"自然类"的本质,因此,物种也就不具有"类"意义上的道德地位。"关系本质主义"不是真正的本质主义,由此也不能给物种道德地位的确立以确实支持。只有"内在生物本质主义"之"理想的‘DNA条形码’",才能作为物种的"真实本质",由此也才能使得物种具有内在的、天赋的价值,并据此拥有道德地位。维护物种的道德地位,就是维护这样的本质。鉴于物种的其他概念而伦理地对待物种,不是基于物种自身拥有相应的道德地位,而是基于物种之成员及其环境所拥有的相应的道德地位。     

斯洛特移情关怀伦理学的价值内涵及其局限

斯洛特试图超越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立足性别差异的道德视界,从英国情感主义道德传统和近年来道德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灵感,发展出一种基于人类普遍"移情"的关怀伦理,由此探索一种可兼具解释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的总体伦理学方法。他确立起"移情"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普遍价值,试图证明无论行为者的道德义务或公共道德事务均应以"移情"为基础。基于此,斯洛特将移情关怀伦理视为一种较之理性主义更适合道德领域的新道德情感主义。尽管这种移情关怀伦理的确在道德领域具有普遍性,但本文认为,这种普遍性并不表示它可以解释所有的道德问题,亦难以兼及所有行为规范,更不足以取代理性成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全部。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墨经》“利”之辨析

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对《墨经》中说明"利"这个重要概念的文本"利,所得而喜也"作快乐主义式的解读,认为墨家在此是把"喜"或"快乐"等同于"利",或者作为"利"以及道德正当性的标准。但实际上,墨家在此处只是对"利"进行了语义和元伦理学层面的说明,并非在表达快乐主义的规范性立场,甚至不是在表达任何一种道德上的规范性立场。快乐主义式的解读对《墨经》甚至整个《墨子》文本包含的对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层面加以区分的意图认识不足,与《墨子》其他地方明确表达的规范性立场不一致,其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将西方规范伦理学的框架套用于早期中国哲学的这一常见但却值得商榷的做法。     

论生命伦理学中的人的尊严概念

人的尊严概念亟需得到清晰说明。在生命伦理学语境中,人的尊严可以在三种意义上合理地使用,即人类物种的尊严、普遍尊严和获得性尊严。人类物种的尊严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物种所拥有的尊严,它的基础是人类物种的典型本质,它的道德要求是保护人类的本质不受侵蚀。个体层面的尊严分为普遍尊严和获得性尊严。普遍尊严是每个人平等具有的道德地位,为全体人类成员赋予了平等的基本权利。获得性尊严是每个人通过体现了人类卓越性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获得的。它不是一种道德地位,但可以给人树立更高的道德目标。     

普遍伦理与全球化

人类历史的当今时刻的标志是跨越物质、民族和信息世界的不断加速的运动,它在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机会,尤其是人的运动。这种人口运动使多样文化主义成为许多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移民与接收他们的社会之间的差异往往会造成冲突,因为另一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侵蚀经常被认为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一种威胁性挑战。在任何社会,身份认同是在主体的文化过程中构成的。但是,一旦两个以上的文化进入紧密的接触,各自的主体性之间便会频繁地因统治顺从关系展开斗争。这种冲突的解决办法之一是从法律上规定社会所有成员包括文化少数族群权利平等。但是,如果单纯地考虑法律上的解决办法,各文化积累的资源就得不到利用,紧张和冲突便会频发。文化主体性作为一种中间立场可以通过诱导来构成一种复杂的联合主体性体系。然而,即便是这样一种体系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一种普遍接受的伦理可以满足防止冲突加剧的当务之急,但是其最终目的是为一种全球文化铺垫一种共同立场,这种全球文化将不同文化作为丰富人类生活的历史传承资源吸纳进来。道德意识即是他者的他性的显示。如果伦理与认识论交汇,人类理性就会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文化的基础,整个世界有希望成为全人类的唯一生活空间。     

外在理由真的存在吗——威廉斯和麦克道威尔之争

关于行动理由的内在主义,麦克道威尔和威廉斯之间有过一次有趣的争论。麦克道威尔声称,可以在不挑战动机休谟主义的前提下证明外在理由是存在的,而威廉斯则批评麦克道威尔的看法陷入了某种“榜样模型”。威廉斯对于麦克道威尔的回应并不十分成功,因为他的理由内在主义也是某种榜样模型,更好的回应是诉诸行动理由与行动解释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麦克道威尔所说的外在理由无法满足解释行动的要求。     

恩典如何降临?——康德宗教哲学中基督的形象作用之解读

在面对根本恶时,康德认为,人们为了实现心灵转变,一方面要发挥理性的主动性积极进行道德自律,另一方面基督的称义恩典又是人们进行转变时必不可少的援助.基督的形象作用使称义恩典的援助得以可能,这种作用在康德的原型理论中展开.原型既可以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理解为人类的原初道德禀赋之理性理念,又可以站在非理性主义的立场上解释为原...     

人的尊严与人类增强

本文阐述了人的尊严的来源及其各种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人类增强"是否可能侵犯或威胁人的尊严。人类物种的尊严植根于人的本质,即人类物种所典型具有的一系列潜力,它是其他层面的人的尊严的基础。人类个体的尊严分为普遍尊严和获得性尊严。个体的普遍尊严直接来自于物种的尊严,是每个人因其作为人类物种一员的身份而平等拥有的一种至高的道德地位。因为人类增强不会分裂人的本质,所以不会造成人类物种之道德地位的区分,从而个体的普遍尊严不会因增强技术的应用而受到侵犯。获得性尊严是通过发展人的本质中所包含的典型人类潜力而获得的受尊重的性质。人类增强可能通过破坏主体间性,给个体发展各种人类的典型潜力设置障碍,从而对人的获得性尊严构成威胁。     

哈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

边沁基于功利主义的立场,从普遍主义的观点提出实然法与应然法相分离的观点,这一观点成为当代法学家哈特的出发点,哈特强调无论任何法律,法律就是法律而不是道德。然而,哈特等法律实证主义者确实把法律看成是与道德相分离而没有关联的吗?实际上,哈特一方面强调法律与道德在存在形态上的分离,但同时也认为这两者之间有重合之处。如果人们过于夸大这两者的区分,就会导致无论是对于法律还是对于道德都有害的观点。     

道德运气

康德主义者认为,道德只跟动机相关,不受运气影响。威廉斯以未尽基于真实历史事实的高更和小说人物安娜为例展开讨论。高更这位画家为了自己的艺术追求,背逆、冲撞了社会的道德要求。如果他最后成功了,他将能为自己提供理性辩护,失败了则不能。而最初,没谁(包括他自己)知道他的追求是否结出正果——这有一部分依赖于运气。威廉斯对这一阐论中的几个关键概念做出辨析,运气(指的不是意外受伤之类,而是内在于其计划的运气),成功(不是功效主义意义上的,而是指他最终成为他曾希望会是的那个人),辩护(理性辩护可以回溯性的,且不一定能为所有人接受)。他尤其详细地阐发了行为者憾恨的概念。本文的结论是:道德并不免受运气影响。     

公民的两种身份及其道德要求

“公民道德”意义上的公民具有两种身份,一是法律身份,一是社会身份。不同的身份决定了对个体不同的道德要求。一般来说,这两种身份统一于一个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个体之中,不同的身份只能出现在不同的场合或者承载不同的社会关系,场合不同、社会关系不同,对他的道德要求就不一样,二者不能混淆,即身份是不能僭越也不能放弃。但是,两种身份的道德要求在底线上是一致,这就是说,两种身份的责任和道德要求在特定的场合和社会关系之中可以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