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生命、例外状态与命运共同体——论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困境及其解决

阿甘本以赤裸生命和例外状态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其生命政治哲学。阿甘本认为,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是,人的生命被政治化,人变成了神圣人,人的生命变成了赤裸生命。而这种赤裸生命所存身的空间就是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现代政治治理的典范,而例外状态又以集中营为其典范。阿甘本的现代生命政治理论是对极权主义和现代政治的批判,它揭示了现代生命政治的困境,并试图用形式生命和共同体的建构来解决这一困境。面对阿甘本所提出的现代政治的困局,只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打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壁垒,才是彻底解决生命政治提出的困局之路,也是通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现代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在前现代与启蒙政治哲学中,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或是被视为"他者"造成的道德危机,或是成为浪漫主义思乡愁绪和拒斥现代性的主题。在资本主义治理技艺的发展过程中,城市中频发的流行病成为了规训机制获得合理性的契机,并且塑造了当代自由主义阐释权力与自由、主体与公共之矛盾的基本范式。作为一种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试图揭开笼罩在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之上的意识形态,从而将人与自然界共同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对象。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的本质是阶级社会及其生产过剩"社会瘟疫"在健康维度的必然结果。在世界性交往的当代,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的身份政治、"他者"机制和舆论乱象再一次证明,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是人与自然和解的生命共同体,其根本前提是对新自由主义话语下的治理技艺的扬弃,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建构。     

天命·仁·正名知言——孔子思想散论

从根本上讲,孔子思想学说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的生命哲学.“天命”观、仁论、政治一文明史观、正名知言说是支撑起孔子生命哲学大厦的四大支柱.孔子“天命”观把人的政治生命活动和政治生命存在作为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最高的和理想的形式.孔子仁论探讨了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本质上的分裂性和辩证地复归于整全的可能性,仁本身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既分裂又统一的矛盾性特征.以“文质彬彬”为理想社会目标的政治一文明史观,是孔子“天命”观和仁论的中介,也是使二者成为可能的历史一现实基础.孔子从人的政治生命活动和政治生命存在现实中经验到和体悟到的、并且理性抽象而来的正名知言说,是孔子生命哲学的归宿,并且使孔子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高度重视语言对于存在的意义的哲学家.对《论语》中孔子言语的理解,关键在于解读者个人的本己性体悟,引经据典式的解读不能激活孔子生命哲学、从而使其具有此在当下性质.     

中国哲学术语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哲学学科也是依着西方的学术规范建立的,是以相关的中国古典学术为材料、以西方哲学的范式为形式建构起来的。术语系统的建立是中国哲学学科建立的重要方面,它既与材料相关,也与形式相涉,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特有术语系统的建立才承载和支撑起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本文分别探究了中国哲学术语系统五个方面的史学来源和五个方面的语言文字学来源。对这两个方面来源的探讨,不仅意在回顾中国哲学建构的过程,更重要地在于为今后中国哲学术语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哲学研究的三重启示

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造成了政治哲学研究方式的窄化,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则为探索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三重启示。就关注问题而言,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延续了近代政治哲学对权利问题的关注,而生命政治学则提示了关注权力问题之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和意义。就论证方式而言,近代政治哲学和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秉持自然论证的论证方式,而生命政治学则诉诸历史论证方式。就立论基础而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作为理性主体的个人为其基本前提,而生命政治学则关注主体的生命性特征。反思生命政治学对政治哲学研究所带来的三重启示,不仅为推动政治哲学研究突破原有视域提供了理论启示,同时也为思考构建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基本范式的、合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智慧"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入中国时起,就存在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取得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以便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从而科学地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以来的时代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了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革命家、政治领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解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而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康德的形而上学革命

康德的形而上学革命强以华在所谓“传统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康德实际上已发动了一场革命,其影响直接波及现代西方哲学。只有清楚认识了这场革命的内容和重要作用,才能对康德哲学的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并更好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一、康德形而上学革命的前提形而上学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主流,它是早在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确立的一门以超越感性事物的、比感性事物更实在更有价值的东西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形而上学（即他所谓的“第一哲学”）的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作为有的有”）或存在本…     

独·群:中国近代哲学内在矛盾浅析

中国近代哲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冲出书斋面向社会,企图为现实变革和政治斗争提供方法和准则。现实需要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紧迫性决定了中国近代哲学的肤浅与庞杂。在中国近代这个博引古今、包罗中西的哲学体系中,到处充满了各种明显的和隐藏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进步的和守旧的矛盾与冲突。“独”与“群”则是这众多矛盾中最基本的一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40年研讨会侧记

1989年9月19日至22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活跃学术空气,交流研究成果,由上海市哲学学会以及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华东师大、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等单位的有关系、室联合举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40年》大型理论研讨会,出席会议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和哲学教育工作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渗透”、“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的再认识”等主要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现将争鸣所涉及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联系建国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运,尤其是近年来哲学研究的现状,讨论中对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多有涉及。一种观点认为: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是绝对脱离不了政治的,哲学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恩格斯说,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任何一种政治思维都体现着某种哲学思维,都要受某种哲学世界观的支配。同时,哲学思维又高于政治     

国家治理中的“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运动式治理再认识

作为革命时代的政治运作方式在后革命时代的延续,运动式治理的盛行体现为对传统革命动员逻辑的路径依赖,其运作逻辑体现为权威体制下的权力实践。由于运动式治理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所以在政治实用主义的考量之下,运动式治理很难在政策工具中被摒除,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也成为国家治理范式转型的艰难所在。但是,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治理实践,运动式治理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相悖,具有突出的局限性,从而使"范式转换"具有突出的必要性。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制度化治理。     

战国中晚期子家著作中的"亡国"义训

在战国后期的子家著作中,“亡国”一词往往不是用以指陈灭国的事实,而是指称必亡的政治形势,进而也被视作与“王”、“霸”、“危”并立的一种国家类型。作为国家类型的“亡国”,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君主失制。战国诸子语文中“亡国”含义的多重性表明,上古中国政治思想着眼于如何治理好国家,如何在国际的竞争中生存。这与以城邦为视域的古典希腊政治哲学存在明显不同。     

西方治理理论的缺陷与马克思治理思想的超越

当前治理理论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状态。最早提出"治理"概念的西方治理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正面临着民主批判的两面性、国家定位的模糊以及对治理和治理理论可能性的怀疑三方面问题。这些冲突根植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个人-共同体"和"国家-社会"两个维度的矛盾。作为治理理论兴起背景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已经解体,治理理论发展需要新的政治哲学基础。马克思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结构关系的批判性观点,提供了超越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思想依托,与中国的治理实践共同拓展了治理理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尼采与生命政治学:对作为生命政治思想家的尼采的四种解读

20世纪的读者想知道,尼采哲学是非政治的、不关心政治的抑或是反政治的。也就是说,它是否能被民主所吸收,或者是否是反现代的、精英主义的和保守的。意大利哲学家R.埃斯波西托认为,应当将尼采哲学解读为塑造并提供了一种生命政治学的典范。本文讨论了对这一生命政治学的四种解读:作为免疫范式之一部分的生命政治学,作为死亡政治的生命政治学,作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学,以及作为肯定性生命政治学的生命政治学。     

孟子王道治理理念及其时代意义

治理思想属于政治哲学范畴。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就其理论源头来说，原本是先秦儒、道、墨、法四家七子（老、孔、墨、孟、庄、荀、韩）思想的题中要义。在诸子治理思想中，孟子尊王抑霸、仁政惠民、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王道主义尤为突出，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历代开明君臣治国安民的理想，对封建制度自我完善提供着示范作用。近年来，诸子政治哲学再度成为先秦诸子学研究的一个新视域，不同于20世纪中叶那个特定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立场划线、以“进步”“反动”戴帽的实用主义哲学批判，而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建设性的历史文化反思，其目的是反思历史传统，增进文化自信，为建构新时代治道理论提供思想资源和文化支撑。     

“文化实践”:在实践哲学的谱系内——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

无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聚于文化,强调文化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这意味着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践形态和实践领域——文化实践。本文论述了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并把它安置在实践哲学的谱系中,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实践哲学已经蕴含了实践与文化关系的某些线索,但是这一线索并未彰显出来,其实践哲学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马克思“劳动-社会”的实践哲学把实践置于社会领域,社会包含了文化,然而出于现实的需要,马克思主要强调了社会的制度和组织方面。为了理解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动力问题,早期文化研究思潮挖掘和彰显了马克思社会实践的文化内涵,系统论述了文化实践理论,构建了文化实践的新模式。这是在当代全球化时代,适应时代发展的实践形式;它有力地批判了单一的经济决定论,为实践哲学开辟了可能性;它使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实践哲学潜在的文化意义彰显出来,使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论更加完整;它关注大众文化实践,加强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反精英主义。     

马克思生活观的三重意蕴

随着近年来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生活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样式日益凸显出来,并逐渐成长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生长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对生活哲学的元概念“生活”在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和清理尚未完成。这与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研究息息相关。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仅从根本上转换了哲学的主题、性质及发展方向,而且改变了哲学的存在样式。它不再以“存在”、“本质”等这些为我们所熟悉的哲学范畴来表述自身,因此,固守传统的范畴体系和话语方式,将难以从马克思著述中找到哲学的影子,更无法找到生活哲学的影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新…     

弗洛伊德与现代哲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哲学,这不仅是说其主题和考察力紧紧地涉及到哲学所关心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哲学是形成自我意识的文化”,任何宗教、政治、艺术和科学的实践被保留下来,对其先决条件和原则有了意识,而意识它们也就是开始把其哲学化了。在文化的这个或那个领域里,变化出现的太巨大和太突然,不能被已形成的理解和行为的形态同化掉——因为理解是在旧有的传统概念和范畴中进行的,这一变化就是文化革命。革命向哲学提出了     

感受与中国哲学如何做事——对“事”哲学的方法论考察

作为"做哲学"的一种尝试,杨国荣近年来提出的"事"哲学的实质内涵与"事"哲学的做法,对于如何做中国哲学具有启发意义。就"事"哲学的实质内涵而言,"做哲学"是做事之一种,而把哲学理解为做事,可以更恰当地把握中国的哲学传统。哲学家"做哲学"之事,以哲学做事,在遣词造句、辨名析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过程之中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做哲学"需要诉诸感受,其中一个重要面向是哲学话语的可感性。"事"字处在日常用语与哲学术语之间,既是活生生的现代汉语词,又是源远流长的古典词汇。挖掘这样一些字的深意,切磋之、琢磨之,进而实现中国传统术语的当代转换和日常语词的学理提升,让它们成为对当代生活世界具有解释力和感染力的说理词,彰显它们在思考哲学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普遍意义,这对于如何做中国哲学来说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存在之例外与无限之发生——论列维纳斯后期哲学中的主体性

与现代哲学中各式各样反主体性和解构主体性的流行做法不同,列维纳斯以保卫主体性为其哲学宗旨。但列维纳斯所保卫的主体性既不是作为存在之环节,因而可以还原为存在的主体性,也不是自身被视为原则、根据、本原的主体性,而是一种别样的主体性。在列维纳斯哲学后期,这种主体性一方面被视为“存在的例外”,体现在我对他人的说、感受、切近与替代之中;另一方面是对无限的见证,是无限由之发生的方式。如果我们把列维纳斯所说的“主体性”视为中国哲学中“心性”的对应物,而把“存在”或“无限”视为中国哲学中“道体”的对应物,那么列维纳斯这里主体性与存在以及主体性与无限的这两种不同关系,正可视为“心性与道体”在西方哲学中的两种可能。     

中古史上佛教与城市空间流变研究

东汉以后,佛教的传入及其影响力的不断加大,逐步改变了先秦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政治单一化特征。作为一种新兴的作用力,佛教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城市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而且也促进了中国城市街道功能的多元化演进。正是在这种宗教力的推动之下,包括经济、宗教与政治等因素在内的多种合力共同推动了唐、宋之际中国"城市革命"的实现,从而对古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