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实践哲学转向”及其意义理解

存在于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实践哲学转向",既是为伽达默尔本人所肯定也是为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关于伽达默尔学术研究重心演变的基本看法。不过近年来,学界有些不同的意见。作为一个专门性问题加以深入的讨论,将使人们能够真正准确理解和充分把握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性主题和思想实质。伽达默尔晚年曾明确指出,自《真理与方法》之后,他的研究转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实践哲学及社会科学问题。正是通过实践哲学的转向,并在与贝蒂、赫施、哈贝马斯、利科尔和德里达的批判与反批判论争中,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维度得到了鲜明的展开,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和性质得以确立。这一转向也带来了哲学本身的多维度变革性意义,并引发了西方哲学从注重对世界事物的绝对的永恒的知识性认知的理论哲学向反思人类存在和行为意义的实践哲学的伟大转变,极大地推进了现当代实践哲学接续、重建和复兴的思想运动。     

游戏与对话──解释学哲学的原型

游戏与对话─解释学哲学的原型季桂保日常生活中的游戏一般指的是消遣行为或娱乐活动,游戏是游戏者的主观行为或意向活动。而解释学所指的“游戏”则具有不同的含义。伽达默尔明确地把“游戏”确定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在真正的游戏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游戏活动者的意志和愿望,而是游戏本身的目的和要求。如此,解释学关于游戏的思考就从游戏的主观反思转变为对游戏本身的存在方式的思考。游戏现象学所揭示的是艺术真理,它所展示的游戏已超出了艺术经验的范围,因而普遍适用于解释学哲学所涉及的全部真理领域,游戏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职能,以致于缺乏这种因素的文化是不可想像的。游戏作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成为包括历史经验和哲学经验在内的解释学理解的原型。游戏同时又是一种交往活动。解释学所探讨的理解根本而言就是一种作为交往活动的游戏,这种理解活动和交往活动本质上也就是人类的“对话”活动。同游戏一样,在真实的对话流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对话者自我控制的个体意志,而是对话所指向的“共同论题”,这种“共同论题”最终促成了对话双方的相互交流。对话的“共戏”“共在”和“对谈”的结构要求对话者相互依赖、相互尊重,以开放的态度倾听对方所言。由此,从伽达     

论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

对实践问题的思考贯穿了伽达默尔整个学术生涯,构成了他哲学思想的起点和归宿。实践哲学不仅影响了他的哲学解释学思想的形成,而且他还将哲学解释学应用于实践问题,发展出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和解释学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是一种互动的、相互启发的关系。他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他通过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研究关注到理解和相互理解问题,此外海德格尔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阐释使其注意到实践智慧概念。在中期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中他通过实践智慧概念阐明解释学的应用问题。后期他通过将哲学解释学应用于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寻求对实践合理性的理解,希望以此来引导人们的生活,避免技术文明对人造成的异化。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体现伽达默尔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对于我们思考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哲学解释学的伦理学之维——伽达默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解读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是伽达默尔继《真理与方法》之后的第二部 杰作。它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分析,着重阐释了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 的前后关联以及与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强调二人即便有差异,也不是根本性的,他们一起 构成了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伟大开端。伽达默尔这一解释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那就是超越 当代德国的新康德派、耶格尔派的立场,包括海德格尔的挑战,同时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到 黑格尔之前的西方传统。它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为重心,上挂下联,揭示了善本身以及 以它为中心的实践哲学与本体论的统一。伽达默尔解释学对普遍性的追求最终在古代实践哲 学中 找到了根据,同时它也反映出当代西方解释学的伦理学转型所依靠的重要资源。这部著作的 完成,使得伽达默尔“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的著名论断真正落到了实处,解释学的普遍性 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在这里存在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达到了统一。     

伽达默尔的艺术解释学

一、艺术解释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伽达默尔对艺术经验中真理问题的研究,首先着手于通过人文主义有关概念以及康德学派美学思想的考察,推出艺术经验问题中艺术解释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首先,他通过对人文主义“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这四个概念的考察得出结论:艺术经验中的理解活动就是对象和理解者交融成一个新的共同体的过程,这种理解活动不是依据某个抽象概念而发生的,而是在对单个事物的感觉中,在具体情形中发生的。这样,对艺术经验中真理问题的研究就必须摆脱自然科学的方法,必须摆脱概念性知     

解释学与伦理学——关于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核心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一种实践哲学 ,它包含有强烈的伦理学色彩 ,这种色彩贯穿于伽达默尔的整个学术思想之中 ,这从他的第一个讲座《论古希腊伦理学的概念和历史》、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真理与方法》也有不少涉及伦理学的内容。进入到晚期 ,他更自觉地将解释学引向实践哲学 (这里的“实践”,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实践 ,而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实践 ,它和人的生活整体密切相关 ) ,并对此有较为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这些足以表明 ,伽达默尔不仅是一位解释学家 ,同时也是一位伦理学家。然而迄今为…     

伽达默尔:作为世界经验的理解和语言

一从现象学到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在谈到由他所建立的本体论解释学的思想来源时,着重指出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秋尔泰的历史哲学以及海德格尔对这两者的综合。事实上,在解释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中,现象学的确起了关键的作用。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现象学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在‘面向事物本身’的口号下,通过一种精致严格的思想技巧的形态,开辟了一条通往经典哲学问题的新路径,这就是坚持对现象的描述。”①这也就是排除一切存在设定,对经验只在其所与方式中作为现象加以研究。这种方法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以往的认识论研究始终…     

“希望”何以被视为最重要“学说”甚或唯一论题——伽达默尔哲学中的“希望”之思探论

“希望”问题在伽达默尔思想中具有整体性的、内在性的重要意义,是他后期声称的最重要“学说”,也是他没有任何保留地捍卫的唯一论题。伽达默尔承续海德格尔思想,既肯定时间性、历史性之于解释学的重大意义,也强调未来性之于实践哲学理智理想的内在关联。不同于将希望归为宗教上的上帝信仰、视作心理性的激情之物,抑或作为科学知识的应用的理解,伽达默尔把希望问题看作哲学性论题,将其置于“人的此在”的存在结构要素、实践哲学的“理智理想”和生活世界规划创造三个维度上分析,阐明希望既是人的此在的自身理解与规定,且由其显现而构成存在本身,也是实践理性具体化的普遍性理智理想,还是生活世界应有改变的可能性规划与期望构想。解释学存在论、实践理智具体化,整体方向性、未来性和历史性的统一以及理性自由共同构成了“希望”之思的重要特性。伽达默尔主张希望不由外而来,而来自人的此在之理解,“逻各斯”与“努斯”精神相结合,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世界定向筹划。哲学的工作和任务在于,让超越性的“希望”得到理性化、具体化与现实化之规定、实行,以使人们从中获得关于希望的满足和实现。     

论实践哲学的理论方式及其合理性

寻求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合理的理论方式必须立足于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 :实践是一个具有存在论意义的范畴 ;理论思维只是实践的一种方式 ,并不能获得一个外在于实践的“阿基米德点”。因而 ,实践哲学的理论活动便只能是对生活世界内某些成为“问题”的有限方面进行批判。实践哲学的理论方式蕴涵着一种新的真理观 ,即批判的真理。这种真理源于生活世界存在的事实性 ,并作为理论哲学真理符合论的超越     

理解的应用性与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走向"

如何看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中晚期哲学之间的关系?[1]这是近年来我国诠释学研究颇为关注的问题.严平先生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与哈贝马斯的论战中,伽达默尔逐渐开始了从哲学诠释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2]张能为先生也认为伽达默尔晚期哲学"实现了由理论解释学向实践解释学的转变,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联系起来";[3]而何卫平先生则在肯定晚期实践哲学转向的同时,着重强调它"实现了从理解本体论向价值伦理学的转变".     

实践就是伦理学实践——伽达默尔哲学伦理学的理论构想与意义理解

伽达默尔真正实现了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并从存在论意义上将实践理解 为伦理学实践。不同于一般的关于行为规范的伦理学,伽达默尔的“哲学伦理学”从存在论 的高度处理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的内在联结,并把价值存在论问题当作伦理学核心,通过实 践理性反思,回溯前科学的人与对象的原始关系即人的现实存在的明见性来思考和确立人 的普遍价值意识与“共同的伦理”。同时,伽达默尔指出了当前伦理学发展的困境和新突破 的可能:既继承和吸收康德的先验主义道德哲学的严格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纯粹性和无条件性 ,又高度重视和肯定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人之具体存在伦理经验的有条件性、可疑性、境况 性,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作为一门哲学的伦理学如何可能”。伽达默尔的伦理学思考触及 了伦理学本身的存在论分析,是当代伦理学发展不应忽视也无法绕开的重要思想理论。     

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一次对话

1981年4月,在巴黎歌德学院举行了“本文与解释”的专题讨论会。出席者中既有德国当代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又有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学派巨擘德里达。由于当代在世的哲学大家(尤其是分析哲学以外的哲学家)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面对面“交锋”似乎还是一个不成文的禁忌;由于解释学和解构哲学已成为西方在分析哲学之后影响日渐扩大的两门“显学”;由于这两支同源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而又俨然成为对立的潮流在许多立场上既迥然有别,又相互纠缠,人们对这两位哲学家的第一次学术“对话”怀有特殊的期望和兴趣。伽达默尔在会上作的长篇演讲中,将法国当代哲学思潮称作对自己的“真正挑战”,他提出了与德里达针锋相对的海德格尔解读,并声称德里达将解释学置诸形而上学范畴之下其实是一个错误,哲学解释学并不依赖于任何“出场(现时)的哲学”。德里达在后来的讨论中,则对伽达默尔视为理解之先决条件的立场(即每一对话的参与者都怀有乐于理解对方发言的“善良意志”)并提出质疑,坚持自己对解释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批评,并阐述了解构哲学的独特主张。德里达的质询与伽达默尔的答复围绕解释与本文问题上双方的一系列对立如理解——非理解、内在——外在、连续——中断、真理——非真理等而展开。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对话的内容,同时也在于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对话、理解与解释的复杂个案,它同样给了我们许多与理解和主体间交流有关的提示,譬如最根本的,一种分别出自解构和解释学立场的真正相互交流是否可能。所以,诚如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这次对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已说出的那些方面,还在于那些未曾说出的和未曾发生的方面。大标题为译者所加。     

论艺术、艺术学与艺术哲学

为了探究何谓"艺术"的问题,以及建构起关于艺术的知识体系,就有了作为知识学的"艺术学"。对艺术及其本质问题的探讨,显然不能完全停留在艺术学的范围内,有必要上升到一般哲学的层面加以考虑与探究,因此,关于艺术的哲学思考与研究,一般也都归属于"艺术哲学"及其相关的领域。当然,艺术哲学的探究比艺术学往往来得更为深刻,这是由哲学自身的本性与特质所决定的。在艺术问题的研究上,艺术学与艺术哲学既相互区分,同时又有密切的生成性关联。因此,一切关于艺术的知识与学术研究,都将在后现代的思想语境里得到重构,并成为一种后哲学时代的新的文化样式。     

在神学与哲学之间：梵蒂冈签字厅拉斐尔壁画析论

神学与哲学作为两种传递“真理”方式,在艺术图像的历史中,以不同的形象呈现了两门学科的内在观念。神学象征着不可捉摸的情感表达和规范经义,而哲学代表了理智的逻辑思辨和数学推论。拉斐尔通过外在的高超技艺和内在的真挚情感,在梵蒂冈签字厅通过壁画完美表达两种思想,他以绘画方式在艺术图像中展现了人类知识的典范,成为艺术展现神学和哲学知识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哲学的意义之维与方法选择

试图抛开"中国是否有哲学"的本根性追问与"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语境性设问,也暂时搁置"中国哲学如何建构"的宏大叙事理路,是因为我们必须回到我们依然"在场"的真实内心,必须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与问题",那就是"中国哲学意义维度为何"以及用何种方法使之恰切地呈现。当下的"中国哲学",有三种连续性的意义:一是奠基性的中国古代哲学(也许说"思想"更理想),其意义自在于经典文本与传统中,它的本真呈现应运用经典解释学方法;一是生成性的中国近代哲学,其意义他在于与西方哲学比较中,它的确当表达应运用哲学解释学方法;一是展示性的中国当代哲学,其意义自为于激越当下的生活世界中,它的理性提升应运用现象解释学方法。     

论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批判

针对伽达默尔提出以"效果历史"理论为核心的解释学普遍适用的观点,哈贝马斯根据对语言、日常交往行为与认识过程关系的分析,认为这是一种错误要求,科学理论的形成并不受哲学解释学所提出的认识困难处境的影响。即使在哲学解释擅长的日常交往领域,它也存在明显局限。哈贝马斯在哲学解释学异军突起时主动捍卫解释学方法论意义并完成解释学向批判解释学转型,这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哈贝马斯过分强调带有明显理想性的自由交往理论建构,也遭到了伽达默尔的有力反驳。     

美、同时性、实现、精神能量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和海德格尔后期存在论都将艺术看作为一次真理的去蔽。伽达默尔后期的《言辞与图像》使他在同海德格尔不相抵牾的情况下超越了海德格尔。他将存在分为三种等级:混沌、已经变成的存在和混沌向已经变成的存在的变化。变化有两种形式:精神能量和运动。运动中没有存在的真理。在精神能量的变化方式中,真理自身显现出来。艺术的存在方式就是精神能量式的变化方式。精神能量决定了艺术的存在方式。     

历史意识问题(下)

在这一部分,伽达默尔讨论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实践智慧概念对解释学的特殊贡献。伽达默尔以此为基础,逐步展开哲学解释学的核心内容,如解释学的应用、解释学循环、成见以及如何对待传统等。他强调,解释学的理解应忠实于其开始和结束于此的事情本身,理解即处理处于他者地位的传统。     

面向日常生活经验与“做中国哲学”

<正>陈少明“做中国哲学”的哲学探究理念和实践,为在当代中国做哲学提供了一种道路、一种典范。他不仅对这条道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而且以自己的哲学创作实践提供了具有类型学意义与激唤作用的案例。这一典范的要点在于肯定中国哲学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在此是一个“地方性”的限定,是人文之“风土性”(和辻哲郎语)显现,普遍性既是由内容——即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经验——提供,也与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普遍性的思想方式相关。     

哲学诠释学的方法论问题--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

自从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诠释学问题一直是国内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然而 ,从传统的诠释学到哲学诠释学 ,恰恰是从作为方法论的研究到作为本体论的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那么 ,哲学诠释学是如何对待方法论问题的 ?这里我将结合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有关论争 ,来讨论这一问题。一要知道伽达默尔对待方法论的态度 ,我们可看看他的哲学诠释学的奠基性著作《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在该书的第二版《序言》中说 :“像古老的诠学那样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技艺学’ ,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并不想炮制一套规则体系来描述甚或指导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