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实践”:在实践哲学的谱系内——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

无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聚于文化,强调文化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这意味着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践形态和实践领域——文化实践。本文论述了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并把它安置在实践哲学的谱系中,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实践哲学已经蕴含了实践与文化关系的某些线索,但是这一线索并未彰显出来,其实践哲学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马克思“劳动-社会”的实践哲学把实践置于社会领域,社会包含了文化,然而出于现实的需要,马克思主要强调了社会的制度和组织方面。为了理解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动力问题,早期文化研究思潮挖掘和彰显了马克思社会实践的文化内涵,系统论述了文化实践理论,构建了文化实践的新模式。这是在当代全球化时代,适应时代发展的实践形式;它有力地批判了单一的经济决定论,为实践哲学开辟了可能性;它使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实践哲学潜在的文化意义彰显出来,使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论更加完整;它关注大众文化实践,加强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反精英主义。     

"征兆":意识形态的创伤性内核——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初论

齐泽克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揭露了意识形态的不完整性。在他看来,“征兆”作为沟通前符号界和现实界的桥梁,在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看似完整的象征秩序中打开了缺口,挑战了意识形态的“真实”,因此“征兆”是意识形态的“崩溃点”。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的自由”和“等价交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排犹主义”就是这种征兆。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慈善悖论”的揭示及超越

慈善的性质和底色本质上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主义慈善的动机和行为主要基于利益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慈善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揭示了其三重悖论：经济悖论体现为后置的分配正义与前端的生产非正义之间的矛盾；政治悖论体现为慈善资本主义与资本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悖论体现为慈善的博爱精神与资本的逐利本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慈善是对慈善的异化，唯有从“资本为王的伪善”走向“人民至上的真善”,才能实现对“慈善悖论”的本质性超越。这对于识别资本逻辑下的慈善话语陷阱、建构社会主义慈善价值体系，具有鲜明的镜鉴价值和实践效应。     

《资本论》的“三重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

《资本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不是普遍原理应用于特殊对象的演绎关系,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特定理论形态建构过程。《资本论》不能归结为一重批判或双重批判,而是包含资本逻辑批判、物象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三重批判”的差异与联系的复杂总体。《资本论》“三重批判”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再现,把握了社会结构诸层面之间的复杂交织与丰富互动,呈现为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特殊理论总体,蕴含着对马克思新世界观的丰富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发展。《资本论》在“三重批判”的“特定化”定向中,综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定性内涵,内生出一种相对独立的、以历史特定性为原则、以特定社会形态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体系特征及其逻辑建构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体系外观具有强烈的“迫不得已”特征，并使其导向关于“文化领导权”的分析。通过“历史-社会”的解读模式，葛兰西哲学在有限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合法性的同时，极度强调文化的重要性。通过“文化-政治”与“文化-理论”的双重逻辑建构，葛兰西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引导意大利启蒙运动的革命目标。由于片面强调文化问题的重要性，造成其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独立解决文化领导权问题的理论缺陷。     

“五月风暴”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20年前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一场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相联结的新型抗议运动。它反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决策权集中到少数技术统治论精英手中以后出现的日益加剧的官僚化趋向,以及广大群众都经历着的社会反常状态和异化革新情况,同时,它又使人们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高生产、高消费的繁华景象后面看到了它的局限和矛盾,因而被人们称作“适应于现代资本主义状况的第一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除此之外,“五月风暴”还为诸如生态运动、女权运动、争取参与民主运动等等一系列新型的社会运动在70—80年代的崛起廓清了场地。     

《当代意识形态研究》

《当代意识形态研究》宋惠昌１．意识形态概念的分析意识形态是社会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体系,社会群体（阶级等等）的根本利益是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和灵魂,意识形态是社会（或群体）的理论形态的自我意识,其中心内容是政治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具有多维的两重性。即实践性和理论性,阶级性和人类（共同）性,客观性和主观性,现实性和理想性。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一是提供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二是能够成为凝聚和引导一定社会或群体的“社会水泥”和“思想旗帜”。此外,它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也起着价值导向作用．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２．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它是适应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价值观念,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促进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它又具有同社会公共利益相矛盾的反社会性,因此,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发出警告：个人主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癌症,并且提出用“合理利己主义”、“新个人主义”取代旧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映到政治法律制度中,集中表现为自由主义,它有一个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演变过程。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是针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但在资产阶级     

空间正义的另一种构想——“差异性团结”及其反思

一居住地的分化与隔离及其非公正性后果空间问题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尤其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空间批判而对人的空间实践方式所进行的探究,为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对空间及空间正义理论的深入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城乡对     

论宋代道德生活的主流价值诉求——理学伦理的视角

宋代理学伦理思想是宋代道德生活主流价值诉求的集中反映和呈现.宋代理学伦理在回归儒学人伦本位、恢复意识形态文化和学理性文化双重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深深体现了道德生活中重建人间秩序、重继儒家道统；重构以“内在超越”为显著特征的道德性命理论；并为实现此种道德秩序而勇于担当主体责任的主流价值诉求.     

意识形态的“物”化与“物”的意识形态化——资本主义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状况分析

意识形态属于一种观念的体系。但是,阿尔都塞认为,这种观念的体系具有物质的形态,可以被"物"化在人们的日常行动中。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阶段,国家的干预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传统界限被超越,日常生活中的经济行为不仅仅是经济基础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按照鲍德里亚的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成为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成为维持社会控制的一部分。而贝尔所说的意识形态终结只是表明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终结了,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彻底终结了,而是说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渗透到日常生活一切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出现了。马尔库塞所说的生存斗争永恒化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人们在这里误解了自己与"物"之间的关系。     

从“政治人”到“生态人”: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学范式的转换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政治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的对象是处于“社会政治生态”中的人,即“政治人”的价值身份.在工业社会危机日益凸显的困境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应走向以自然、社会和个体生命互为生态性存在的“生态人”.“生态人”的提出与实现,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学范式的转换.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挑战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企图一统天下的以同一性消解差异性的过程。因此 ,全球化实质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以经济全球化为表征的、以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各个方面的全球化全面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在全球的全面展开和激化 ,最终会导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社会主义必将取而代之。这一规律是无法抗拒的、必然的 ,无论资产阶级如何规避 ,也无法逃脱在达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颠峰”的同时 ,坠入自己选择的“深渊”中。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扩张过程中 ,必然会侵犯发展中国…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明观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应仅仅在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还应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意义上被加以理解。与此相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仅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揭露被“物”掩盖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和奴役的真相,挖掘作为资本主义文明根基的权力和权利的同构性确立的资本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自由王国”的新文明理念。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塑造和引导了一种新文明观。     

现代性、法治国家与意识形态

本文通过辨析现代性的蕴含为梳理法治国家与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视野,在此视野下具体分析了法治国家的内涵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关系,并指出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分析,而且应该放到国家意识形态与法治秩序的辩证关系中予以考察。本文认为现代法治既是意识形态的制度基础,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组成部分,只有处理好法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才能避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片面性。     

马尔库塞的《一维的人》(上)

本文介绍一种激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它要彻底地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重新规划社会革命的模式。它试图用精神分析学改造马克思主义,并借此分析发达工业社会的新的统治形式、当代科学思潮和在此影响下改变了的人的心理结构。这种思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不乏真知灼见,但其理论体系则是和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的。本文仅作为资料发表。     

理解马克思

该著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作者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及其哲学前提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审视,并通过对马克思著作文本的广泛讨论,试图运用当代分析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资源,对“马克思哲学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作出评判。作者认为,马克思最经得起考验的成就,是以异化、剥削、阶级斗争、政治和意识形态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歧

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由于科学技术成了新的意识形态 ,因而意识形态的批判就表现为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批判。马克思则认为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的批判表现为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不是意识形态     

“现代”的诱惑与危机--再论中国现代主义写作

“新时期”以来，对文艺“形式”的探索再一次引起广泛讨论，不同于50年代，它以不可遏制之势创造了系列理论与大量作品，“意识流”、“怪诞变形”等手法普遍运用于小说创作中。对“现代派”创作资源的征用究竟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中国现代主义写作？中国的文艺、政治和社会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下发生了什么改变？重新进入中国现代主义创作，将有助于找到进入上述问题的切入口。     

儒家“礼”的观念与现代世界

礼是生活的规则体系,也是儒家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礼文化在儒家的理想中可分为乐、义、仪、俗、制、教六种正义,而礼的精神是倡导道德与文明;宋代以后儒家礼学从重视“国家”取向转变为重视“社会”取向;儒家礼文化以“秩序”为首出的文化模式,可以成为有益于人类面对21世纪挑战的文化资源。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讨论

奥地利议会议员、奥共中央委员费舍尔,不久以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这篇文章原先发表在意共刊物《新生》上,后来转载于奥共刊物《道路与目标》。现在,在这个刊物上正围绕着这篇文章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费舍尔打着反对“僵死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幌子,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受时代限制的”,“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他借口“各国发展的不平衡”,说什么没有“一模一样的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他说,“由于居民和工人阶级的结构有了变化,现代工人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赤贫者了”,企图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把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贵族说成是“新的工人运动核心”。他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由于“工人阶级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过时”,“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就会赢得群众,“逐渐埋葬资本主义”。费舍尔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科学知识”,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他主张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平共处”,胡说什么“不管我们愿望与否,意识形态都在共处着＂,而且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中,有一种思想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让对手纠正自己”。米特艾克尔、格鲁士、菲恩伯克对费舍尔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米特艾克尔认为费舍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倒退到‘永恒正义’上去了,因为费舍尔主张完全离开阶级的属性,而仅仅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事物”。米特莱克尔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正确’和‘错误’只能由阶级立场来决定”。他反对费舍尔关于“新的工人运动核心”的观点,他认为,“大批的工人干部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无可争议的中流砥柱”,转移“阶级斗争的重心就意味着剥夺工人的道义力量”。格鲁士认为“赢得群众要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他指责费舍尔企图“修正”《共产党宣言》。他认为,费舍尔主张“逐渐埋葬资本主义的实力地位”,其结果是与社会民主党相同的。菲恩伯克认为,费舍尔“把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谈”。他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共处,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就没有什么共处,而只有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扬弃旧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巴赫纳同意并发挥了费舍尔的观点。他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解放人的哲学,它本身不是什么科学”。他认为思想论战是“不必要的”,“思想共处必须以容忍的态度来进行”。后来费舍尔又写了第二篇文章,为自己辩护。在这篇文章中他竟然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指导工人阶级行动的,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两种提法,是多余的”。象资产阶级思想家歪曲马克思主义一样,费舍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