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反思

新自由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史演进和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重要的经济思潮,8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系列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资本的贪婪性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推波助澜,是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之源.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主张与实践引发了我们深入的思考和反思.要正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影响和精神实质,不能忽视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不良渗透;要正视美国次贷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美国政治上的破灭现象,不能偏离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走向;要正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合理内核,不断处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存在的难题.     

后金融危机时代主流经济学危机再研究

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不仅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也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陷入继上世纪古典经济学危机和凯恩斯经济学危机之后的第三次大危机。本文对新世纪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及主流经济学第三次危机等问题进行研究,并探寻经济学变革的可能方向。     

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掩蔽性管窥

当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既有"共相",也有"异相"。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其特征是全面扩张的市场与不受约束的权力之间的互相嵌入,表现出泛市场化、非政治化和权贵化的倾向。新自由主义思潮存在着以自由贬低民主,以经济自由化约个人自由,以"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的观念谬误。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哲学研究的三重启示

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造成了政治哲学研究方式的窄化,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则为探索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三重启示。就关注问题而言,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延续了近代政治哲学对权利问题的关注,而生命政治学则提示了关注权力问题之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和意义。就论证方式而言,近代政治哲学和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秉持自然论证的论证方式,而生命政治学则诉诸历史论证方式。就立论基础而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作为理性主体的个人为其基本前提,而生命政治学则关注主体的生命性特征。反思生命政治学对政治哲学研究所带来的三重启示,不仅为推动政治哲学研究突破原有视域提供了理论启示,同时也为思考构建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基本范式的、合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生命政治: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

生命政治概念是福柯首先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讲中提出来的,与之相关的生命权力概念是建立在于"使人死或让人活"的主权权力概念的对立基础上提出来的。生命权力旨在"使人活和让人死",随着生命政治的诞生,人口统计学、优生学、卫生防疫学成为政治干预的主要领域。之后在《安全、领土和人口》中,福柯进一步提出了与生命政治相对应的安全机制,并认为这是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的主要特征。在福柯之后,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都承袭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并分别用赤裸生命概念和免疫体概念来重释福柯的生命政治。     

论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黑格尔对当时流行于德国的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批判自由主义的知性思维方式造成了各种不可克服的对立;批判自由主义的抽象主体的本体论设定造成了人的存在的伦理性的丧失;批判自由主义的反历史性原则造成了精神的有限化、社会契约论理论模型的虚构化和启蒙运动的自反化;批判自由主义的物质主义原则造成了生活的外在化和偶然化、革命的恐怖性和虚无化,等等。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系统批判有利于揭示自由主义的局限性,揭穿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假象,为探索另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打开了理论的地平。     

现代自由主义的困境:施特劳斯的极权主义诊断

1989年,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点是自由主义,而施特劳斯却指出自由主义危在旦夕。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恰恰暴露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危机,从而印证了施特劳斯的担忧。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权利理论与价值中立学说,前者以绝对主义为基础,而后者蕴含着相对主义。因此,现代自由主义陷于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然而,施特劳斯认为,现代自由主义选择相对主义的结果是,相对主义既摧毁了自然权利,又滋长了极权主义。因此,现代自由主义走出危机的起点是从相对主义转向绝对主义。     

世界的技术化与主体的技艺化

世界问题与主体问题无疑是哲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在20世纪的哲学中,探讨世界问题最为深入的非现象学莫属。现象学对世界问题的讨论,在警惕世界丧失的同时,也将世界的技术化视为一个根本难题。然而,即便认识到了世界的技术化,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仍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本文尝试引入福柯晚期思想中关于主体技艺化的论述,并试图表明,主体的技艺化是对于世界的技术化的一种可行的回应。     

“人之死”——《词与物》的主旨及其哲学意蕴

"后现代"并非福柯的语汇。批判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主体哲学,是发生于19世纪中叶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福柯在《词与物》中通过"人文科学考古学"预告的"人之死"更是把批判的对象延伸至胡塞尔、萨特的现代主体哲学。无论是先验主体哲学,还是经验主体哲学,只要始于意识并把"人"作为研究对象,都是福柯话语考古学所要加以拒斥的。"人之生死"是"人文科学考古学"所揭示的既作为客体又作为主体的"人"主要在19世纪科学话语中所经历的命运。现代知识型之后并无后现代知识型。通过阐发福柯"人之死"在主体观、历史观、方法论和哲学观四个方面的哲学意蕴,本文坚持一个观点:《词与物》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著作。     

权力与革命:福柯的1968

法国1968年5月运动给予福柯行动的机会和思索的资源。他以这次运动为对象和参照,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权力理论和革命理论,回应了人们对“新哲学家”和“新政治”的呼唤。福柯以微观权力为对象,分析了现代社会的规训机制,试图以此探讨现代社会的反抗策略。对于革命,福柯始终怀有极大的热忱,但他在1968年5月运动中的行动表明,福柯在本质上是一个新的无政府主义者。     

米歇尔·福柯的技术本体论

技术是福柯哲学无法还原的始基,权力—知识、话语实践乃至主体等福柯思想的核心概念都是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之上的,理性话语霸权的核心是控制,权力—知识实施的关键在于技术,在控制与技术的统一中隐藏着现代性的全部奥秘。福柯哲学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在技术中产生和发展,并在新的技术中走向消亡的。     

论大卫·哈维的环境正义思想

如何面对与处理环境危机,探讨环境恶化根源,哈维基于“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方法,以“空间生产”为视角,分析社会、环境和正义的关系,指出侵害环境正义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积累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阐明实现环境正义的路径在于生产方式的替代、社会正义的复苏和寻求新的革命主体.哈维的环境正义思想体现出差异性、过程性和对快速城市化发展地区居民、边缘性和被忽视的族群的特有关切.     

现代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在前现代与启蒙政治哲学中,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或是被视为"他者"造成的道德危机,或是成为浪漫主义思乡愁绪和拒斥现代性的主题。在资本主义治理技艺的发展过程中,城市中频发的流行病成为了规训机制获得合理性的契机,并且塑造了当代自由主义阐释权力与自由、主体与公共之矛盾的基本范式。作为一种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试图揭开笼罩在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之上的意识形态,从而将人与自然界共同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对象。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的本质是阶级社会及其生产过剩"社会瘟疫"在健康维度的必然结果。在世界性交往的当代,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的身份政治、"他者"机制和舆论乱象再一次证明,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是人与自然和解的生命共同体,其根本前提是对新自由主义话语下的治理技艺的扬弃,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建构。     

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评

国际秩序的动荡与重建,新冷战的阴影,美国的政治争斗与欧洲的混乱成为时政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热点。在公共思想界,自由主义的危机及其复兴前景,文化左派的困境,政治正确与科学研究的关系等议题成为2018年的焦点。     

欲望与快感

德勒兹区分了自己的"欲望"概念与福柯的"快感"概念,从而划清了他们的思想界线.就权力装置而论,福柯在《监视与惩罚》中指出,欲望装配与压抑使事物标准化也使我们遵守纪律:德勒兹则认为它们将事物译成电码且再度疆域化.德勒兹提出"快感何以激活一些反权力?福柯何以构思这个快感概念?"这两个问题,认为关键在于福柯赋予了力量关系、真理、快感以全新意义.福柯的基本观念是,权力装置与身体具有直接而正面的关系,德勒兹则指出,权力装置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把组织强加到了身体上.     

解决现代西方伦理危机的实践哲学进路

现代西方伦理危机的实质是道德个体主义与道德共识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已成为解决现代西方伦理危机的核心课题.对此,西方新旧自由主义和共同体主义都给出了较具代表性的回答.然而,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应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寻找答案.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域内,道德个体主义与道德共识的冲突源于人本体论存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只有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解决.所以,实践哲学进路是解决现代西方伦理危机的现实之路.     

城市、空间与生态:福柯空间批判的启示与意义

权力和资本的干涉打破了城市空间中社会关系的平衡。反思权力逻辑是为了找到主体反抗权力的可能性和突破口。福柯发现权力通过介入不同的空间去界定领土、规训身体、调控人口,因此与权力相关的空间既有生产性又有规训性。福柯对权力的空间反思,启示我们塑造一种道德主体意识和生态治理理念,并通过技术与价值结合的治理方法将乌托邦和异托邦共存的治理原则应用于城市空间之中。只有面向实践的理论才能在现实的诉求中激发活力,并为现实困境提供解决的方法,这也正是我们在当代解读福柯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Ⅱ——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84

该著为福柯1984年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演讲,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治理”的续篇。在书中,福柯开始重新严肃面对主体建构的伦理问题,通过对直言的分析,将说真话模式、治理术和自我实践三者衔接了起来,进而实现了从知识主题到说真话主题,从统治主题到治理主题,从个人主题到自我实现主题的转换,由此才能理解真相、权力与主体的关系。     

纪念福柯逝世20周年——欲望与快感

德勒兹区分了自己的“欲望”概念与福柯的“快感”概念，从而划清了他们的思想界线。就权力装置而论，福柯在《监视与惩罚》中指出，欲望装配与压抑使事物标准化也使我们遵守纪律：德勒兹则认为它们将事物译成电码且再度疆域化。德勒兹提出“快感何以激活一些反权力?福柯何以构思这个快感概念?”这两个问题，认为关键在于福柯赋予了力量关系、真理、快感以全新意义。福柯的基本观念是，权力装置与身体具有直接而正面的关系，德勒兹则指出，权力装置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把组织强加到了身体上。     

个体的断裂——论桑德尔对罗尔斯“自我”的重构论证

目前在研究罗尔斯的大部分学者那里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罗尔斯是一个康德主义者。在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正义论》中,罗尔斯借鉴了康德式的“主体”构建了一个含有经验性的“个体”的概念,这是他正义理论的起点,也是自由主义框架下的主流想法。在这样一个理论前提下,桑德尔在其《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对他的个体概念进行了重构论证,围绕此概念展开了一系列批评。桑德尔指出罗尔斯的“自我”本质上是分裂的个体——先验主体和经验主体在自由主义语境下不可调和。本文同时揭示社群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桑德尔是以此对罗尔斯等自由主义者进行批判的。这种批判无疑抓住了自由主义的“软肋”,也为社群主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